周 小 兰

皮埃尔·诺拉曾在《记忆之场》一书中追溯记忆与历史之错位与转换*参见[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译：《记忆之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在法国，公众对共济会的记忆远比其本身的历史丰富，是“记忆之场”的典型写照。法国共济会是在大革命中发挥一定作用的、有宗教色彩的组织。该社团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被污名化，大众因其行事诡秘而心生畏惧，部分知识精英夸大了其在政治权力中的作用，甚至将其与阴谋、政变发动者等同起来。这种记忆由某个时期的某个特殊群体承载并在无意识的演变中受到操控，从而使记忆与历史发生错位。随着历史学学科的兴起，记忆和历史逐渐分离，科学的历史澄清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共济会个别化的记忆。如果说史学领域的“结构转向”始于1929年《年鉴》的刊行*黄艳红：《“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42页。，那么共济会史研究的突破则要推迟到20世纪70年代，近两个世纪以来层累的记忆才从历史中抽离出来*下文将详细爬梳法国学术界诸多研究成果，此不赘述。与法国史学界的丰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史学界仅有少数学者关注过这一领域，严谨的学术成果数量有限。目前已成文或出版的论著包括：赵世峰从文学史角度整理普希金与俄国共济会之间关系的两篇论文(《普希金、自由精神与共济会》，《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9年春季号；《“5月4日，我被吸收为共济会会员”——普希金作品中的共济会因素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李书军探究18、19世纪英格兰共济会的起源、意识形态和三次重要转型的博士论文(《论18、19世纪英格兰共济会的重要转型》，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张智涉及法国共济会基本性质的文章(《略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反启蒙运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北京大学马行亮的硕士论文《共济会与法国大革命关系的史学研究》(北京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以及何新的非历史学论著《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密》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这一过程是在新史学的兴起，拉维斯式民族史范式的书写被否定，区域、团体的记忆被历史学家重视的背景下展开，得益于讲求实证的历史学科的完善和各种档案的开放。共济会记忆与历史的错位，是不同年代，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语境下的产物*[美]阿龙·康菲诺：《历史与记忆》，《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29页。。通过对共济会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ique)*诺拉认为，将历史抽离记忆的做法，其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或许是史学史的兴起，在最近的法国表现为某种历史编纂学意识的苏醒。参见[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第7页。的爬梳，记忆向历史转换的过程得以呈现，同时折射出历史学从为民族大义背书转向关注社会层面的事实的大致经过。

法国共济会历史的研究方向到20世纪40、50年代才发生转变。首先，维希政府宣布共济会非法，禁止其活动。共济会顺应形势放弃神秘主义原则，主动公开档案。其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共和派和反教权主义者已赢得主动，反共济会共同体败局已定。20世纪7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突破意识形态的界限取得实质进展。史学家在搜集和整理档案基础上爬梳共济会历史，出版大量论著，再现共济会在法国建立、扩张和衰落的历程，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它与历史上政治运动的关系逐渐得到较公正的对待。这一过程以1974年付梓的《法国共济会史》为起点，学术化的共济会史研究开始成形，不仅如此，历史学、宗教学、国际关系学、文学和音乐学等领域专家组成学术共同体，定期召开共济会史专题的学术会议，史学杂志刊载相关题材的论文，共济会史研究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本文首先考察法国共济会的基本历史和1798年以来关于共济会传统记忆形塑的过程，其后梳理各派人士在政治斗争频繁激烈的19世纪对共济会历史的重塑，最后阐述在具体学科规范的限制下专业历史学家对共济会史的重构及其在后现代主义潮流下区域化、碎片化的趋势。

一、法国共济会简史及其记忆的生成

共济会*本文探讨的对象是“思辨型”共济会(maçonnerie spéculative)，而非是由泥瓦匠组成的行会组织——“实操型”共济会(maçonnerie opérative)。是17世纪以来流行于欧洲的信奉玄奥主义(occultisme)的秘密会社，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思辨性共济会的最早记录可上溯至1641年；在英格兰，这个组织最早的资料见于一本1646年10月的日记，这本日记属于牛津大学的教授伊莱亚斯·阿什摩尔*[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著，刘北成、王皖强编译：《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第16页。。共济会与启蒙运动相关的历史始于1717年。这一年，4个伦敦的共济会分会联合创建“伦敦大分会”(Grande Loge de Londres)，迅速确立了对英格兰各地分会的权威。1723年，共济会确立安德森宪章(Constitution d’Anderson)为其行动纲领，成为一个组织严谨、行动保密的社团，同时向欧洲其他国家及英国殖民地传播。该会吸引了众多贵族、知识精英及王室成员入会，在18世纪下半叶的政治和文化场域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不久以后，与英格兰一海峡之隔的法国也成立了共济会。根据法国共济会大会(La Grande Loge de France)1783年的一份报告，1725年以德尔温特瓦特(Lord Derwentwaters)为首的几位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贵族在巴黎一家名为雨尔(Hure)的餐厅建立了法国第一个共济会总会*J.G.Findel, 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Tome 1, Paris: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1866, p.234.。该会成立初期大多由来自英国的逃亡贵族担任大师傅(最高领袖)*参见法国大东方会官网：http://www.godf.org/index.php/pages/details/slug/histoire-de-la-franc-maconnerie，[发布日期不详]/2016—6—15。。这些人的身份以及总会与英国之间的联系引起法国政府猜忌，共济会成为警察密切监视的对象，1736年国王下令禁止共济会集会。1737—1738年，警察掌握了共济会活动的场地、主要成员的身份和高级会员的动向*Daniel Ligou (dir.), Histoire des francs-maçons en France, Toulouse: Editions Privat, 1981, p.34.。

