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

在近代中国“文学”成为中国学术之一科的过程中，甲午以后日本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甲午、戊戌之间，来自日本的学校分科观念虽已在维新群体中传播，但限于与日本接触有限，“文学”的含义受不同观念影响因人而异。在“文学”的进一步演进过程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留日群体发挥了引介导向作用。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奔日本，大量接触日本书报，思想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目前学界对梁启超戊戌后受到的日本观念与名词术语的影响，已有充分认识。惟对梁启超与“文学”关系的认识，囿于已有的固定学科观念制约，未能将其置于“文学”概念的流变中考察*在现代学科体制下，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所关注的梁启超与近代文学的关系，主要是梁启超的文体变革、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思想、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对小说理论的革新。如关爱和：《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斋藤希史详细论述了戊戌后梁启超的国民改造理论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关系及其可能受到的明治日本文学界的影响，所述主要在《新小说》及小说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上(见[日]斋藤希史：《近代文学观念形成期的梁启超》，[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9—320页)。对近代“文学”概念的代表性研究有：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余来明：《“文学”概念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陈广宏注意到欧洲的学科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日本传入中国(陈广宏：《近代中国文学概念转换的历史语境与路径》，《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梁启超及其同时代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尚有待考察。。通过梁启超的说法解读其“文学”观，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影响，达其本义。同时将梁启超的文字著述置于整体历史中，考察同时代人在引进新学论争中的观念异同，可以多角度观察20世纪初“文学”在中国的流变，以此审视梁启超在其中的作用。

一、新民与“文学”

戊戌东渡后，梁启超曾自道：“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哀时客：《论学日本文之益》，《清议报》第10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第3页。呼吁国人之有志新学者，应读日本文。同年旅美途中又写道：“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佚名撰：《汗漫录》，国家图书馆分馆编：《古籍珍本游记丛刊》第15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7882页。彼时，他大量接受日本新名词新观念，其中就包括“文学”一词。

日本明治时期，全面接受西洋学问，新名词术语大量产生，“文学”作为专有名词的含义发生了复杂变化。幕府末期曾留学荷兰的西周助在其引介西洋学术体系的《百学连环》中literature有“文章学” “文章” “文学”三种对应译语。1881年出版的《哲学字汇》已经把literature明确地翻译为“文学”*和田垣謙三等編：《哲学字彙·附清国音符》，東京：東京大学三学部，明治十四年，第51页。。在汉字文化圈学术话语中，原本属于不同范畴的诗文、小说、戏曲等一并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以西学分科的学校体系的建立，“文学”及“支那文学”成为独立科目，但原本受汉语文化影响的日本国内，“文学”的内容也不尽一致*以上对日本的“文学”概念的认识，见[日]铃木贞美著，王成译：《文学的概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10、150—159页。。

戊戌东渡后的梁启超对诗文、小说与“文学”的认识受日本影响，发生巨大变化。东渡前，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确定为学旨趣有“学文”一条，他说：“词章不能谓之学也。”但也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透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丽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知新报》第35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第4页。。彼时，梁启超对词章并不重视。东渡后，出于国民改造及谋求社会改革的政治诉求的需要，梁启超的学术观念发生转变。他在创办《清议报》之初，就在叙例中宣称：“共兴《清议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其宗旨为：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横滨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1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第1页。据《清议报全编》知叙例为梁启超所作。见新民社辑：《清议报全编》第1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5辑141，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1页。。

他对诗文、小说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是受日本影响所致，另一方面则与社会改造的诉求相关。在日本读书所得的笔记《饮冰室自由书》中，有一条记载小说与日本明治维新、国民思想改造的关系：“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他注意到在明治十五六年间，日本国内倡言民权自由，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所举日本政治小说有柴东海之《佳人奇遇》，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他称：“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日本文学界之泰斗，进步党之魁杰也。”使用了“日本文学界”一词，注意到政治小说对明治维新及国民改造的作用，并以施耐庵与之比拟*任公：《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第26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第2页。。

