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晓 虹

晚清尽管出现了“写情小说”这一类型，但对“情”的言说其实相当纷杂。引吴趼人(1866—1910)标为“写情小说”的《恨海》中的解说为例(吴还有“苦情小说”《劫馀灰》、“奇情小说”《情变》等)：“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这种情“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而一般人所理解的“情”即“儿女私情”，吴趼人认为那“只可叫做痴”，或竟可称为“魔”*吴趼人著，王俊年校点：《恨海》，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页。标点略有调整。。在《劫馀灰》第一回中，他也讲了大致相同的意见，甚至说：“大而至于古圣人民胞物与、己饥己溺之心，小至于一事一物之嗜好，无非在一个‘情’字范围之内。”*我佛山人：《劫馀灰》第一回，《月月小说》第10号，第40页，1907年11月。以这样广阔的对于“情”的理解，林纾也正该称为“有情人”或者“至情人”。

《不如归》引发的“冤抑之情”

190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纾(1852—1924)与魏易(1881—1931)合译的小说《不如归》，作者为日本著名小说家德富芦花(1868—1927,本名健次郎)。原作1898年11月29日至次年5月24日，在芦花之兄德富苏峰(1863—1957)主持的报纸《国民新闻》上连载；经过修订，1900年1月由民友社刊发了单行本，此后不断再版，成为明治时期著名的畅销书。1909年1月，《申报》的《不如归》广告称其“已叠版七十余次”*商务印书馆：《新年消闲之乐事·(哀情小说)不如归》，《申报》第2张第8版，1909年1月28日。。实际上，1909年该书出版10年，已印行了100版；至1927年9月作者去世，总共印行了190版，发行50万册*郭勇：《“畅销书”的策略：透视〈不如归〉的帝国主义话语》，《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第2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3,96—97页。。其间，1904年，小说由盐谷荣与Edwin Francis Edgett合作译成英文“NAMI—KO”(小说中女主角浪子的日语读音)，林纾与魏易即主要依据此本译出*相关翻译情况可参看邹波：《林纾转译日本近代小说〈不如归〉之底本考证》，《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9年秋季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第123—129页。。此外，《不如归》还出版过德、法、波兰、俄、捷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朝鲜等文字的译本*参见邹振环：《〈不如归〉的魅力》，氏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226页；潘少瑜：《国耻痴情两凄绝：林译小说〈不如归〉的国难论述与情感想像》，台湾《编译论丛》第5卷第1期，2012年3月，第99页；杨文瑜：《文本的旅行——日本近代小说〈不如归〉在中国》，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并且，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也曾经一度动过翻译的念头*参见周作人谈、梁綖武译《闲话日本文学》：“鲁迅住在东京的时候，曾有一度想从日本语直译出来，可是终于如原样的未动手。”(《国闻周报》第11卷第38期，第2页，1934年9月24日)，足见其感染力之强。而在林译之前，1906年，已经有一位署名“惜月轩”的译者译过此书，目前可见同年10月在东京印刷、北京发行的汉译《不如归》上卷。

《不如归》最大的特色是写实，此即英译本在封面使用了“A REALISTIC NOVEL”(“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的原因。小说乃是根据陆军元帅大山严(1842—1916)的长女信子的婚姻悲剧写成。信子1893年(明治26年)嫁给了警视总监三岛通庸(1835—1888)的长男三岛弥太郎。婚后两个月，信子患肺结核，次年离婚，不久死去。这个本事经过德富芦花的加工，变成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其间，无论是情节设置还是人物身份，小说都有所改动。离婚过程中，男主角的态度本来也起了作用，但在小说中变成了受制于其母，在男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造成了离婚事实。为此，《不如归》中的男主角川岛武男被设定为海军军官，以便他能够不断离家外出(而三岛弥太郎本人的履历是出任过农商务省、递信省嘱托，横滨正金银行董事长，日本银行总裁等职)*郭勇：《“畅销书”的策略：透视〈不如归〉的帝国主义话语》，《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第2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3,96—97页。，其与夫人片冈浪子之间的家庭悲剧，也被放置在离婚当年发生的日清战争的背景中展开。

可以想象，《不如归》之所以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应当是因为它能够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得到满足。这部小说在明治时期的日本，“是作为一种家庭小说而受到读者的欢迎的”*[日]吉田精一著，齐干译：《现代日本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6页。。小说中最动人的情节，正是男女主人公优雅、浪漫的纯真爱情，以及专制家长强迫拆散一对热恋中的夫妻，导致病中的女主角凄凉离世。而转换到中国语境，如惜月轩在《序》中强调的是，《不如归》“既可以陶淑性情，又可以发达智识”；前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净化作用，后者则关系到晚清对小说的格外看重，故译者认为，以小说辅助“各种科学”，“方可以达学问之极点”*惜月轩：《序》，[日]芦花生著，惜月轩译编：《(汉译小说)不如归》序2、1页，东京：共成舍，1906年。感谢樽本照雄先生提供了相关资料。。实则，此一对《不如归》有益德育与智育的期待，终不如商务印书馆将其定位为“哀情小说”更能打动人心。广告中着力推赞的“摹写情节，哀艳动人”*商务印书馆：《新年消闲之乐事·(哀情小说)不如归》。，确是吸引众多中国读者的核心要素。

在此背景下，阅读林纾为《不如归》撰写的译序，很容易发现其说不但和日本明治社会有距离，甚至与惜月轩、商务印书馆也大不同。当然，在序言开篇，林纾也会肯定：“小说之足以动人者，无若男女之情。”并以《不如归》为其所“译书近六十种”中最悲情的三部作品之一，即“最悲者”《黑奴吁天录》，“又次则《茶花女》，又次则是书矣”*林纾：《序》，德富健次郎原著，林纾、魏易重译：《不如归》，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1914年新版，序1页。，从而使商务印书馆关于“哀情小说”的分类有所依托。同时，借助英译本译者与德富芦花本人对小说写作意图的一再宣示——揭露“日本特有的家庭制度”带来的“家长特权过度行使”的“恶行”*塩谷栄、E.F.Edgett《前言》：“由于日本特有的家庭制度，家长特权过度行使造成了许多恶行。如《不如归》所描述的离婚问题，正是其中突出的一点。”(Owing to a peculiar Japanese household system, many evils have resulted from an undue exercise of the prerogatives allotted to the head of a family. The question of divorce, as depicted in Nami-ko, is its salient point.)见Sakae Shioya and E.F.Edgett,“Introduction” to Kenjiro Tokutomi,Nami-Ko, A Realistic Novel, trans. Sakae Shioya and E.F.Edgett(Boston:Herbert B. Turner & Co.,1904), vi.德富芦花《作者自序》：“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试图用小说来改造我国的社会风俗，因为，比之于改革者，我更是小说家。但是，对恶行的揭露往往是导向其毁灭的开端，我做到的或许比我已经认知的更好。”(It was not, of course, my purpose to attempt to reform the social customs of my country by means of fiction, for I am certainly more novelist than reformer, but, as the exposure of an evil frequently paves the way for its destruction, I have perhaps builded better than I knew.)见Kenjiro Tokutomi , “Author’s Preface” to Nami-Ko,ibid.,viii-ix.，林纾也因此赞扬作者撰写小说“以为家庭之劝惩，其用意良也”*林纾：《序》，《不如归》，序1页，序1页。。只是，与出版方及原作者的关切点仍然有很大偏差，如此动人的男女悲情故事与家庭悲剧并没有占用林纾很多笔墨，或竟是一笔带过。译者显然别有关怀，以致序文的主体令人意外地留给了对于甲午海战的评述。