由法国人自发创办的共济会的起源尚无明确的文本记录，但部分史学家认为其于1732年在军队中形成*Daniel Ligou (dir.), Dictionna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Paris: PUF, 1991, p.715; Alec Mellor, Dictionna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et des francs-maçons, Paris: Belfond, 2005, p.36.。在军队以外，宣传近代科学和自然神论的共济会与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许多著名的启蒙哲学家都加入其中*[美]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著，刘北成、王皖强编译：《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16页。。法国共济会分会中最著名的首推“九女神分会”(la Loge des Neuf Soeurs)，这个在爱尔维修夫人的沙龙中创办的分会，不断吸收学术界、政界、司法界、艺术界和贵族精英为会员*关于该分会的具体人员组成，参见Daniel Ligou (dir.), Dictionna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p.838。，因倡导男女平等、支持人道主义、维护无神论，被极端保守人士仇视和诟病。1738年、1751年教皇克莱蒙十二世(Clément XII)和本笃十四世(Benot XIV)分别颁发谕旨公开谴责共济会。即便如此，法国共济会还是在启蒙运动的助推下壮大，到1776年共济会员达3万人以上*Christian Jacq, La franc-maçonnerie, histoire et initiation, Paris: Robert Laffont, 1975, p.165.。

大革命期间共济会衰败迹象明显。这主要归咎于两大原因：首先，各分会之间在仪式、政治立场、信仰等方面存在分歧，矛盾日益尖锐；其次，共济会作风神秘，无法与当时流行的、公开的集会方式——俱乐部竞争。大东方会由1789年的700个分会缩小至1796年的20个分会*Alec Mellor, Dictionna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et des francs-maçons, p.39.。祸不单行，处于守势的共济会又遭到了反革命政治力量的批判。仇视大革命的奥古斯丹·巴鲁埃尔神父(Augustin Barruel，1741—1820)自1798年起对该会发起露骨批判， 将共济会塑造成洪水猛兽，一方面令人信服地塑造了共济会“他者”的历史，另一方面将流亡海外的反革命势力团结成一个坚实的“想象共同体”。巴鲁埃尔对共济会记忆的构建广为流传，将反革命分子、保王党人和教会人士聚集到反共济会的共同事业之下，形成一股统一的政治力量。

大革命结束以后，法国共济会两大总会大东方会(Le Grand Orient de France)和共济会大会(La Grande Loge de France)的领袖意识到获得政治庇护是社团存亡之关键，于是向掌权者发出邀请。 执政府时期的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Jean-Jacques Régis de Cambacérès，1753—1824年)加入共济会。第一帝国时期，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和热罗姆都加入了共济会，虽然拿破仑本人对加入该会仍有很大保留，但他默认其存在，并以之为搭建外交平台和向罗马教廷叫板的工具。得到统治者认可后，共济会的规模再次达到历史高峰，许多分会以“拿破仑”命名*如“拿破仑大帝”分会(Napoléonnemagne)、“圣拿破仑”分会(Saint-Napoléon)。以讨好皇帝。复辟王朝治下，包括路易十八的宠臣、警察部大臣德卡兹(Elie Louis Decazes，1780—1860年)在内的几位政要加入了共济会，其生存得到保障。但从1818年起，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加紧迫害共济会员，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禁绝共济会，共济会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此外，法国越来越多的分会由无神论者主持，革命倾向明显。七月王朝和拿破仑三世政府开始严格监管共济会，他们在大东方会和共济会大会中安插密探以及时了解其成员动向。1870年法国在色当大败后，共济会公开反对帝制和支持共和的言论，其会员入主政府，第三共和国首届政府的11位成员中有9位是共济会员*Ernest Gilon, La franc-maçonnerie moderne, Paris: Librairie Fischbacher, 1894, p.195, p.206.。

从共济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成员活跃于政治舞台，对法律和政策制定构成一定影响，但该团体成员、各分会之间信仰和政见分歧较大。首先，共济会成员信仰庞杂，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和无神论者均可入会。其次，大多数分会允许会员自由表达政见，因而内部成员之间或分会之间相互攻讦的现象时有发生。1894年发端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共济会内部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德雷福斯是耶稣会阴谋的受害者，另一派则站在反犹主义一边大肆攻击当事人*Ernest Gilon, La franc-maçonnerie moderne, Paris: Librairie Fischbacher, 1894, p.195, p.206.。最后，20世纪初共济会成为各党派人士搭建社交网络的场所，共济会的政治诉求与一般党派无异。总体而言，法国共济会在政治运动中经历了曲折与反复，其记忆也有类似境遇。