虽然已接触日本新名词新观念，但梁启超对“文学”的使用还存在多样性。在一条评论世界人类文野等级的笔记中，梁启超继承泰西学者把世界人类分为蛮野、半开、文明三等的说法，“文学”成为评判文野程度之准的，指出第二等人类“文学虽盛，而务实学者少”*任公：《饮冰室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清议报》第27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第1页。。“文学”指文明教化的意思。梁启超对世界文野等级的关注，目的在提示国民思考自我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在社会改良思想作用下，原本不重词章的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的主张。1899年12月赴美途中，梁启超在日记中写道：“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认为如此须具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第三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诗。所谓新意境、新语句则以欧洲为绳尺，自称虽不能诗，将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作为将来之诗料，提倡以欧西文思入中国文字，发起“文界革命”*佚名撰：《汗漫录》，国家图书馆分馆编：《古籍珍本游记丛刊》第15册，第7891—7892页。。

在重视诗文的前提下，诗文被当作了“文学”。在1901年12月《清议报》第100册出版后，该报因报馆失火而停办，横滨新民社将该报文章汇编为《清议报全编》。在《清议报全编》中，梁启超明确指出诗与“文学”的关系。书前介绍此全编有十大特色，其中“附录《诗界潮音集》一卷，皆近世文学之菁英，可以发扬神志、涵养性灵，为他书所莫能及”*《本编之十大特色》，新民社辑：《清议报全编》第1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5辑141，第5页。。出现“近世文学”一词，专对于《诗界潮音集》而言。1902年2月，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新民”的主张，认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第1号告白宣称，该报“纯仿外国大丛报之例，备列各门类，务使读者得因此报而获世界种种之智识”。其门类划分为：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等二十五类。其中“文苑”类注解说：“诗古文辞妙选附录，亦可见中国文学思潮之变迁也。”*《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元月一日，第2页。在此处，诗古文辞与“中国文学”发生关联。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详细阐发了新民思想。他主张的新民之道，不在尽弃旧有，而在淬厉固有，采补所无。其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中国之新民：《新民说一》，《新民丛报》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元月一日，第8页。。“文学”与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美术等一同成为国民、国家精神的构成要素。

庚子之乱后，朝野上下竞言教育兴学。梁启超认为提倡者未解教育之定义，于是胪举欧洲各国之教育成案，以定中国之教育宗旨，所列有雅典、斯巴达、英吉利、德意志、日本等国。指出各国之教育各有特点，中国确立教育宗旨应各有取法。“雅典偏于哲理，溺于文学，强武之气稍缺。其所养成者，只能为市府的民族，不能为国家的民族，故雅典亡而其文学亦与之俱亡。”“使欲造成文学优美、品格高尚之国民也，则宜法雅典。使欲造成服从纪律、强悍耐苦之国民也，则宜法斯巴达。”*中国之新民：《论教育当定宗旨(续第一号)》，《新民丛报》第2号，光绪二十八年元月十五日，第22、25页。“文学”与强武对举，涵义较前宽泛。梁启超此时偏向民族主义，认为教育的目的应注重国民与国家的改造。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近世列强之政策，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然。”认为民族主义是近世国家之原动力，“此主义既行，于是各民族咸汲汲然务养其特性，发挥而光大之。自风俗、习惯、法律、文学、美术，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与他族相竞争”*中国之新民：《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号，光绪二十八年元月十五日，第34、30页。。认为当日欲救中国应发扬民族主义，进而入于民族帝国主义，以与列强争存。

在梁启超构建的国家理论中，“文学”成为构成国家的重要元素。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强调，中国为天然大一统之国，“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中国之新民：《中国地理大势论》，《新民丛报》第6号，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第39页。。梁启超认为中国南北峙立达千余年，在“文学”上，所受地理之影响甚著，“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中国之新民：《中国地理大势论(续第六号)》，《新民丛报》第8号，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第44页。。分别叙述哲学、经学、佛学、词章、美术音乐在地理上的分布特点。此处所说“文学”即包括凡此诸学，接近于学术的意思，范围广泛，被视为中国旧有之学。

二、新学术与分科之学

受日本分科的学术观念影响，梁启超对中国学术的总结中，打上了分科之学的时代烙印，而“文学”所指有较大差异。他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史学因四蔽而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而中国二千年来之史家，有创作之才者惟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六人。受日本史学观念的影响，梁启超用分科专门史的眼光分析中国旧史，认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至黄宗羲乃开创学史之格，假使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中国种族史、中国财富史、中国宗教史皆可作*中国之新民：《新史学》，《新民丛报》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元月一日，第47页。。把史学一科作为提倡民族主义的思想利器，“中国文学史”是新史学的一部分。