尽管如前所述，出于情节设置的需要，或者也可以说是基于畅销书的品格*郭勇指出：“在《不如归》这部小说中并置了恋爱、疾病、战争、家族制度这样四个层面上的内容。”尤其是疾病与战争作为作者精心设计的两个巧妙装置，迎合了日本自明治以来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不如归》得以成为风靡日本半个多世纪的畅销书(见《“畅销书”的策略：透视〈不如归〉的帝国主义话语》，《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第2辑，第94—102页)。，《不如归》中出现了日清战争具体场景的描写。但还是应该承认，战事并非小说叙述的重心，因此在篇幅上所占比例很小。实际上，除去片段的穿插，在全书总共二十五章(英译改为二十七章，林译同)之中，正面展开的战争叙述仅见于下篇第一章。而林纾作序时，却撇开了家庭悲剧这条主线，专究心于“其中尚夹叙甲午战事甚详”*林纾：《序》，《不如归》，序1页，序1页。的旁支，以致在近千字的序言里，对战争的论述多达八百馀字，不可不谓畸轻畸重。若要探寻林纾所以偏重于此的原因，首先仍应回到英译本的语境。

平心而论，在英译本的序言中，译者与作者的声音并不一致。德富芦花更多表现出人道主义者的同情心，故其《自序》通篇所论，都在阐述日本社会所发生的“人性、自由、正义思想正日益取代陈旧的儒家伦理”(the ideas of humanity, liberty, and justice are day by day displacing the worn-out Confucian ethics)的社会变革，希望能以其小说，“令大洋彼岸人士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想法和我们所经历的斗争有所了解，从而加强我们之间的同情纽带”(serve to acquaint you who liv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with the manner in which we live, how we feel, and what we think, what struggles we are passing through, and so tend to tighten the bonds of sympathy between us)*Kenjiro Tokutomi,“Author’s Preface” to Nami-Ko,ix.。而盐谷荣虽然也提到了德富芦花的“作品代表了人性，纯粹而简单” (It is for humanity, pure and simple)，赞扬《不如归》的描写“富于同情心和想象力”(accomplished in his sympathetic and imaginative treatment)*Sakae Shioya and E.F.Edgett,“Introduction” to Nami-Ko,vi.，但置于《前言》首位的却是对日本战胜中国的大力揄扬：

《不如归》一书的流行，还必须考虑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这部小说在现代日本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体现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不仅是两国发生冲突的历史事件，也是日本第一次宣示其国家意识的存在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因此，基于书中武男和将军(引者按：指浪子的父亲片冈毅陆军中将)两个角色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如归》一书对日本人民而言是珍贵的。*”The popularity of Nami-ko, however, must also be sought in another conspicuous fact, viz.: the novel stands unparalleled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at it embodies the spirit of knighthood in Japan. The China-Japan War of 1894-95 was not merely an historical event in which the two nations came into conflict. It was the first case in which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its existence and possibilities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asserted itself.……Nami-ko is therefore dear to the Japanese people through the patriotic spirit of two characters-Takeo and the General.”同上，v-vi.

这样一种对小说主旨的揭示，尽管没有在德富芦花的《自序》中得到响应，却完全有可能在中译本记述者林纾那里激起回声。

显而易见，盐谷荣自豪的是日本经由与中国的甲午一战而崛起，这一对日本而言是荣耀，在战败国子民林纾的心中引发的却是深重的国耻。以此，《不如归》译序的结尾充满对国事的焦虑与激情：“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只是，其于序文中所抒发之“胸臆”、所表露之“血诚”，固然包含了对“致败”原因与“更革”之道的探讨，却终不及“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林纾：《序》，《不如归》，序3、2、1页。的发端更令人印象深刻。

而最让林纾悲情难抑的《不如归》情节，主要发生在中译本第十八章《鸭绿之战》(日文原本为下篇第一章)。此章详细叙述了1894年9月17日发生在黄海大东沟海面的中日海军大战，男主角武男被安置在日军旗舰松岛号上，在激战中也身受重伤。德富芦花本不曾亲临战场，小说中所有关于甲午战争的描写，除了凭借当年的战事报导，也源于作者写作时有意的“补课”。为了求得真切的现场感，德富芦花曾“前往横须贺参观军舰，查阅海战时在高千穗号上的金波楼主人所作《海战日录》”*德富健次郎、德富愛：《富士》第2卷，東京：福永書店，1926年，第261頁。《富士》为德富芦花所著自传性小说。此条资料的使用受到了潘少瑜《国耻痴情两凄绝：林译小说〈不如归〉的国难论述与情感想像》的启发。又，本文日文资料的翻译得到了陈爱阳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尤其是后书作者乃亲历黄海大海战的日本海军军官小笠原长生(1867—1958)，其战况实纪为《不如归》提供了诸多细节，由此使得这部小说的相关描写具有了很高的写实度。

一反此前批语甚少的前例，在第十八章短短一节译文中，林纾总共写了13处夹批与一段回末评。其中除了“中国水师将弁听之”、“中国政府听之”、“中国水师学生观之，兹可学也”*林纾：《不如归》卷下，第18、19、26,26—27页。一类的警示，以及批评提督丁汝昌(1836—1895)与总兵刘步蟾(1852—1895)的失误外，林纾对小说记述的第三(原文分为三、四两次)回合战斗尤为关注。

依据《海战日录》的描写，这一阶段北洋海军已开始落败，殊死争斗的场面相当惨烈：

此时，先是超勇遭遇激射，眼见其沉没，扬威亦向西北浅海处逃遁，敌军开始混乱，阵列不整。我军乘机益奋勇战斗，终击沉靖远(引者按：应为致远)，旗舰定远及来远起火，平远、致远(按：应为靖远)重伤。敌终不能支，全军败退，四分五裂。济远、广甲先望西南败走，其馀五舰(按：应指靖远、经远、来远、平远与广丙)随即沿海岸线溃逃，死战不退者唯定远、镇远。本队五舰环绕其周围炮击，颇为猛烈。定远火势愈甚，船体为黄烟包裹，已不能自如运行。然此二舰铁甲厚达一尺四寸，我方炮弹多不能击穿而遭反弹。虽已如此，敌仍鼓最后之勇，冲击本队左翼。我本队避敌冲击，向右方回旋。旗舰松岛号被敌巨弹击中，犹视若无事，率先向敌迫近。*小笠原長生：《海戰日錄》，東京：春陽堂，明治二十八(1895)年初版、二十九(1896)年再版，第75—76頁。