成型的、个别化的共济会记忆产生于大革命爆发后，革命派与保王党之间的冲突白热化之际。保王党在1797年选举时获得了较多议席，但选举结果被督政府宣布无效。这一举动引发国内外保王党人的不满与愤恨。由于不少革命派头面人物都是共济会员，该组织被描述为极端的、危险的革命集团，加上教廷早前的敌对态度，反革命的贵族和教士对之缺乏好感。其中一些人将大革命的“原罪”嫁祸于共济会，对其大肆攻击并贴上阴谋论的标签，对其“邪恶”本质大书特书，有意无意地凸显反共济会力量的正义与合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流亡英国多年的反革命教士巴鲁埃尔。他于1793—1798年完成《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Mémoirepourserviràl’histoiredujacobinisme，下文简称《回忆录》)*第一版于1798—1799由佛氏(Fauche)出版社在汉堡出版，此后有若干版本问世。最新的一版是在1818年版本的基础上修改的1974年版，该版本不仅修正了之前版本的错漏，还对相关人名和书目进行了更为科学的分类和展示。，否定“大革命是人民自发的运动”的论断，坚称大革命是一批无神论者、共济会员和雅各宾俱乐部成员推动的旨在夺权的运动。他将共济会与雅各宾派混为一谈，将其描述为法国反基督教的堡垒，再加上其故作神秘的行事作风，对教会和王权构成严重威胁。这一观点得到被迫流亡海外和在国内失势的贵族、教士集团的附和，遂成为共济会污名化记忆的起源，反共济会的记忆以历史论著为载体广泛传播。

该书在19世纪初被翻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1798年在英国出版，1802年在美国出版，1827年在西班牙出版，1827年在意大利出版，1809—1810年在葡萄牙出版。，在海内外构建起反革命共同体，是欧洲反共济会潮流的滥觞。可以说，《回忆录》是反革命阵营渴求已久的“集结号”，造就了反共济会与反启蒙、反革命的共谋。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回忆录》的广泛流传植根于当时反启蒙和反革命的土壤中，保守势力亟需达成共识。巴鲁埃尔结合自身经历、共济会代表人物的书信和某些道听途说的“真相”，揭露共济会起源和性质，介绍其内部构造和成员组成。《回忆录》是第一部系统披露共济会内情的论著，一经出版即引发热烈的社会反响。在《回忆录》中，巴鲁埃尔首先表现出对雅各宾派幽怨的敌意，他将雅各宾派阴谋分成三重：大革命前反教会、反国王的哲学家，以共济会为平台的诡辩家和反对任何形式政府和公民社会以及私有财产的“光照派”(illuminés)*E. Perrenet, 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abrégé par E. Perrenet, Paris: La Renaissance française, 1911, pp.7-8. 共济会从英格兰开始向欧洲传播以后，分成保守的玫瑰十字会派(la Rose-Croix)和进步的积极主张革命的光照派。巴鲁埃尔批判的对象主要为后者。。之后将共济会描绘成对基督教和君主制心怀怨恨的邪教(secte)*“secte”一词在现代法语中本身含有贬义，有“邪教组织”之义。。共济会与启蒙时代的“诡辩家”一起成为反教会和王权的主要力量*Augustin Barruel, 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discours préliminaire, Hambourg: Fauche, 1803, pp.XVIII-XIX,p.XIX.。他在前言开门见山地说，撰写这段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揭露酝酿大革命阴谋的主使人，其策略、阴谋的推进，大革命的帮凶及其勾结的力量*Augustin Barruel, 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discours préliminaire, Hambourg: Fauche, 1803, pp.XVIII-XIX,p.XIX.。在正文中，巴鲁埃尔神父对共济会历史做了一番考据，他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追溯共济会起源，将共济会分为隐修派、神秘主义派和折中派，其中神秘主义派(即圣马丁主义派)对社会威胁最大，论证其从诞生之初，“就毁灭一切社会并消灭一切合法权威，包括父亲对子女的权威，还意图推倒一切王权、君主制和家长制法则”*E. Perrenet, 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jacobinisme, abrégé par E. Perrenet, p.172.。

《回忆录》的出版和流传凸显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张力与对峙，其论点鲜明，前后因果逻辑清晰，有学术考据痕迹，作者冷静的推断和思辨带来的效果远胜于空洞的谩骂。以巴鲁埃尔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以著述立传的方式在革命的废墟上构建了反革命的记忆，这种记忆带着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放大了与创造者观点一致的某些细节，因而极其容易受各种移情、屏蔽、压制和投射的影响*[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第6页。。这种记忆也许包含对过去的再现，但更多的是当下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折射，其镜像随着19世纪的到来继续演变。

二、记忆与历史的博弈：共济会记忆的再塑

在巴鲁埃尔的鼓吹下，法国共济会被大众视为扰乱社会秩序，煽风点火的极端主义者的阵营，又因共济会档案尚未开放，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污名”在19世纪后仍然构成公众的集体记忆。众所周知，这个世纪是法国多个政治派别角力最为激烈的时代，共和主义、教权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并存，将大革命后的法国割裂成若干相互敌对的势力集团。共济会历史的书写承载着这些群体的诉求，成为这场无硝烟内战的战场。此外，19世纪下半叶起，兰克史学在欧洲范围内基本确定了具备严格学科规范和界限的研究范式，实证的历史混合着充满政治意蕴的记忆充斥着这一时期的共济会史论著。

1871年普法战争的失利和第二帝国的告终使法国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共和主义、教权主义等意识形态抬头。最终共和派上台主政，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9年，三位共济会“兄弟”同时出任政府要职：茹尔·格雷维(Jules Grévy)出任共和国总统，甘必大(Léon Gambetta)任众议院议长，茹尔·费里(Jules Ferry)任公共教育部长，第三共和国因此被誉为“共济会共和国”。此期的无神论者兼共济会员政治家推动了反教权主义的世俗化运动*20世纪初推动政教分离运动的埃米尔·孔博(Emile Combes，1835-1921)就是无神论者和共济会员。。 在此期间，随着教会势力的重新壮大，教权主义者、反共和的保守人士站在了共济会的对立面，他们重塑了巴鲁埃尔缔造的共济会传统记忆，唤起舆论对共济会及其影射的共和派阴谋的关注和警惕。