此时的梁启超已普遍接受历史分科的观念。他在自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虚拟西历2062年，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以及各种学问、宗教的联合大会。“单表内中一个团体，却是我国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厉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在博览会场中央占一个大讲座，公举博士三十余人分类讲演，“也有讲中国政治史的，也有讲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生计史、财政史、风俗史、文学史的，亦不能尽表。单表内中一科，却是现任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老先生所讲”*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第55页。。在梁启超构拟的京师大学堂文学科内有史学部，史学分科有文学史一门。

盛俊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的影响，认为在泰西科学中，惟有史学在中国历史悠久，泰西史学以十数，而中国惟有政治史，仅有郑樵之《通志》能称为完整无缺之历史。将《通志》二十略分别比附于分科的“新史学”之中，所列有年表、种族史、文字史、天文史、地理史、宗教史、美术史、文学史、宪法史、财政史、物产史、人物史、外交史。“郑樵之文学史”对应的有乐略、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略诸门*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本，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第74页。。

此时虽受到日本学科观念的影响，但梁启超使用“文学”所指范围则广狭不一。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认为学术思想之于一国，犹人之精神，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上求之。在世界史上，中华之学术思想在上世史、中世史时代皆为第一，惟近世史时代相形见绌，于是欲比较中国与外国学术思想之优劣以见其真。他指出，黄帝时代之书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二十余种，“其文学之发达不能到此地位，固无待言。要其进步之信而有征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历象，曰作乐律，曰兴医药，是也”*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第47页。。战国时代“列国士大夫之多才艺、娴文学者，所在皆然矣”*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4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第60页。。“文学”指文明教化，涵义比较宽泛。此外，“文学”还用来指分科的学问。梁启超认为先秦学派有史学、文学，“而其时光焰万丈者，尤在文学。文学亦学术思想所凭藉以表见者也”。所说“文学”专指词章，接着说道：“屈、宋之专门名家者勿论，而老、墨、孟、荀、庄、列、商、韩，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当时文家之盛，非偶然也。”*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续第四号)》，《新民丛报》第5号，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第72页。三国六朝为道家思想言论昌盛时代，“其文学亦彪炳可观，而发挥厌世精神，亦最盛”，“虽我国二千年文学大率皆此等音响，而魏晋六朝为尤甚焉”*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18号，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第63、64页。。他认为六朝隋唐为中国学术思想最衰时代，“当时儒家者流，除文学外一无所事”。“儒学与文学适成反比例，著《中国儒学史》当以六朝、唐为最衰时代，著《中国文学史》当以六朝、唐为全盛时代”*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1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第35页。。而清代学术“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至晚近“实学益昌而学者亦益以专门为贵，分科之中，又分科焉。硕儒大师，往往终身专执一科，以名其家”*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续第五十三号)》，《新民丛报》第3年第6号，光绪三十年九月一日，第60页。。其评论姚鼐与戴震之交恶说：“姬传与东原论学数抵牾，故经学家与文学家，始交恶云。”*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续第五十四号)》，《新民丛报》第3年第7号，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第57页。他已用分科眼光看待中国旧学，姚鼐因长于文辞而被称为“文学家”。

该文在《新民丛报》第3号上，列出的目录中有十六章，但仅刊至第八章，此后部分还有“地理上之关系”“政治上之关系”等，拟第十四章内容为“文学上之关系”*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第41页。，后来搜辑的文集中也未见其他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不得而知。

从其他文字著述来看，梁启超使用的“文学”有专指诗文、小说等文体形式的趋向。受欧西、日本语言文字特点的影响，梁启超认识到中国语言与文字分离，是阻碍国民进化的重要原因。他在《小慧解颐录》中说：“俗语文体之流行，文学进化之一征也。吾粤言语与中原殊途，珠江女儿所常讽之粤讴一编，知文者常叹为神品。”*《小慧解颐录》，《新民丛报》第5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第93页。岭南流行的粤讴作为俗语文体，是“文学进化”的表征。他在翻译法国焦士威尔奴(Jules Gabriel Verne，今译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十五小豪杰》时，原拟依《水浒传》《红楼梦》等书体裁，纯用俗话，但翻译时甚感困难，因此感叹“语言、文字分离，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法国焦士威尔奴原著，少年中国之少年重译：《十五小豪杰》，《新民丛报》第6号，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第83页。。