林纾的翻译虽则简洁，但小说英译本的意思均已大致含括：

超勇沉，扬威遁，致远亦垂沉，定远馀火尚爇，来远亦着火，遂不复成阵，则四面纷逃。独二铁甲岿然当群锋之中，未动。先锋队往追逃者，中军队专攻此二舰。定远火虽未灭，仍不动。镇远亦不馁，协助其势。此两铁山力支日本诸舰，无退衄意。顾日本之炮如回回轻刀，不入十字军之重铠，但在空气自爆。*林纾：《不如归》卷下，第18、19、26,26—27页。

若回看原文，即可发现，自“定远火虽未灭”以下，乃是小说叙写的第四次交锋。可以想见，林纾译至此处，已觉间不容发，故不愿再以数计打断对中国旗舰定远与“善斗”之镇远*田村維則編：《征清戰史》，東京：自刊本，明治二十九(1896)年，第20B頁。二艘主力舰命运的关切。

不过，小笠原长生毕竟身处属于第一游击队的高千穗号，对《不如归》男主人公川岛武男所在的旗舰松岛号上的情况未必了如指掌。何况，战斗如此激烈，处于亢奋状态的现场作战者也不会分心留意时间刻度的变化。故小说中那些详细的时刻记述并非全部出自《海战日录》，德富芦花显然别有采择。以其中叙写“三点半后，松岛与镇远相距甚迩”的战况为例：此时镇远开炮，“中武男之炮，炮炸”，武男中弹，“周身之左右皆血，人肉狼籍”，其长官大尉亦炸飞，“遮炮之铁板已洞穿，见有蓝物在外闪动，则海也”，“又闻焦烂之腥气”及“四面呻吟之声，木质为火所焚，爆爆作响”*林纾：《不如归》卷下，第27,28、27，序2页。。这些在小笠原笔下只有“被敌巨弹击中，犹视若无事”的简况，在小说中已得到尽情的展现。除了作者的文学想象力，类似“三时半敌巨弹命中于松岛，舰内火起，死伤颇多”*田村維則編：《征清戰史》，第20A頁。的记载，在当时关于日清战争的各种纪实文字中实唾手可得。

应该说，德富芦花自觉的写实追求以及英译本对小说真实性的强调*除封面上的注明，盐谷荣在《前言》中也强调，小说畅销的“原因在于故事完全真实，细节描写周到直白，以及一系列忠实于当今日本生活的图景”。(“The reason for this lies in the absolute truth of the story, in the careful and unsophisticated working out of details, and in its series of faithful pictures of Japanese life of the present day.”)见Sakae Shioya and E. F. Edgett, “Introduction” to Nami-Ko, v.，使林纾有理由充分信赖《不如归》中的战争描述。其译序中急欲申辩的“冤抑之情”，特别是舆论所指责的“渤海之战，师船望敌而遁”，以上述情节为强有力的凭据，林纾也足可振振有词地力加反驳：

余向欲著《甲午海军覆盆录》，未及竟其事。然海上之恶战，吾历历知之。顾欲言，而人亦莫信焉。今得是书，则出日本名士之手笔。其言镇、定二舰，当敌如铁山；松岛旗船，死者如积；大战竟日，而吾二舰卒获全，不毁于敌。此尚言其临敌而逃乎？

以日本著名作家的战争叙述，彰显中日海战中中国海军的将士用命、奋勇杀敌，林纾的用心可谓良苦。为此，他甚至进一步斥责：“吾国史家，好放言。既胜敌矣，则必极言敌之丑敝畏葸，而吾军之杀敌致果，凛若天人，用以为快。”对这种胜则蔑敌的史家笔法，林纾很不以为然，故转而赞扬日人力求真实的战事书写：“若文明之国，则不然。以观战者多，防为所讥，措语不能不出于纪实。既纪实矣，则日本名士所云中国之二舰，如是能战，则非决然遁逃可知矣。”*林纾：《序》，《不如归》，序2页。对顽强的敌手表示尊重固然是日本的习俗，但显而易见，林纾在此更看重的是日人小说所具有的来自敌方的铁证效应，这令他大为兴奋，心中压抑的冤情亦可借以纾解。

根据学界的研究，《不如归》是林纾译述的唯一一部日本小说*参见张俊才：《林纾翻译目录》，《林纾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6—287页。。这当然有可能因为林纾的合作者中没有人精通日文，而《不如归》恰好有英译本。不过，从林纾为此书所写的文字聚焦于战争来看，特别是唯一一段回末评恰好出现在《鸭绿之战》一章，重在以小说“和文、西文俱在，可考而知，天日在上，何可欺也”，回应国人对“水师之不武”的谴责。即此已可断言，《不如归》有关黄海大海战的细致描述，实为吸引林纾投入翻译的关键情节。而其心思所注，亦端在为北洋海军洗刷耻辱，力证其怯敌为“讆言”*林纾：《不如归》卷下，第27,28、27，序2页。。因此，即便《不如归》本文已明示，力战到底的只有定远与镇远二舰，其他各船或被击沉，或受重创，多半则遁逃，林纾却只注目于有利证据而不及反例，其为海军辩诬心情之急切至此已昭然若揭。这也是林纾对“哀情小说”《不如归》别有会心的原因。

古文家笔下的海军战记

由《不如归》的译序与回末评，明显可见林纾痛心疾首于时人对海军的责难，以致一再在书中表示，欲撰写伸冤之作《甲午海军覆盆录》*第十八章《鸭绿之战》回末评又称之为《甲午海军戴盆》(林纾：《不如归》卷下，第27页)。。此著虽终未成书，却遗留下若干相关散篇。且译作毕竟假手于人，不如自抒胸臆表达更为真切。何况林纾本以古文家自豪，自然也有意利用手中之笔，为中国海军正名与铸史。

诸文之中最早出现、也是林纾记述甲午战争最著名的篇章乃《徐景颜传》。此文收入1910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畏庐文集》。目前尚无法确定其具体写作时间，但此集既为林纾“裒集五十八岁以前所为文”*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卷1，上海：世界书局，1949年，第46页。而成，该传亦当作于1909年前。传主徐氏同样牺牲于甲午大东沟海战，林纾的描述简洁、生动：

徐景颜，江南苏州人。早岁习欧西文字，肄业水师学堂。每曹试，必第上上。筝琶箫笛之属，一闻辄会其节奏，且能以意为新声。治《汉书》绝熟，论汉事，虽纯史之家无能折者。年二十五，以参将副水师提督丁公为兵官。壬辰，东事萌芽。时景颜归，辄对妻涕泣，意不忍其母。母知书明义，方以景颜为怯弱，趣之行。景颜晨起，就母寝拜别，持箫入卧内，据枕吹之。初为徵声，若泣若诉；越炊许，乃斗变为惨厉悲健之音，哀动四邻。掷箫索剑，上马出城。是岁，遂死于大东沟之难。*林纾：《徐景颜传》，《畏庐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28A—B页。

这段叙述完全出之以古文家笔法。在有限的篇幅里，林纾提到了徐景颜的学西文与熟《汉书》，仅三言两语，即勾勒出一位理想的儒将风采。而传文的主体则用于铺叙徐氏临行前之“不忍”，虽对妻流泪，担心的却是其母失养，以极写其孝思，由此愈见随后毅然赴死之悲壮。