作为保守派和共和派博弈的符号，关于共济会的记忆总共有两大类：反教权和反君主制阴谋组织的堡垒和互助友爱、推崇和平的社团。第一类著述认定共济会操纵政治，拥有难以估量的政治资源，对其权力有过于夸张的描述。1881年《夺权的共济会(1789—1880)》*E.d’Avesne, Franc-maçonnerie au pouvoir(1789-1880), Paris: Victor Palmé, 1881.与1884年《共济会与大革命》*Louis d’Estempes et Claudio Jannet, La franc-maçonnerie et la Révolution, Avignon, 1884.两部史学论著均强调共济会为主导政治运动的强大且神秘的力量，没有走出《回忆录》设定的套路，仍将共济会视作极端主义的堡垒加以批判。前者认为：“法国真正的主宰是最神秘莫测的共济会成员”*E.d’Avesne, Franc-maçonnerie au pouvoir, p.4, p.5, p.72.，“共济会并非如其宣称的那样是慈善、哲学和进步的机构，它是一个组织最严密也最令人生畏的政治机构。其目的在于毁灭基督教，并迅速使法国非基督教化”*E.d’Avesne, Franc-maçonnerie au pouvoir, p.4, p.5, p.72.。后者引经据典得出结论：共济会从18世纪以来就改变策略，“从原则上的宣传和道德层面的影响转至政治行为。这种根本目标的转移需要更加集中和严密的组织。在夏特尔公爵(le duc de Chaitre)的领导下，共济会的野心得以扩张*Louis d’Estempes et Claudio Jannet, La franc-maçonnerie et la Révolution, p.190, p.196.。大革命前夕的三级会议和改革运动都是共济会(涉及Les Amis Réunis, Philalèthes和Les Amis des Noirs三个分会)处心积虑推动的结果*Louis d’Estempes et Claudio Jannet, La franc-maçonnerie et la Révolution。总之，在政治动荡，政权更迭频仍的19世纪，巴鲁埃尔构建的共济会记忆作为政治冲突的理想工具被唤醒。

德雷福斯事件爆发后，反犹主义在社会舆论中声浪高涨，为共济会污名化的记忆增添新的意涵。1906年，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这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对共济会的攻讦再次大行其道。前共济会员博尔·科潘—阿尔邦斯里(Paul Copin-Albancelli，1851—1939)*博尔·科潘—阿尔邦斯里于1884年加入巴黎的“共济会先锋”分会，从秘书做起，一路平步青云，成为该分会头面人物。但自1889年起，他突然发表言论，揭露共济会反教会、干预政治事务的“真相”。1890年他辞去共济会职务后，成为共济会最激烈的批判者，德雷福斯事件东窗事发后，他坚称共济会与之有关。为了加强自身影响力，他在巴黎主办一系列以反共济会为主题的会议。组建“法国反共济会联盟”(Ligue française anti-maçonnique)，又于1910年创办刊物《反共济会评论》(Revueantimaçonnique， 1910—1916)，全面声讨共济会。他将共济会塑造为一个祸害公共安全，使人人自危的组织。他宣称：“(共济会)已经是我们国家的主宰，但还有人蒙在鼓里。”“共济会渗透到法国，加速或阻碍一切运动，尤其是制造或传播一些报纸上、对话中、议会和大街上都能听到的言论。这些言论让国民不安，使国家衰弱，是“毒药”*Revue antimaçonnique, Tome 1, novembre 1910-avril 1911, p.2, p.2, p.6.。“本刊物的目标不仅在于揭露共济会掌管国家的事实，还要在政治、宗教和社会方面向共济会开战。我刊以揭露该邪教在军队、新闻、剧院和工会等领域策动的阴谋为己任。”*Revue antimaçonnique, Tome 1, novembre 1910-avril 1911, p.2, p.2, p.6.该杂志第一期收录了参与调查德雷福斯事件的极右翼军官基涅少校(Louis Cuignet)的论文《反犹主义与犹太人》，并置于首篇位置。文章作者极力捍卫反犹主义，指出反犹主义只是一种正当的抗争(protestation)，声称:“反犹主义不能容忍犹太人统领我们的军队，见其堕落嗤之以鼻；控制我们的财政，利用之牟取暴利；掌控我们的法庭，对其发号施令。”*Revue antimaçonnique, Tome 1, novembre 1910-avril 1911, p.2, p.2, p.6.在旗帜鲜明的反共济会刊物上刊登右翼军官的反犹宣言，可见此时反犹主义已与反共济会记忆合体。

《反共济会评论》逐步履行了其创刊宣言：揭露共济会组织、结构和历史以及该会在欧洲的发展状况、发展阶段，其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控诉共济会操控大革命及其他政治事件的经过。该杂志收录的论文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缺乏档案论据。教权主义、保守主义和反犹主义等意识形态在重塑的共济会记忆中流露出来。