《新民丛报》从第4号起，开始连载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其中多次谈到对“文学”的认识。他在卷首说：“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4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第99页。乃在诗话中记录友朋诗文作品，并施以评说。他认为“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但长诗却不及欧西。古希腊荷马(Homer)，近世诗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弥尔顿(John Milton)、田尼逊(Alfred Tennyson)等，其诗动辄数万言，而中国之长诗最可传诵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他认为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一诗超越古人，堪称“诗界革命”之楷模，赞叹道：“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9号，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一日，第83、84页。出现“中国文学界”一词。梁启超颂扬严复的诗，认为“侯官严先生之科学，学界稍有识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学则为哲理所掩，知者盖寡”，于是作《广诗中八贤歌》以记之*《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14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第88页。。“文学”与“科学”对举，诗包括其中。

梁启超以诗文为鼓动国民精神之具，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无尚武精神，其中一大要因在于中国向无军歌。“此非徒祖国文学之欠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称赞黄遵宪《出军歌》四章之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26号，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九日，第95页。。“祖国文学”一词，体现出国家主义情结下的“文学”取向。受日本学校音乐教科的影响，留学生逐渐认识到音乐之重要。其时，杨度为中等学校作有《黄河》等歌词，由曾志忞谱曲，收入《教育唱歌集》。梁启超在诗话中评论说：“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称赞杨度《黄河》《扬子江》诸作，堪当“祖国文学之精粹”*《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3年第9号，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第91页。。

对于有学生入东京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一事，梁启超赞赏称，诗歌音乐是改造国民品质、精神教育之要件。他认为中国自明以前有韵之文皆可以入乐，《诗》三百篇皆乐章。“盖自明以前，文学家多通音律，而无论雅乐、剧曲，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自清朝以来，音律之学无复过问。“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而中国之词章家于国民却无丝毫之影响。在他看来，中国词章家与泰西文学家的差距在于，后者有利于国民性之改造。而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中国诗与乐分离，以至于诗、词、曲皆成为古玩，词章家沦为社会之蠹。诗文词曲等“文学”具有了改造国民的特殊功效。恰逢其时，《江苏》杂志上有中国音乐改良之论，后又有人谱出军歌、学校歌。梁启超评论说：“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希望留学生学习乐学者，“委身于祖国文学，据今所学，而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并以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弥尔顿(John Milton)与之比拟*《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40、41号合本，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发行，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一日补印出版，第195、196页。。“中国文学”指词章，被当作改造国民的要素。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追忆曹泰的八股文，认为八股文“亦五百年来中国文学之一种也”*《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第209页。。自称将别其流派，著一书以存于后世。可见，梁启超使用“中国文学”指诗文词已比较常见。他还把戏曲、小说当作“优美文学”之一种，说道：“欧美学校常有于休业时，学生会演杂剧者。盖戏曲为优美文学之一种，上流社会喜为之，不以为贱也。”*《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3年第13号，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第79—80页。梁启超评论小说《迦因传》称：“《迦因传》者，近人所译泰西说部，文学与《茶花女》相埒者也。”*饮冰：《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3年第17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第110页。以“文学”形容小说之价值。他把戏曲、小说看作“文学”，应当是受到日本引介的西洋学术观念的影响。

三、“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也”

小说成为“文学”是近代中国“文学”观念演变的一大突破，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留东人士的引介作用最为显著。中国历代对小说的认识不尽一致。大体上，自《汉书·艺文志》被列为诸子十家之一，后世将之归入子部，其性质又近于史，被认为可补正史之缺。虽有如明代王世贞使用“说部”一词，以之入集，特立于文体之列*参见何诗海：《说部入集的文体学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与王世贞同时的胡应麟对小说的认识也突破常规，有“史与子皆文之一体”的说法。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70页。，但究其实与文辞有异，士大夫多鄙薄小说，认为有碍世道人心*此就其大较而言，实则古代小说的体裁与内容庞杂不一，分类也有异议。胡应麟就指出小说有类于注经、述史、诗话、文评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283页)。。