只是，这篇古文尽管动人，却仍然留下了诸多“作文”的痕迹，引人遐想。古代固然有“《汉书》下酒”的佳话，不过，1895年时，林纾的读书已经由博返约，每日“沉酣求索”、以为“古今文章归宿者止此”的八种书中，便包括了《汉书》*张僖《〈畏庐文集〉序》述：“乙未(引者按：1895年)之秋，余守兴化，延畏庐分校试卷……稍检其行箧，则所携者《诗》《礼》二疏、《春秋左氏传》、《史记》、《汉书》、韩柳文集及《广雅疏证》而已。畏庐无书不读，谓古今文章归宿者止此。”(《畏庐文集》卷首)，可见徐景颜的爱好恰接近作传者本人。尤其是文中反复渲染徐氏的吹箫，使之成为全篇最夺目的情节，亦将情感的抒发推至高潮。而箫声作为一种有效的装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史记》所载高渐离的击筑与荆轲的和歌，甚至相隔二千年的两种乐音，同样是从“徵声”(《史记》为“变徵之声”)的悲切转为“羽声”的慷慨，由此成功烘托出传主别亲赴难、舍生取义的烈士情怀。最终，徐氏的“掷箫索剑，上马出城”，也一如荆轲的“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司马迁：《刺客列传》，《史记》卷86，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34页。，实为承接前文顺理成章的收束。至于徐氏在海战中如何应敌、怎样遇难，林纾此传并无记载，也不是这篇古文关心的情节。

可以肯定的是，林纾在写作《徐景颜传》时，确实相当动情。可惜，他对其人并不熟悉，所记应得之传闻，故不乏讹误。首先是姓名即不准确。查考当年阵亡的将士名单，其中并没有徐景颜；同样，清末各海军学校毕业生名录中也不见其人。姓名相近者则有“来远军舰大副徐希颜”，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二届学生*池仲祐编：《甲午战事纪·阵亡将士姓名》，氏编《海军实纪(述战篇下)》，北京：海军部，1926年，第23A页；《海军各学校历届毕业生名册》，张侠、杨志本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440页。。由海军老人池仲祐(1861—？)1926年完成的《海军战役阵亡死难群公事略》，收入的人物也只有徐希颜(字少泉)*池仲祐作《徐都戎少泉事略》，见《海军战役阵亡死难群公事略》中，为《海军实纪(述战篇)》之附录。，并无徐景颜。而由于林纾的误记，为后来者带来不少困扰。如1944年印行的地方志《乡志类稿》，即并列“徐景颜”与“徐樑字希颜”，事迹分别取自林纾《徐景颜传》与“家述”。至2007年出版的《东山名彦——苏州东山历代人物传》，徐景颜更被记述为徐希颜的族兄。但所谓“甲午海战两英烈”*叶承庆纂辑：《乡志类稿·人物·义行》，《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8页；杨维忠编著：《徐梁 徐景颜：甲午海战两英烈》，《东山名彦——苏州东山历代人物传》，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第317—318页。，其实本是一人。1931年，王蘧常(1900—1989)撰写《甲午死难将士题名记》时，已将其合而为一：

徐景颜 来远舰鱼雷大副，右翼左营守备。或作希颜，原名樑。苏州人。中炮阵亡。详林纾《徐景颜传》，罗邕《徐希颜家传》。*王蘧常：《甲午死难将士题名记》，《申报》第17版，1932年1月8日。

以研究甲午战争闻名的戚其章，也视二徐为同一人，所著《甲午战争海军人物传》，便单为徐希颜立传，乃至将林纾的《徐景颜传》也直接写作《徐希颜传》，传文亦系糅合林、池二传而成*戚其章：《甲午战争海军人物传·徐希颜》，《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355—356页。。

其次，关于徐希颜的年龄，也与林纾所记徐景颜有出入。罗邕撰写的家传应是最权威的文本，记云：

初少泉之投考北洋水师学堂也，校中定例，投考年龄，须在十六以上。时少泉年仅十一，恐遭拒絶，乃伪称丁年，始得入校。及遇难，年仅二十有二。因报名时诳增四岁，遂从之称二十六岁云。*引据吉羊撮录之友人罗邕所撰《徐希颜家传》，见《甲午中日之战中之中国一健儿》，《申报》第11版，1931年10月6日。

以此，参考“家述”的《乡志类稿》与之全同，池仲祐《徐都戎少泉事略》叙其牺牲年龄亦为22岁，惟入学年龄改为13岁。而无论11抑或13，以此幼龄就读水师学堂，当然不可能精熟《汉书》。其嗣后的学习也限于西文及与轮船驾驶相关的科目*如徐希颜光绪二十年(1894)以虚龄22岁殉难，则光绪十三年(1887)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应为15岁。在学至少4年，其入学年龄当以11岁为是。另，北洋水师学堂之学习年限与教学科目，一并参见《天津水师学堂历届毕业生名单》、《〈北洋海军章程〉招考学生例》，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46、438—442页。，毕业后虽可利用闲暇读书，毕竟并非专攻，谓其能够论汉朝事胜过纯史家，实在难以令人相信。或许因此，池传虽称其“幼颖异，有神童之目”*池仲祐：《徐都戎少泉事略》，《海军战役阵亡死难群公事略》第26A,26A页，《海军实纪(述战篇)》。，却于通《汉书》只字未提。

最后，吹箫一节诚然产生了非常感人的效果，却仅见于林纾笔下。比较其他两种传记，池文中别记：“中日大东沟之役，军舰昕夕备战。都戎驰书告母，谓以身许国，尽忠不能尽孝；又寄书于妻，勖以事母。盖其志早已矢死矣。”*池仲祐：《徐都戎少泉事略》，《海军战役阵亡死难群公事略》第26A,26A页，《海军实纪(述战篇)》。所言当更近史实。罗邕《家传》的叙事则竟有与林文相左处：

十九年冬，应母招回南，娶妻翁氏。婚后二月，中日之衅起。少泉欲北上，家人亲属咸劝阻之，以为中之与日战，犹之以卵撞石，无不败者，参与其间，徒伤其命耳。少泉毅然曰：“余之得有今日，何一不受国家之赐！今国事方艰，若不舍命向前，虽留此身，将何颜以对人耶？”遂北上。*吉羊：《甲午中日之战中之中国一健儿》，《申报》第11版，1931年10月6日。

虽然以当日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尚不致有“以卵击石”之比，然而，作战必有伤亡，包括母亲与妻子在内的家人“咸劝阻”，亦属人之常情。这里，“婚后二月”*《乡志类稿》述徐希颜“中东之战起，时甫成婚二月，遂挺身北上”(《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8)，第198页)，与罗邕《徐希颜家传》同。即毅然出征，战死疆场，方为徐氏人生中最闪光的片段。