第二类著述以弘扬共济会平等和博爱准则为主，赞同大革命确立的政治道德和价值观，站在教权主义、反犹主义的对立面。德国共济会员、出版商芬德尔(J.G.Findel)*共济会员芬德尔出身贫寒，1848年考入慕尼黑大学，后因参与政治运动于1849年被拘禁。退学后，他从事图书贸易，于1856年加入拜罗伊特(Bayreuth，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北部地区)的共济会(Eleusis)。后前往莱比锡专门从事共济会书籍的出版活动。为了澄清共济会所背负的恶名，于1866年出版《共济会创立至今的历史》*J.G.Findel, 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1866.，并很快被译介至法国。在此书中，作者声明：“根据共济会宪章的原则，本会不参与任何政治行动和论争，以好市民的标准培养会员，让他们为人类的福祉而劳作，并在其中培育出秩序和平等的观念。”*J.G.Findel, 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préface, p.20, p.17， p.22.共济会的任务在于“以道德的提升实现自然与神意的结合，这不仅是人性的目的，也是本会的宗旨”*J.G.Findel, 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préface, p.20, p.17， p.22.。在这一声明中，虽然芬德尔极力为共济会政治中立的态度辩解，但其书字里行间均是支持民主共和的论调，透露出自由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芬德尔在阐明共济会与教会关系时的措辞有微妙变化，隐晦地表达出共济会与教会之间存在的芥蒂，更多的是担忧天主教会对共济会莫名的仇视。“共济会对教会的态度与对政府之态度一致”，然而，“由于一些歪曲事实的描述和错误的评价，天主教会和其他教会在无法证明共济会存在实质危险的情况下对其表示敌意，这种敌意很不幸地源自不公正的质疑和猜忌，尤其来自对共济会本质和影响的全然无知”*J.G.Findel, 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préface, p.20, p.17， p.22.。1850年出版的《共济会的哲学史：其原则、表现和趋势》*Hauffmann et Cherpin, Histoir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Ses principes, ses actes et ses tendances, Lyon, 1850.和1866年法国大东方会自行汇编的《19世纪共济会历史参考资料》*Le Grand Orient de France, Documen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au XIXe siècle, Paris:Imprimeur du Grand Orient de France, 1866.都持类似观点。

从历史学学科演进的角度来看，19世纪是兰克的世纪，科学的历史倡导以档案证史，但被传统记忆长期“绑架”的共济会历史的学术化进程显然较为迟滞。20世纪40年代，民主共和为大势所趋，政教分离已成定局，式微的教权主义、保守主义和反犹主义已无法为反共济会言论提供舆论土壤。同时，维希政府下令关闭共济会并将其档案交由法国国家图书馆(Fonds de la franc-maçonneri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保存。如此形势下，基于官方和私人档案的共济会历史突破了巴鲁埃尔以来的记忆谱系，传统记忆逐渐从现代历史中抽离出来，关于共济会的叙事转向一套受较严格学科规则限定的书写方法。结果是，去污名化的、带有分析和批判意味的史学研究较为公允地再现了共济会发展历程的部分真相。

三、科学的历史：历史与记忆的分离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专业史学家整理、分析大东方会和法国共济会大会档案，辅以教会和政府各部门的官方档案，实现共济会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史学家整理和解读相关档案，勾勒出该会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在诸如“共济会与大革命” “共济会与政权” “共济会与天主教会”等领域取得不俗进展。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通过实证研究揭示，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关于共济会的记忆与其历史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

历史学科形成后，共济会历史呈现新的面相。索邦大学教授皮埃尔·舍瓦里耶(Pierre Chevalier)于1974年出版3卷本的《法国共济会史》*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française, Paris: Fayard, 1974.，成为当代共济会史研究最为权威的著作之一。该书在整理法国共济会主要分会档案、国家档案馆和省档案馆相关档案的基础上，考察了1725年至1945年法国共济会的发展历程。除了全面利用共济会主要分会和官方档案，作者推崇以中立和开放的态度书写共济会历史。舍瓦里耶意识到层累的共济会记忆对其客观历史的渗透，他在前言中提醒史学家参与共济会史研究时需注意“情景化”的几个问题：(1)史学家本人尽量不要是共济会员；(2)不能全盘接受共济会敌对势力散布的偏激言论；(3)要用史学思想来进行分析，不要用当下的眼光来评判共济会的过去，反之亦然*Pierre Chevalier, 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française, Paris: Fayard, 1974, Avant propos, p.II, p.VII.。 “用史学思想中立地看待共济会历史，摒除各个时代对共济会褒贬不一且极端的看法，创造性地以社会学现象”(phénomène sociologique)解读共济会*Pierre Chevalier, 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française, Paris: Fayard, 1974, Avant propos, p.II, p.VII.。在界定自己旁观者身份后，舍瓦里耶以不掺杂政治立场的态度审视共济会各期的历史，他认为法国共济会性质并非一成不变，18世纪下半叶草创时期具有贵族特质，但19世纪向资产阶级社团过渡，支持民主、共和的趋势日益明显。当这一结论得到普遍认可之后，铁板一块的共济会阴谋论不攻自破了。

与舍瓦里耶齐名的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阿兰·勒·比昂(Alain le Bihan)整理和分析了18世纪下半叶以来大东方会和法国共济会大会的档案，著有《18世纪末法国大东方会的巴黎共济会员》和《18世纪下半叶法国共济总会与大东方会各分会及其集会》*Alain le Bihan, Francs-maçons parisiens du Grand Orient de France (fin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66. Loges et chapitres de la Grande Loge et du Grand Orient de France (2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67.两本代表作。作者从卷帙浩繁的会议记录、成员名单、各式汇报和通信文件中梳理出涉及共济会内部机构和组织流变的信息，这是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比昂对历史真相的挖掘紧扣共济会档案，他的成果是后进学人掌握和梳理共济会档案的指南。大革命史学家索布尔曾对比昂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比昂的研究正是共济会史研究应有的路径*Daniel Ligou, “Sur l’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Une ‘maçonologie’ scientifique est-elle possible ?”, Dix-huitième Siècle, N°4, 1972, pp.69-70.。