近代受西学与日本学术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对小说的认识发生变化。众所周知，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小说理论变革之发端。该文从是否易于流传普及立论，认为说部之流传与影响深远，出于经史之上。古人之作说部，各有精微之旨，而浅学之人尽得其腐败堕落，于是天下不胜其毒，而欧美、东瀛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几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页。原载《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国闻报馆有鉴于此，乃于该报附印小说。在二人的观念中，小说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尚未与“文学”发生关联。同时期，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时，对小说与“文学”的关系有模糊的表述*《日本书目志》(1898年春)，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9—420、489、522页。。梁启超在1897年完成《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未见他对小说的专门论述。

东渡受日本影响后，梁启超重新意识到康有为小说论的重要性。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凡人之情大都惮庄严而喜谐谑。从适于普及的角度立论，引述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中的话，强调小说对国民改造的作用。他指出欧洲各国变革多藉小说之力，而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之功为最高。引英国某名士之言说：“小说为国民之魂。”*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第1页。因此，拟在该报译印政治小说，作为改造国民之助。该报后续刊出的政治小说有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与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

留东同人对小说与国民改造的关系几乎达成共识。蔡奋认为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大端，欧美小说系公卿硕儒所作，“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其立意都在益国利民。而中国小说之立意多在消闲，少有含政治思想者，小说界之腐败已极*《小说之势力》，《清议报》第68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第1页。据《清议报全编》知此为邵阳蔡奋所作。见蔡奋：《瀛海纵谈第十三》，新民社辑：《清议报全编》第2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5辑143，第1页。。劝人善用小说。

梁启超接触“日本文学界”消息后，着手翻译政治小说，并创办专门的小说杂志《新小说》，阐发自己的小说理论。1902年8月，《新民丛报》第14号登载《新小说》创刊广告，称其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民丛报》对小说与“文学”关系的认识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该广告说：“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岂不以此种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有非寻常文家所能及者耶！”将中国“小说”的历史上溯至先秦时代，认为《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九流，但汉唐以后学者拘文牵义，困于训诂、心性之学，而于人情事理切实之迹，毫不措意，于是反鄙小说为不足道。其比较了中西小说的地位差异。

论者对小说地位认知的转变，根源于小说对国民性改造的作用。《新民丛报》登载该报“条例”宣称，该报之宗旨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爱国精神，因此“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撰，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其小说观受到转手自日本的欧美小说观念的影响，将小说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等种类。又称：“本报全编皆文学科所属也。”*《新民丛报》第14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新民丛报》第15号刊登《新小说》征诗广告，称：“《新小说》报中有新乐府一门，意欲附轩之义，广采诗史传播宇内，为我文学界吐一光焰。”*《征诗广告》，《新民丛报》第15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上升，其还着眼于对转移社会风气的作用上。《新民丛报》第19号有《新小说社征文启》，说道：“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巨。”*《新民丛报》第19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因此向海内名流征集杰作。以国民改造为价值尺度，小说不仅成为“文学”，而且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是其他“文学”形式所不及。

此义在《新小说》中表达得更为明确。1902年11月，《新小说》第1号发行。同日发行的《新民丛报》第20号对其介绍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近世学于域外者，多能言之。”但在中国此风未盛，大雅君子犹吐弃不屑措意，称此编为空前之作，其结构之难数倍于寻常说部。“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名为小说，实则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绍介新刊》，《新民丛报》第20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第99页。此编分自著与翻译两种，宣称自著处处皆有寄托，以开导中国文明进步为目的。

《新小说》不仅刊载小说著译本，而且发布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创刊号上即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梁启超在该文中大声疾呼，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认为小说之吸引人有二因：一在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不为现实所拘束；二在能表达人所怀抱之想象及所经阅之境界，其感人也深，“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小说之支配人道，有熏、浸、刺、提四种力，故当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第1—8页。。