由此可以引出的推想是，林纾关于徐氏年龄的记载，乃袭用当时外间传言，故述其阵亡时，至少已有25岁。又将个人的喜好加诸传主，并与“《汉书》下酒”一类古人的豪情逸兴相绾合，用以凸显徐氏的儒雅。至于箫音的加入，则让人联想到剑气箫心、剑胆箫心等词语所指代的文武兼备的才士，林纾所要塑造、彰显的正是这样的人物。只是，尽管形象完美，无奈已非徐氏本人。因而，《徐景颜传》终究还是一篇精心结构的古文，却未必能够依为信史。

其实，对于林纾而言，更重要的还在以徐传引出心中郁积之言，因此才有后半篇幅几与本传相当的“论曰”。林纾在其中又举出“闽人”林履中(1852—1894，字少谷)与杨用霖(1854—1895，字雨臣，林纾误记为雨亭)从容战死的事例，以反驳“以威海之役，诋全军无完人”的“恒人论说”。其质疑徐、林、杨“三公之死节，亦不之数矣”的抹煞英烈，将导致“忠义之士又胡以自奋也耶”*林纾：《徐景颜传》，《畏庐文集》，第28B页。的严重后果，自然算具远虑。但明眼人如钱基博(1887—1957)，1930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议此文，仍谓为“以中日之战，海军败绩，用丛诟厉；伤毁者之例以一概也，作《徐景颜传》”*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92页。，确实深中肯綮。也即是说，与《不如归》译序相同，萦绕林纾心头的始终是海军蒙受的冤情。

而徐希颜战死经过，尽管依据古文谋篇布局的章法，本可一笔带过。但若作为历史文本阅读，池仲祐所记无疑更可取。文述其“战时奋不顾身，发炮重创敌舰。而敌弹飞来，腿折晕绝。同舰士卒正在酣战，不及救治，血流如注，气竭而亡”*池仲祐：《徐都戎少泉事略》，《海军战役阵亡死难群公事略》，第26A—B页，《海军实纪(述战篇)》。，将其战场表现逐一道来。《乡志类稿》又补充了“遗骸与碎舰为炮力抛掷数里外荒岛上，事后归葬”*叶承庆：《乡志类稿》，《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8)，第198页。，战事之残酷亦可得见。而以这些叙写殿后，徐氏捐躯报国之勇烈事迹才能够完整呈现。

此后，大约1921年，林纾又因杨家后人的请托，续撰《清建威将军提督衔补用副将闽县杨公墓志铭》，墓主即《徐景颜传》中一并论及的杨用霖。此文也主要叙述甲午年的大东沟与威海两役。其时，杨用霖任镇远舰帮带大副，而镇远在大东沟之战中的表现，甚至赢得了来自敌方的赞誉，前引《征清战史》与《不如归》的文字已足可证明。既然镇远在此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林纾的文章作法因此也异于《徐景颜传》，而将更多笔墨用来铺陈杨氏的战绩。

林纾显然偏爱文才武略兼具的军官。墓志中述杨用霖虽非水师学堂出身，而是直接投身海军，在舰艇上习练、升迁，但“治事之暇必读书，书积其卧内，恒加丹黄”。这在海军将士中应不多见。以此得到其时负责训练北洋水师的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 M．Lang，1843—1906)的欣赏，“伟公有文武才，谓进而不止者，则亚洲之讷尔逊也”。而讷尔逊(Horatio Nelson，1st Viscount Nelson，1758—1805)为英国海军名将，创造了不少经典战例，在英国军事史上几成神话。如此期许，可见杨氏指挥作战确富谋略。同时，林纾亦将古代名将如李广爱兵如子的美德加诸墓主：“公抚爱所部如家人，疾病必自临存，以故士咸为用。”*林纾：《清建威将军提督衔补用副将闽县杨公墓志铭》，《畏庐三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42B页。精研兵事，深得军心，杨用霖因此有望成为杰出的将才。

甲午战起，在黄海与威海两次战役中，杨用霖果然都有出色表现。林纾一一分述：

秋八月，遇敌于大东沟。公谓所部曰：“战不必捷，然此海即余死所。能死者往，馁则听之。”众皆泣曰：“将军誓死，吾辈宁以生为？请举军为将军死！”既接，主者不习兵，聚舰为方阵，敌分行夹击，二舷之炮不能趣敌。定远中炮火发，公转舵遮其前，受敌炮。然镇远炮巨，且命中，敌少却，定远遂得扑熄其火。时舰中积尸交前，公挺立指挥不为动。

此战因镇远与敌缠斗，保护了旗舰定远号，二舰方得以安全撤出。但在返航威海时，镇远不幸触礁，管带林泰曾(1851—1894)引咎自杀，杨氏代理其职，督率士兵奋力修舰。然终因威海岸上炮台全部失守，海军战无可战，杨用霖毅然以手枪自杀而不肯投降。林文记其死事也足够壮烈：

已而，南北岸炮台陷于敌手，敌炮据高临下，举军莫支。提督丁公汝昌、右翼总兵刘公歩蟾均仰药死。公尚欲以炮仰攻炮台，顾诸舰为鱼雷陷没者半矣。公喟然诵文信国(引者按：即文天祥)临命诗，出手枪衔而仰发之，脑浆自鼻窍下垂如玉箸，端坐不仆，见者神之。

其细节描述与《徐景颜传》“论曰”所记相近，惟“端坐不仆”后，徐传作“日人惊以为神”，显示了日本军人对战死者的尊敬，与小说《不如归》如出一辙。煞尾的铭文更为杨用霖生前未能尽展其才而抱憾：“公宜特将，顾乃偏褔；沉勇大虑，孰步公武？”*林纾：《清建威将军提督衔补用副将闽县杨公墓志铭》，《畏庐三集》，第42B、43A页；《徐景颜传》，《畏庐文集》，第28B页。此“亚洲之讷尔逊”受制于时势、机遇，竟至过早折损，林纾的痛惜亦情见乎辞。

由于林纾所撰墓志铭对杨用霖的生平大节均有记述，故池仲祐《杨镇军雨臣事略》即大体承袭林作。其间也略有补充，值得一表的，一是言杨用霖18岁“充艺新军舰为学生”，跟从管带许寿山(1852—1884)所习，除林纾提及的“驾驶、枪炮之学”，又多出“英国语言文字”，这为其嗣后“随赴英国购买舰械”以及得琅威理赏识埋下伏笔；一是称说其赴义后，“远迩惊传其事，丧归之日，道旁观者冲塞，有叹息泣下者”，足见其死节感人至深。而池氏《海军战役阵亡死难群公事略》以杨传收尾，也有意把最高的敬意留给其人，故开篇即道：“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大东沟之战，我国海军将士多死难者。而殉节之惨烈，则以护理北洋左翼总兵杨公为最。”*池仲祐：《杨镇军雨臣事略》，《海军战役阵亡死难群公事略》，第43A—B、44B、43A页，《海军实纪(述战篇)》。于此可知杨氏在北洋海军中威望之高。

而叙述撰文缘起时，林纾尚提及，当年海军总长刘冠雄(1861—1927，字子英，一字资颖)曾请他修撰《甲申甲午海军殉难诸臣传》，因各家子弟未提供行略，“史乃弗就”。于是感慨：“不图七十之年，乃为公补此铭也。”*林纾：《清建威将军提督衔补用副将闽县杨公墓志铭》，《畏庐三集》，第43A页。显而易见，杨用霖墓志铭之作，在林纾仅是稍偿夙愿而已。