同时，科学的共济会历史不断完善，其中集大成者有丹尼埃尔·里古(Daniel Ligou)和弗朗索瓦·克拉维里(François Collaveri)。里古长期从事共济会历史的研究工作。他自20世纪60年代从事共济会地方分会历史的研究*La Loge maçonnique de Sorèze de 1786 à 1815, Albi：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1963. Avec l’abbé J.-C. Desbrosse, La franc-maçonnerie à Chalon-sur-Sane et à Macon au XV Ⅲe siècle, Paris: Lauzeray, 1979.，80年代以后关注共济会历史的重大命题：共济会与大革命、教会的关系*Daniel Ligou, Franc-maçonnerie et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1799); Franc-maçonnerie et révolutions, Paris: Chiron-Detrad, 1989; “Franc-maçonnerie et protestantisme”, Dix-huitième Siècle, N°17, 1985, pp.41-51.。 此外，里古于1972年发表论文，梳理40年代至70年代问世的共济会史研究成果，他首先肯定共济会学(maçonologie)取得长足进步，之后详述这一分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已具备严谨的科学性。据他统计，此时期出版或发表的绝大多数论著均引用了巴黎或地方档案，实证研究成果斐然，但他开始担忧单一研究范式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建议像比昂那样寻求研究的必要工具并引介社会史方法*Daniel Ligou, “Sur l’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Une ‘maçonologie’ scientifique est-elle possible ?”, Dix-huitième Siècle, N°4, 1972, p.68.。

此外，共济会与权力之间的纠葛在传统记忆中常被拿来大做文章，引起舆论恐慌和敌意。克拉维里(François Collaveri)以共济会与波拿巴家族的关系为例，尝试呈现并澄清二者关系。他于1982年出版《波拿巴家族的共济会》*François Collaveri, La franc-maçonnerie des Bonaparte, Paris: Payot, 1982.，该书利用共济会主要分会的档案和与波拿巴家族关系密切的分会档案，结合帝国时期内政部和外交部档案，拿破仑、其兄弟姐妹及其亲信的言论，得出结论：复兴的共济会不仅无法控制政府和军队，还被皇帝收编、成为其统治和外交工具。本书分两部分，首先追溯共济会在法国的发展历程，它经历大革命的洗礼后走上改革之路，为获得政权护荫向政治家妥协。之后，他专门追溯共济会成为拿破仑帝国对外扩张有力宣传工具的过程。该书以实证方法为共济会史研究提供了典范。可惜文章最终没有解答“在家人和亲信纷纷加入共济会的情况下，拿破仑本人到底立场为何？”的问题。4年以后克拉维里尝试解答这一问题，他于1986年出版《拿破仑：共济会皇帝》*François Collaveri, Napoléon empereur franc-maçon, Paris: Tallandier, 1986.，探讨共济会在政府和外交网络中的功能，以及皇帝如何谨慎地与之保持安全距离的问题。

克拉维里的结论颠覆了巴鲁埃尔们制造的反共济会记忆，同时宣告受意识形态掣肘的传统记忆之终结，记忆与历史分道扬镳。共济会历史的书写发生质变：实证历史学科规范的确定、大量共济会档案的开放，促成了记忆与历史的分离和转换。长期以来被意识形态—记忆垄断的几个主题，均获得澄清。历史学家虽然仍在层累的记忆包围下创作历史，但有意识地与之保持距离，使之规范化。新史学潮流下，以历史学科基本范式佐以官方档案编纂的共济会史迸发出新的活力，但也不可避免地走进困局。

四、后现代的历史：区域化和碎片化倾向

在学术界和大众认识社会的需求甚于构建民族大义的总体氛围下，专业的共济会史研究势必走向深化和细化。官方档案常被批判为君主制的记忆遗存，私人档案、共济会地方分会档案成为突破单一历史书写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后现代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学者哈桑曾总结出后现代主义的几大特点，其中包括中心分散、四分五裂、反对形式、毫无秩序等(Margaret A. Rose, The Post-modern and the Post-industrial: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91, pp.49-50. 转引自杨共乐：《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72页)。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济会史研究区域化和碎片化的趋势符合上述后现代主义的几个特征，因而笔者以“后现代”定义此期共济会史。杨念群认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产生是与所谓现代问题相伴随的结果，“现代”与“后现代”有某种共生的特征(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第8页)。共济会历史编纂学发展历程中表露出来的“现代”与“后现代”的趋势符合这一论断。70—80年代起，在几个重大主题实现突破后，研究者也在不断反思该领域未来的走向。，史学家开始反省和批判已有的研究范式和结论，再加上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Daniel Ligou, “Présentation”, Dix-huitième Siècle, N°19, 1987, La franc-maçonnerie, p. 5.的引介，共济会历史区域化、碎片化倾向日益明显。如果说去意识形态的共济会史学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取代了关于共济会的记忆，那么进入20世纪80年代，区域化、碎片化的叙事主导了共济会历史的书写。