《新小说》尚在酝酿中就引起极大反响。在中国古代的正统文章论中，小说因与“文以载道”的观念不合而受到鄙弃。当《新小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宣言发布后，其轰动性可想而知。当得知梁启超筹拟发行《新小说》杂志后，黄遵宪在复函中赞叹道：“怪哉！怪哉！快哉！快哉！雄哉！大哉！崔嵬哉！滂沛哉！何其神通，何其狡狯哉！彼中国唯一之文学之《新小说报》，从何而来哉？东游之孙行者，拔一毫毛，千变万态，吾固信之。此新小说、此新题目，遽陈于吾前，实非吾思议之所能及。未见其书，既使人目摇而神骇矣。”*《致梁启超函》(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1页。自称生平论文，以小说为最难，亟欲先睹为快。

重视小说在“文学”中地位的观点，受到外来观念的影响，起初对持有旧观念的中国人造成较大冲击。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一文称：“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当看到日本人著《世界百杰传》将施耐庵与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而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时，感到骇异。继而思之，则认识到“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世界而无文学则已耳，国民而无文学思想则已耳，苟其有之”，则小说家之位置不可等闲视之*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7号，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第1页。。狄葆贤认为“以文学之眼观察”，梁启超二种德、四种力之说，不能尽小说之妙谛，凡文章常有两种对待之性质，一曰简与繁，二曰古与今，三曰蓄与泄，四曰雅与俗，五曰实与虚。所谓良小说者，具有繁、今、泄、俗、虚五种特点，故取天下古今种种文体而中分之，小说占其位置之一半。认为当日中国文界，得百司马迁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得百李白、杜甫不如得一汤显祖、孔尚任。

1903年，梁启超与平子、蜕庵、璱斋、彗广、均历、曼殊相聚，梁启超出示读《桃花扇》所作笔记，众人纵论小说，各述心得，后辑为《小说丛话》刊于《新小说》，汇集了对各种“文学”体裁的评述。《小说丛话》卷首说道：“谈话体之文学尚矣。此体近二三百年来益发达，即最干燥之考据学、金石学，往往用此体出之，趣味转增焉。”至如诗话、文话、词话、四六话、制义话、楹联话，多有作者，惟小说尚阙如。此编之作，欲为小说谈话体之开端。

众人首先对俗语文体展开讨论。梁启超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因推崇俗语文体之故，六朝、唐代之文被视为在“文学史”上皆无如何之价值，而“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宋以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为小说。彗广则认为：“各国文学史，皆以小说占一大部分，且其发达甚早。而吾国独不尔。”认为其原因“虽由俗语文体之不发达”，另一原因则在于中国之思潮，分南北两大宗，北宗主严正实行，北宗胜则小说受到蔑弃。其时，夏曾佑的《小说原理》认为著小说之目的惟在开导妇女与粗人。狄平子对此并不认同，举例指出英之索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法之福禄特尔(François-Marie Arouet)以及俄罗斯虚无党诸人，其小说所收之结果，仍以上流社会为多。“西人谓文学、美术两者”，能导国民之品格、理想，日迁于高尚*以上引文均见《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第165—168页。。欲导国民于高尚，则小说不可以不高尚，不必限于士夫以外之社会。

《小说丛话》一直连载至1906年1月《新小说》第24期，其他参与讨论者还有浴血生、昭琴、侠人、定一、解脱者、吴趼人、知新主人等，对小说与“文学”的关系及对国民改造的作用多有阐发。晚清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自由、民权、科学等等新观念如潮水般涌现，其根本动因皆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原本被视为小道、为主流文化所排斥的小说，因为亦庄亦谐，易于深入社会各阶层的缘故，被视为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因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这种思想在《小说丛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侠人比较中西小说之优劣，认为西洋之所长一，中国之所长者有三，“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真可以自豪也”。曼殊则认为，凡人之稍有思想者，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谈理不如指事之能感化人，圣经贤传、诗歌词曲之所不能达者，小说能达之，“其有一种之特别势力也，以其为一种之特别文学也”*《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1号，光绪三十一年元月，第167、171页。。