《甲申甲午海军殉难诸臣传》虽不成，71岁之年，林纾却在《礼拜六》杂志发表了《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一文，证明为清末海军撰史是其念兹在兹的心事。这篇1922年刊出的文章，题目写的是“甲申”，但亦涉及“甲午”，实更接近于刘冠雄所托。其叙1884年中法海战，关注点仍在海军人才。故篇首“畏庐老人曰”，第一句讲的即是“中国非无人才也”，于是从左宗棠创立福建船政局、设立船政学堂说起。其中，前学堂培养出的制造人才，“如陈鹤亭(引者按：名兆翱)、魏季渚(按：名瀚)、郑景溪(按：名清濂)，皆钩心斗角，奇巧几出西人之上”*林琴南：《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礼拜六》第159期，1922年4月29日，第8,8—9页。，而多半受到谗毁、摧折；后学堂训练出的驾驶人才，则在甲申、甲午两战中牺牲惨重。

虽然不能像前引徐、杨两篇传志那般情节丰富，林纾在《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中仍不忘为战死者留名。其写叶琛(字可堂)、许寿山(字玉珊)、陈英(字贻惠)三位管带英勇捐躯事，已开海军诸公殉难之先声：

而法大将孤拔……战书甫及于张篑需[斋](引者按：即张佩纶)钦使，张未及报，法舰桅上之机关枪已如雨下。可堂力发一炮，越其将台而过，弗中，而可堂中弹立殒。玉珊发令起猫[锚]，弹即及其将台。玉珊力发二炮，洞其一舰，然流弹及其颅矣。贻蕙[惠]据舰受弹弗避，连发五炮，而敌弹已中火药舱立焚，岸上人尚见贻蕙[惠]立火中不仆。呜呼勇矣！*林琴南：《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礼拜六》第159期，1922年4月29日，第8,8—9页。

其时形势为法军贴近偷袭，清军舰艇尚下碇停泊，仓促应战，几无还手力。三人犹能拼死开炮，虽败犹荣。特别是陈英，林纾的刻画已如状写杨用霖般具有雕像意味；池仲祐更记：“其仆请曰：‘伏波、艺新两船已向上流开驶，盍从之？’君瞋目叱曰：‘欲我走耶？大丈夫食君之禄，宜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鼓轮转舵，贯阵而击以左右炮。”*池仲祐：《许游戎玉珊事略(陈、叶附)》，《海军战役阵亡死难群公事略》，第21A页，《海军实纪(述战篇)》。因此役不同于黄海的与敌遭遇，开战即知败局已定，故诸人的死难愈令人悲慨。

《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兼及甲午之战处，如谓“驾驶诸将，为余所识者如方绎[益]堂，许至[玉]珊，叶可堂，陈贻蕙[惠]，林少谷，杨雨亭[臣]，皆精良之选”。“许、叶既殉甲申之难，而林、杨诸君，亦殉甲午之难于威海”*林琴南：《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礼拜六》第159期，第8、10页。，使得原本人才辈出的局面转眼凋零，海军亦一蹶不振。其中，林少谷本名履中，为扬威号管带。在大东沟海战中，扬威与超勇最先中炮，林亦随船自沉。林纾于《徐景颜传》尝记其事：

余戚林少谷都督于大东沟之战，所领兵舰碎于敌炮，都督浮沉海中。他舟曳长绳援之，都督出半身推绳，就水上拱揖，俾勿援。如是三四，终不就援以死。*林纾：《徐景颜传》，《畏庐文集》，第28B页。

其赴死经过与致远管带邓世昌(1849—1894)相似。此一誓与战舰共存亡的气概固然可歌可泣，但从爱惜人才的角度，所谓“兵船犹可骤添，将才殊难猝致”，海军提督丁汝昌因此颇感焦虑。黄海战后，丁即上书李鸿章(1823—1901)，在肯定邓世昌“忠勇性成”的同时，也担心“诸将狃于闻见，但以轻生为烈”，故拟定《海军惩劝章程》，建议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者”，“虽军舰沉焚，而船中将士遇救得生，准免治罪，仍予论功”*李鸿章奏：《海军惩劝章程片》(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清末海军史料》，第516—517页。。诸人之中，只有济远管带方伯谦(1854—1894)是因黄海之战临阵脱逃而遭处决。林纾却仍为其鸣冤，述方“单舸与日舰吉野遇，回炮击其将台，竟脱然归威海”，本来应是有功；被斩乃是由于“见恶于大帅，锻炼其狱”*林琴南：《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礼拜六》第159期，第8,10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在林纾笔下，无论马江还是大东沟、威海海战，海军将士无不是英勇作战，以身报国。至于败绩的原因很多，有来自朝廷的挟制与前敌指挥的失误，如“逆旨切勒闽帅，必候敌人先发始回炮应之”，又“军机遥制，主将不知兵事”，对丁汝昌尤多切责*林琴南：《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礼拜六》第159期，第8页；林纾：《不如归》卷下，第28页。后书第十八章夹批至谓：“日本当日战舰皆木质，至以商舶为之；吾威海之舰有数铁甲，乃属之丁汝昌，坐令全师败衄。汝昌一死，即可云殉节耶？”(卷下，第18页)；他如岸炮先溃，军舰屏障尽失；“海军应备之物，节节为部议抑勒，不听备”*林纾：《序》，《不如归》，序1页。；以及《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揭出的因福建船政无“购船回扣之利”*林琴南：《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礼拜六》第159期，第8,10页。，招来嫉恨与毁谤等。所有诸说，都在力图证实海军的战而不胜，“非战之罪也”。

乡情与海军情结的关合

众所周知，林纾为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之所以对海军如此关切，钩稽其生平交游，可知福建船政局(包括船政学堂)在其中的重要性。福建船政局原本是由闽浙总督左宗棠(1812—1885)提议，于1866年7月始创。而刚刚开始筹建，10月间，左氏即调任陕甘总督，故推荐沈葆桢(1820—1879，福建侯官人)继任。建厂之初，同年12月，船政学堂便开始招生，并于1877年派出第一批留欧学生*参见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1、35、6、10页。。此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培养海军专业人才的学校，成才甚多。

由于船政局与学堂均在福州，同居一城，并且不乏戚属之谊，林纾与其中多人交往密切:如1897年林纾第一部著作《闽中新乐府》行世，为之作序且出资刻印的魏瀚(1850—1929)；1899年林纾第一部翻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印行，与之合作、担任口译的王寿昌(1864—1926，字子仁)；使得林纾与商务印书馆长久结缘的高凤谦(1870—1936，字梦旦)，其次兄高而谦(1863—1918，字子益)，三人均为福建船政学堂制造班早期学生。47岁离开家乡之前，林纾与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相聚情形，高凤谦1926年曾有回忆：