一方面，区域史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甚至超越法国疆域，涉及共济会的海外分会。

得益于地方共济会档案的全面公开，法国共济会区域史研究有所突破。1974年雅克·布朗格在《1760至1789年迪南的共济会》*Jacques Brengues, “La franc-maçonnerie dinannaise de 1760 à 1789”, Annales de Bretagne et des pays de l’Ouest,Tome 81, N°1, 1974, pp.131-149.一文中以迪南地区的共济会档案统计该市镇共济会的数量、组织和成员。1985年布鲁诺·布朗维兰的《18世纪下半叶安茹的共济会》*Bruno Blanvillain, “La franc-maçonnerie en Anjou pendant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de Bretagne et des pays de l’Ouest, Tome 92, N°4, 1985, pp.411- 418.指出该地区共济会中反革命和革命分子数量相当，否定大革命期间安茹地区存在所谓的“共济会阴谋”。1987年里古发表《勃艮第共济会的起源》*Daniel Ligou, “Les origines de la maçonnerie bourguignonne”, Dix-huitième Siècle, N°19, 1987. La franc-maçonnerie, pp.189- 203.，作者用基本的历史考据方法，对照第戎地区档案和荷兰共济会档案馆(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Grand Lodge, Kloss Collection)的资料，将该地区里洛分会(Lillo Loge)的创建年份从最初的1767—1769年间推前至1748年，并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1748—1767年间第戎共济会何以失声？

共济会国别史研究也有斩获。1987年玛丽—塞西尔·雷沃热发表《英国共济会与东方主义》*Marie-Cécile Révauger, “Franc-maçonnerie et orientalisme en Grande-Bretagne”, Dix-huitième Siècle, N°19, 1987, La franc-maçonnerie, pp. 21-32.探讨英国共济会的“东方情结”，作者将共济会的东方情结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有较强现实意义。2001年她又发表了《从实践型泥瓦匠行会到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分裂、连续与发展》*Marie-Cécile Révauger, “De la maçonnerie”opérative“à la franc-maçonnerie: ruptures, continuité, évolutions en Angleterre et en Ecosse”, XVII-XVIII,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études anglo-américaines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N°52, 2001, pp. 21-34.，尝试区分14—17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地区实践型泥瓦匠行会与18—20世纪兴盛的“思辨型”共济会，作者描述这两个组织的基本构成、宗教因素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后，尝试判断这种过渡是历史的断层还是延续。1987年丹尼埃尔·博瓦发表了《共济会的新视野：中欧和东欧》*Daniel Beauvois, “Du nouveau sur la maçonnerie en 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le”, Dix-huitième Siècle, N°19, 1987, La franc-maçonnerie, pp. 61-71.,探讨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波兰共济会的历史沿革及其在特殊历史时期与巴黎、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共济会的联系。同年，埃尔默·雷纳尔特尔和让·蒙多合写《奥地利的共济会》*Helmut Reinalter et Jean Mondot, “La maçonnerie en Autriche”, Dix-huitième Siècle, N°19, 1987, La franc-maçonnerie, pp. 43-59.，向读者展示了奥地利共济会不同于法国的发展路径，对共济会在欧洲传播的共性与特性进行总结。

此外，法属海外殖民地分会的研究也引起不少学者关注。1969年，扎维尔·雅科诺发表《一个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的共济会(1785—1884)》*Xavier Yacono, Un siècle de franc-maçonnerie algérienne(1785-1884), Paris: G.-P. Maisonneuve et Larose, 1969.，呼吁区分“在阿尔及利亚的”共济会与“阿尔及利亚的”共济会 。作者围绕殖民地如何模仿法国模式创建、组织共济会以及该组织如何回应当地居民的政治诉求两方面展开。1998年，弗雷德里克·昂格莱维耶勒发表《大洋洲共济会史研究：喀里多尼亚联盟分会(1868—1940)》*Frédéric Angleviel,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en Océanie. La loge Union Calédonienne, 1868-1940”,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océanistes, 106, 1998-1, pp.17-38.一文，整理了法国的大东方会于1868至1940年间在法国海外属地新喀里多尼亚首府努美阿(Nouméa)创建“喀里多尼亚联盟”分会的历史脉络。作者研究表明，该会至少在三个方面与世俗社会联系紧密：(1)世俗教育；(2)殖民地的知识教化；(3)与教权主义的抗争。这一结论为思考共济会的历史功能提供借鉴。同年，雅克·达洛兹发表《殖民地共济会中的越南人》*Jacques Dalloz, “Les Vietnamiens dans la franc-maçonnerie coloniale”,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tome 85, N°320, 3e trimestre 1998, pp.103-118.追溯了第二帝国时期共济会在印度支那传播的状况。

另一方面，面对庞杂的档案，一些史学家开始另辟蹊径，以个人或阶级的角度观察共济会，共济会历史走向碎片化。

以某个历史人物为切入点来观察共济会历史，对完善共济会史研究意义非凡。1987年帕特里克·吉永在《安托万·艾斯莫南·德·丹皮埃尔：第戎法官与共济会员(1744—1824)》*Patrick Guyon, “Antonin Esmonin de Dampierre, magistrat et franc-maçon dijonnais (1744-1824)”, Dix-huitième Siècle, N°19, 1987. La franc-maçonnerie. pp.179-187.中追溯了第戎穿袍贵族德·丹皮埃尔的一生。他曾是法国共济会领袖维勒莫兹(Willermoz)的狂热追随者，大革命期间家产被充公、贵族头衔被取消，复辟王朝时期他成为极端保王党的一员，后受浪漫主义影响，被聘为斯塔尔夫人的老师。作者考察德·丹皮埃尔的人生履历，以此折射出共济会复杂多元的历史和面相，以微观的视野解构了传统记忆对历史的歪曲。