在《新小说》杂志周围聚集了同好者参与小说理论的讨论。其时，海天独啸子著有《女娲石》，由卧虎浪士评点。海天独啸子认为中国人民思想多以妇女为中心，欲改革社会须求妇女之改革，而改革妇女又以小说最有效力。其不满于中国已有小说“欲遍搜妇女之人材，如英俊者、武俊者、伶俐者、诙谐者、文学者、教育者撮而成之，为意泡中之一女子国”*卧虎浪士：《叙》，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东亚编辑局发行，光绪三十年六月初版，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再版，第1—2页。，后乃创作小说《女娲石》。“文学”成为对女子的形容词。《新小说》《新民丛报》刊登了该书广告，以《女娲石》与《水浒传》《红楼梦》相比，认为有转移社会之力，称：“《女娲石》者，科学家言也，泰西二十世纪未来之科学也。《女娲石》者，文学家言也，中国千余年来遗传之文学也。”*《新小说》第9号，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新民丛报》第3年第14号，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将科学与文学对举，该小说兼具二者特性。

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指出写情小说与改良国民的重要关系，认为“情之出而占位置于文学界者，亦东西洋民族之所一致也”，“取小说之力与夫情之一脉”沟通东西两隔绝之社会，“则文学家不能辞其责矣”。欲取文明小说，如“《西厢》、《红楼》、《淞隐漫录》旖旎妖艳之文章”，以更新国民之脑界*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新小说》第2年第5号，光绪三十一年五月，第2—3页。《女子世界》第2年第2期，乙巳年，第3页。。周树奎翻译英国小说《神女再世奇缘》载于《新小说》，在序言中介绍该书“为英国文学巨子解佳所著”，“与近世科学，最有关系”。并说道：“科学Science在西国与文学并重。”*周树奎：《新译神女再世奇缘》，《新小说》第2年第10号，光绪三十一年十月，第125、126页。对文学与科学作明确的界分。

《新小说》欲以浅近文字普及于下流社会，以达国民改造之目的，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1903年，《大公报》报道，外务部奉旨致电驻横滨领事封禁小说报馆，以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说，“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丛报文字稍深，粗通文学者尚不易入”*《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第2版。。清廷官方认为《新小说》之为害大于《新民丛报》，着眼点也在小说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此后，沪上各小说报的发行多受到《新小说》的影响。“三楚侠民”主持沪上风潮，欲开化大多数之国民，组织创办《新新小说》杂志。《新新小说叙例》接受了小说对社会改造作用的观点*《新新小说叙例》，《大陆报》第2年第5号，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从该报命名亦可见梁启超《新小说》的影响。《新新小说》从第1期开始连载吴梅村遗稿《秣陵春传奇》，将吴梅村称为“明季大文学家”*吴梅村遗稿：《秣陵春传奇(一名〈双影记〉)》，《新新小说》第1年第1号，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一日，第1页。。该刊把小说分类为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怪异小说、心理小说、写情小说。该著被归入“写情小说”一类，对明代小说家的认识附带了新时代的色彩。

1905年，定一在《小说丛话》中说道：“晚近士人皆知小说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自《新小说》出，而复有《新新小说》踵起，今复有《小说林》之设。故沪滨所发行者，前后不下数百种。”*《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3号，光绪三十一年三月，第169页。亦可见《新小说》肇始之功。

四、新学竞争中的“文学”认识

20世纪之初，沪上报刊林立，多以引进新学为宗旨，在东、西学交汇的背景下，不同途径所接受的新学知识往往存在差异，在引进新学中不免产生竞争。《大陆报》与《新民丛报》的论争就关涉“文学”概念。关于各报之分歧，学界研究多已揭明*张帆：《“有学”“无学”之辨：20世纪初“科学”标准下的中学自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科学”的维度：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政治考量——围绕〈新民丛报〉的考察》，《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此节仅就其关系“文学”一题者略述原委，以见时人观念异同。

1904年9月，《大陆报》第2年第8号有一篇题为《中国大生计家与大文学家》的文章，讽刺梁启超善于营生，说道：“自古文人学士，未有不穷愁潦倒者也，有之自梁文豪始。”*《中国大生计家与大文学家》，《大陆报》第2年第8号，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第46页。对梁启超“大文学家”之称有讥讽其善文之意，双方的论争大有来由。