甲午之役，我师败于日本。国人纷纷言变法，言救国。时表兄魏季子(引者按：指魏瀚)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余馆其家，为课诸子。仲兄子益先生，王子仁先生，欧游东归，任职船局，过从甚密。伯兄啸桐先生(按：名凤岐)，林畏庐先生，亦时就游，往往亘数日夜，或买舟作鼓山、方广游。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高梦旦：《〈闽中新乐府〉书后》，朱羲胄述编：《春觉斋著述记》卷2，上海：世界书局，1949年，第5页。

尽管时间已过去将近三十年，高氏却记忆犹新。

而诸人之中，林纾与高氏兄弟尤为亲密。1914年为三兄弟的父亲作传，林纾已直陈：“纾之于凤岐、而谦、凤谦三人，非朋友，直骨肉耳。”这一自早年结下的至情*林纾：《高莘农先生传》，《畏庐续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45B页。文中述：“前三十年，匪日不朝先生于东城。先生及程夫人留纾累日，燕聚如家人，纾亦视先生及程夫人为吾世父世母也。”高父卒于1884年，林纾生于1852年。，林纾终身持之不渝。三高中，长兄凤岐(1858—1909)1909年最早去世。此后每逢其生日，林纾必在家中设祭，至1923年，林纾已行礼十三次*林纾《与陈谢二君书》有云：“每年八月十三日为愧室(引者按：高凤岐号)生辰，吾必具酒馔邀其在京之学生，雅集敝斋祭奠，匆匆十三年矣。”此信中言“弟明年七十有三矣”，因知其写于1923年。见李家骥、李茂肃、薛祥生整理：《林纾诗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51、350页。。而一年后，林纾本人亦辞世。对于1919年故去的高而谦，林纾则至少写下过《送高子益之官云南序》、《祭高子益文》与《高子益哀辞》三篇古文。林作《气箴》与《言箴》自警，小序中也道出乃是因其言肆气张、贫贱骄人，“良友高子益而谦至于把吾腕，痛哭力谏”，令林纾感激莫名：“私计天下之爱惜其朋友者，仁至义尽，无如吾子益者矣。”*林纾：《二箴》(并序)，《畏庐续集》，第44A页。此所以为道义交。

不只是重情的林纾珍视这份早年培育的感情，来自同乡的友情也确实伴随了其一生。林纾日后的到杭州、居北京，也都与这批福建乡亲关系密切。1898年至杭州以及次年的移居，即与在杭辅佐知府林启(1839—1900)创办新式学堂的高凤岐招邀有关*林纾作《蜀鹃啼传奇》第一出《云约》，主人公连书(谐音林纾)自白：“近蒙迪老、媿老(引者按：分指林启与高凤岐，因林启字迪臣，高凤岐号媿室)见招，掌教东城讲舍。”(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初版，1928年再版，第2页)乃纪实。。1901年后，林纾定居北京，其所往还的群体仍以福建人为主。1913年起，家累甚重的林纾得到了时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帮助，每月赠送干薪一百元*林纾：《训林璐书》(1913年10月23日)提到：“刘子英请我为书启老夫子，每月致送一百元，并不到衙门，亦无官之名目，亦不是秘书，是私自出资送我，尚可为也。”(夏晓虹、包立民编注：《林纾家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3页)又，1918年，林纾曾受刘冠雄之邀，为撰《凤冈刘氏族谱序》(初刊1918年7月6日《公言报》，收入《畏庐三集》)。，而刘氏本为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四届学生。晚年林纾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译书与编书，在商务印书馆由国文部长做到编译所所长、出版部长的高凤谦，自是“林译小说”及诸多古文集选评落户商务的主要推手。而1914年，林纾发起组织由16位同乡结成的晋安耆年会*参见林纾:《晋安耆年会序》，《畏庐续集》，第11B—12B页。，成员居首者为前清翰林院侍讲、曾任宣统皇帝师傅的陈宝琛(1848—1935)，此为林纾最敬重的乡贤。其他如严复(1854—1921)、卓孝复(1855—1930)、陈衍(1856—1937)、力钧(1855—1925)、张元奇(1858—1922)等，均与林纾私交甚深。就中，被称为“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庸言》1卷7号，诗录1页，1913年3月。的严复，乃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林纾自承与之“为谊三世”*林纾：《江亭饯别图记》，《畏庐文集》，第56A页。。可见，无论生活在何处，闽人均为林纾最可靠的凭依。

上举各人固然与林纾有较长时间的交往史，若限于中法、中日之战，其中死难与被杀者中，实际也多有林纾的旧识。前述《记甲申马江基隆之败》一文中，林纾即自陈与方伯谦、许寿山、叶琛、陈英、林履中、杨用霖这些学驾驶的精英相识。而除杨氏外，其他五人均出身船政学堂。战死于大东沟的林履中更为其亲戚。林纾为杨用霖作墓志铭，亦提及：“余年三十已耳公名，闻公殉难，曾以诗挽之。”*林纾：《清建威将军提督衔补用副将闽县杨公墓志铭》，《畏庐三集》，第43A页。可见诸人的死难，对林纾确实造成了很大的情感刺激。故言及甲申与甲午两次战争，林纾伤心的也是“文襄(引者按：指左宗棠)、文肃(按：指沈葆桢)所教育之人才，至是几一空焉”*林纾：《序》，《不如归》，序2页。。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却因战败而饱受讥责，林纾自然要为包括福建乡亲在内的海军将士鸣不平。

不过，林纾一再为海军鸣冤叫屈，在当时的文人群体中还是显得相当特殊。如与黄遵宪(1848—1905)关于甲午战争的一组歌行体诗作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东沟行》的斥责“从此华船匿不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哭威海》的感叹“噫吁戏！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降将军歌》的嘲讽丁汝昌“已降复死死为谁”*黄遵宪：《东沟行》、《哭威海》、《降将军歌》，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50、656、683页。，其间虽然也涉及海军与陆军的矛盾，但贯穿前后的嘲弄基调，已明白显示出黄遵宪对海军无能的判定与愤激。而林纾所取与众不同的姿态，虽然同死难者的情感系连有关，却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福州之外，清政府还在各地设有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但由于福建船政学堂开办最早，且派出大批学生留学国外，因此，福建船政局与船政学堂，也最有资格称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人才，已然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骨干。以随后开设的各学堂执教者而言：

李鸿章办天津水师学堂，选严复为总教习，后为总办。曾国荃办南京水师学堂，首位总办沈瑜庆〈沈葆桢之子〉，后位总办蒋超英亦皆闽人。张之洞办广东黄埔水师学堂，先用船政提调吴仲翔为总办，后用林贺峒〈林则徐(引者按：福建侯官人)之孙〉及魏瀚等，不但用船政学生，且用闽人与船政有关系的。*林献炘：《中国海军职业何以闽人独多》，《清末海军史料》，第605页。林氏1899年入学北洋水师学堂。

按照海军老人林献炘(1883—1960)的说法，福建、天津、广东、南京四校，再加上萨镇冰(1859—1952)创办的烟台海军学校，晚清在各省所办海军学堂共五所，“五校共毕业驾驶、管轮、制造及无线电班学生等，计二千多名，其中闽籍约占七、八成之多。至于舰艇上水兵，闽籍亦占七、八成”*林献炘：《中国海军职业何以闽人独多》，《清末海军史料》，第605页。林氏1899年入学北洋水师学堂。。林氏因此撰写了题为《中国海军职业何以闽人独多》的文章。由此可见，清末海军的荣辱本与福建紧密相连。