此外，学界对共济会内部阶级构成的研究继续深入。这一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引起学者关注，1953年博尔·勒略发表《共济会：“社会因素”》*Paul Leuilliot, “La franc-maçonnerie, ‘fait social’”,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8èmeannée, N°2, 1953, pp.241- 244.一文，他号召史学家从共济会档案出发，统计共济会的阶级组成。1995年伊夫·伊维尔—麦斯卡发表《复辟王朝治下共济会的苦难、希望与变故：以瓦尔省为例》*Yves Hivert-Messeca, “Misère, espérances et mutation de la franc-maçonnerie sous la Restauration: l’exemple varois,” Annales du Midi: revue archéologique, historique et philologique de la France méridionale, Tome 107, N°209, 1995, pp.79-89.一文，作者考察了瓦尔省共济会的阶级结构，认为随着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离场，中间等级(couches intermédiaires)——小资产者成为共济会主要成员。2003年皮埃尔—伊夫·博尔派尔出版《共济会的空间：18世纪欧洲的社交性》*Pierre-Yves Beaurepaire, L’espace des francs-maçons, une sociabilité européenne au XVIIIe siècl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3.一书，他在参考“18世纪50000名共济会员数据库”的基础上，注意到18世纪法国共济会吸收了几百名税务、司法和审计官员，医院、军队和文职主管及路桥工程师为会员，这些中等文官构成一支实力不容小觑的力量。作者利用国家图书馆的共济会档案和外省档案整理并分析了这些共济会员的活动空间和关系网络，勾勒出共济会社交网络的结构和空间*Pierre-Yves Beaurepaire, L’espace des francs-maçons, une sociabilité européenne au XVIIIe siècle, p.542.。次年，他发表《中级官员：社交性与共济会——一个大有希望的领域》*Pierre-Yves Beaurepaire, “Officiers ‘moyens’, sociabilité et franc-maçonnerie. Un chantier prometteur”, Histoire, économie et société, 2004, 23e année, N°4, pp.541-550.一文，呼吁对史学界偏重大东方会或共济会大会历史而忽视中小城镇共济会社会史的做法进行纠偏，以身为中级官员的会员为考察对象，呈现共济会社会史中一个别开生面的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反思现代史学的意愿催生了新的史学范式，以传统史学方法爬梳史料，澄清传统记忆，创作出较为可信的故事，已不能满足当代史学家的学术追求。在此基础上，他们引入其他学科范式，得出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区域化、碎片化趋势走向极致。如何突破这一窠臼，改变共济会史的上述境况，至今仍困扰着共济会史学家。

结 语

从上文列举的成果来看，法国共济会史的考察还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首先，共济会分会数量众多，且各分会之间有各自独特的礼仪、信仰和政见，对其通史进行概括和描绘异常艰难。以舍瓦里耶为代表的史学家以时间顺序为主轴，依政治史的发展脉络引介较有影响力的共济会，缺乏专门介绍和系统分类，以致读者难以对共济会的源流、组织和原则形成进一步认识。其次，大量研究在整理共济会档案的基础上完成，主要以传统考据方法还原历史，结合其他社会学科方法展开的史学研究仍在少数，这相较于法国史学其他领域(如出版史、动物史和气候史)的研究水平而言是滞后的。最后，共济会史研究团队规模甚小，目前只有1987年里古在《18世纪》杂志上成功组稿发表共济会研究的前沿成果。相关学术会议虽定期召开，但影响有限，资助会议的多是共济会团体、天主教学院等非正式学术机构。研究人员虽然著作丰富，但甚少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巴黎一大、四大等史学重镇任职。从相关成果的出版单位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未引起主流出版集团的兴趣*史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出版单位包括法国大学出版社(PUF)、弗拉马里昂出版社(Flammarion)和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等知名出版社。。因此，共济会史研究在学界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综上所述，传统的记忆是在国家—民族框架下，以过去即以历史来寻求合法化*[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第10,10页。。1798年一本布鲁埃尔的《回忆录》制造了当时社会对共济会的传统记忆，实现了其构建“想象共同体”的政治目的。到了19世纪，反共和的教权主义者唤醒这一记忆，遂引发其与反教权共和派争夺共济会历史话语权的连锁反应。质言之，共济会记忆的生成、形塑和终结一直在二元对立的反革命与革命，民主与保王，教权与反教权等意识形态下发生，这为当代史学家书写真实历史制造了若干障碍。但学术化的叙事最终驱散了意识形态—记忆的“迷雾”，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共济会历史书写。今天，以未来寻求合法化是史学家反思的动力*[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第10,10页。。史学家的研究旨趣转向社会层面以后，共济会发展历程、组织形式和政治角色等传统主题实现突破。时至今日，研究者旨趣由宏大的叙事转向细枝末节的深描，这一趋势对该领域形成完整解释体系并扩大影响的前景并不乐观。虽然法国当代史学界完成了共济会史从记忆到历史的转换，但在意识形态被弱化的学术领域，共济会史研究走向碎片化并有可能被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