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小 兰

皮埃尔·诺拉曾在《记忆之场》一书中追溯记忆与历史之错位与转换*参见[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译：《记忆之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在法国，公众对共济会的记忆远比其本身的历史丰富，是“记忆之场”的典型写照。法国共济会是在大革命中发挥一定作用的、有宗教色彩的组织。该社团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被污名化，大众因其行事诡秘而心生畏惧，部分知识精英夸大了其在政治权力中的作用，甚至将其与阴谋、政变发动者等同起来。这种记忆由某个时期的某个特殊群体承载并在无意识的演变中受到操控，从而使记忆与历史发生错位。随着历史学学科的兴起，记忆和历史逐渐分离，科学的历史澄清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共济会个别化的记忆。如果说史学领域的“结构转向”始于1929年《年鉴》的刊行*黄艳红：《“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42页。，那么共济会史研究的突破则要推迟到20世纪70年代，近两个世纪以来层累的记忆才从历史中抽离出来*下文将详细爬梳法国学术界诸多研究成果，此不赘述。与法国史学界的丰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史学界仅有少数学者关注过这一领域，严谨的学术成果数量有限。目前已成文或出版的论著包括：赵世峰从文学史角度整理普希金与俄国共济会之间关系的两篇论文(《普希金、自由精神与共济会》，《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9年春季号；《“5月4日，我被吸收为共济会会员”——普希金作品中的共济会因素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