此一关联，在福建省籍的海军将士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民国成立后，1912—1919年任海军总长的刘冠雄*即使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设有海军部的年代，即从1912—1927年，海军总长除广东人程璧光在位一年，其他时间均由闽人充任，依次为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杜锡珪、林建章，而程璧光亦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见钱实甫编著，黄清根整理：《北洋政府职官年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31、248、274、254、264、275页。便一直有心为海军修史。林纾也尝受其委托，欲撰《甲申甲午海军殉难诸臣传》。此书虽未成于林纾之手，然而，同样出身福建的池仲祐(名滋铿，以字行)终得代完其志。池氏也是“弱冠从事海军”，1881年即曾以文案身份，随丁汝昌、林泰曾、邓世昌、杨用霖等去英国接超勇、扬威二舰回国。此行所著《西行日记》，当初便由林纾作序，1904年又为撰《书后》。以此资历，加之自言“平生尚气谊，喜朋交，申、午两役死绥将士，多与贱子雅有情愫”，故池仲祐久怀“表彰忠烈之微忱”*池仲祐：《附识》，《海军实纪》卷末；《西行日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收入陈悦主编，吉辰译注：《龙的航程：北洋海军航海日记四种》，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第17—76页。。在林纾病逝两年后，即1926年，由池氏撰写的《海军实纪(述战篇)》印行，附录中恰有《海军战役阵亡死难群公事略》。刘冠雄为该书作序，也特别就甲午海战溃败、“咎海军不振”而力加辩驳。末后以幸存者的身份慨言：

至附列阵亡死难人员事略，表彰忠烈，尤后死者之责也。海山苍苍，海水茫茫，安得泛叶舟、携杯醑，重向洪涛澎湃中，一哭我袍泽诸故人也。悲夫！*刘冠雄：《序》，《海军实纪》卷首。

在甲午之战中，身为靖远号帮带大副的刘冠雄同样经历了殊死的搏杀,以此，这段凭吊战友的文字写得格外动情。

尽管并非同袍，但由于生长福建，又与船政学堂多人交谊深厚，海军之于林纾，也自然生出荣辱与共的深切同情。而从清末的乡土教材中，已分明可见“海军人材独多于他省”*佚名：《船政局的乡土教材》，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林萱治主编：《福州马尾港图志》，第376页，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年。此则原题“船政局”，取自1926年福州重印本《福建乡土教材书》第二册。该书光绪年间编成，晚清已印行四版。乃是一种引为自豪的地方知识。这份特有的光荣与骄傲既然深植人心，闽人也就注定要为战败承受更多的压力。即便打败仗的为北洋水师，受责难的照样是福建人，这就是成为海军主体的代价。如此才可以理解林纾为何会在《不如归》中将海军与闽人划了等号：

甲午战事，人人痛恨闽人水师之不武，望敌而逃。余戚友中殉节者，可数人，死状甚烈，而顾不能胜毁者之口。欲著《甲午海军戴盆》以辨其诬。今译此书，出之日人之口，则知吾闽人非不能战矣！

接下来的一句“若云林纾译时，为乡人铺张”*林纾：《不如归》卷下，第27—28页。，实已明白透露出此中的乡情。因而，为海军辩诬，也就是为闽人辩护。这也使得林纾不可能像广东嘉应州人黄遵宪一般以决绝的态度贬斥海军。

应该承认，家乡在林纾的情感世界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即便晚年定居北京，此心亦未尝稍变。其言，“纾自计身为闽人，能尽力为乡党谋一公益，于愿已遂”*林纾：《与陈沧趣(三)》，《林纾诗文选》，第285页。。故事关同乡，无论大小，林纾都极为热心。何况，在他看来，爱乡本是仁人君子最基本的品德，所谓“余闻爱人之君子，其试手也，必先其乡”，由家乡推开去，方可“仁被宇内”；“若泯然不以乡为恤，而望其心天下，此必不可至之数。”*林纾：《赠李公星冶序》，《畏庐三集》，第14B页。因此，对林纾的乡情也不宜作狭隘的理解，而应视为其爱国心的源头。

本着爱乡情切而加意维护海军，并不意味着林纾对海战中的过错一概放过，功罪分明实为其基本态度。尽管对丁汝昌与刘步蟾也有恕词，称其“虽非将才，尚不降敌而死，亦自可悯”；但论及将士奋勇作战却终归失败的原因，林纾仍愤慨地指认丁、刘要负很大责任：练兵有方的英国军官琅威理“为刘步蟾所逐”，“已为海军全毁之张本矣”；“坐令全师败衄”的丁汝昌即便自尽，林纾也认为不足以抵其罪*林纾：《不如归》卷下，第28、23、28、18页。所云“郎威里为刘步蟾所逐”，乃指“撤旗事件”。1886年，琅威理因训练有功，由醇亲王赏给提督衔，便以为已升任提督丁汝昌的副职。而1890年3月6日，北洋舰队在香港时，丁汝昌因事离船，刘步蟾下提督旗，换总兵旗，表示自己为舰队最高统帅。琅威理与之发生争执，李鸿章支持了刘，琅即辞职。而琅威理训练严格，故海军中流传“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之说。琅离开后，军纪松懈。林纾因此认为，琅威理的离去导致了海军的战败。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6—277页。。其中，刘步蟾亦为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林纾却不因其为闽人即一味偏袒，回避追责，表明在乡谊之上，更有国族利益在。因此，于同情之外，林纾亦着意为海军谋求反败为胜之道：“所愿当事诸公，先培育人材，更积资为购船制炮之用，未为晚也。”这些在《不如归》译序、夹批以及回末评中表达的见解，无不透显出林纾自许为警醒同胞的“叫旦之鸡”、期望以此“报国”*林纾：《序》，《不如归》，序2页。的深心。

回到《不如归》，可以看到，林纾的解读对当时的读者确实发生了影响。署名“藏晖楼主人”的诗人写过一组《读小说绝句》，关于《不如归》的一首云：

炮翻黄海浪花飞，苦战归来百事违。

国耻痴情两凄绝，伤心怕读《不如归》。*藏晖楼主人：《读小说绝句一百首》，《越报》第1期，1909年11月，第80页。

“国耻”显然是中国读者独有的感受，战败的沉痛与情爱中绝的悲戚糅合在一起，才是小说最勾起人伤心的痛点。而这样的提示正来自林纾。

由此可见，林纾对福建船政局与学堂、对家乡以及海军的关爱，实际已是将传统的乡土之情与现代国家思想交融，使原本局限于一乡一地的情感，因此得到提升、光大，投射到体现国家实力的中国海军身上。爱护乡人、故乡以至海军，正所以爱国也。林纾之所以汲汲为闽人占主体的海军将士洗冤，进而倾力维护海军的声誉，都可于此获解。

2017年2月2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