在众多西学门类中，“文学”与“科学”已成为学问之两大类。1903年2月，《大陆报》第3期发表《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一文，从西文语源辨析了“科学”“文学”的来历，指出：“文学者何？所谓形上之学也。科学者何？所谓形下之学也。‘科学’二字，为吾国向所未有。盖译自英文之沙恩斯Science……又出于拉丁之沙倭Scio。沙倭云者，知之谓也。至十六世纪，沙恩斯一字，乃与阿尔德Art一字相对峙。盖沙恩斯为学，而阿尔德则术也。至十七世纪，沙恩斯一字，又与律德来久Literature一字相对峙。盖沙恩斯为科学，而律德来久则文学也。兹义实传至今日，传至东方，传至我国。”源出欧洲话语的“文学”与“科学”，成为当时人对新学术的整体认识，且以之为世界共有之学。该文指出，古代文明国“有以文学著者，有以科学著者，有以文学与科学并著者”。印度人婆罗门佛陀之学，伊兰人洛亚斯德之学，希伯来《旧约全书》《约百记》《诗篇》诸学，罗马“奥格斯德时代之文学”，都是以“文学”著称的。“文学”与“科学”相对，“文学”指哲学、诗歌、史学、传奇等今日所称人文科学的范围，“科学”则指天文、几何、算学、医术等自然科学的范围。

作者此篇意在强调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尤其针对中国人避实就虚，不喜科学的弊病。认为文学与科学相互为用，“政教之衰颓，公德之扫地，人权之放失”皆与“文学”有关。“文学”“科学”都用来指中国旧有之学。文章指出，中国古代有黄帝之医术，羲和之天文学，周公之算经、指南车，皆发明科学之理，至当日仅有“文学”而无“科学”。“且即以文学言之，汉魏不如周秦，元明不如唐宋，降及今日，仅余科举之文、公牍之文，并弹词小说之文，则支那虽曰仅有文学，实并无所谓文学也。”强调当日欧亚交通，西学东来，正值“支那文学、科学之大革命”时代，须博取西学之长。其所说“支那文学”又偏指中国古代之文，从“支那文学”一词可见日本的影响。

《大陆报》从语源出发，对文学、科学作寻根究底的探究，强调根底之学，有意针对梁启超作新学术的抱负，称当日士大夫及加新学之虚衔者都无论矣，“即当世所崇拜为通人，而彼亦自命为通人者，亦不过剽窃东籍中一二空论，庞然自豪于众。若询其根底之学，则亦茫然未有以应也”*以上引文均见《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大陆报》第3期，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第1—5页。。

《大陆报》此番言论即针对梁启超一方，这与《新民丛报》好评骘新学同行不无关系。1902年10月，《新民丛报》第18号评介《新世界学报》第1、2、3号，认为该报分类颇欠妥惬，心理学、哲学、法律学等栏目名实混淆，“各学界说虽在泰西诸国学术极发达者，犹难论定”，况中国尚在萌芽时期*《新民丛报》第18号，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第101页。。鼓励学界再接再厉，谋求进步。1903年2月，《新民丛报》第25号开设“学界时评”一栏，栏目解说更为激烈地批评道，近一二年来之中国学界，似颇有蓬勃之气，然多“徒摭皮毛，不务实际”，“甚者剽窃一二生涩之名词”，以炫人耳目，其性质之良恶，尚有待观察。“学界时评”之创设即有针砭新学界时弊的用意。该期批评上海《翻译世界》，称其“所出广告，满纸皆日本字面，几于不能索解”。尤其针对该刊告白中“二十世纪之支那，翻译之时代也”一句，《新民丛报》认为此刊创刊之时，不过为二十世纪之第二年，难以说剩下的九十八年仅为翻译之时代。

“文学”作为可以与“科学”平分天下的学术之一端，成为各报论争援据的有力武器。《新民丛报》的批评还涉及各报翻译好用日本新名词，认为这种行为是无爱国心的表现，“凡爱国者，未有不宝其祖国之文学者也。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殊不让泰西”。若严复翻译之《天演论》，文辞与原本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其余如诗词曲本，虽理想不如人，而文采或过之。批评当日新学界崇拜日本文词，称其“无自立性，是之谓奴隶”*《新民丛报》第25号，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第73、76页。。“祖国之文学”乃国粹之一大端，在引进新学时，应保存中国文词。

《新民丛报》第26号又刊登《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论新学各报之优劣，认为就程度而言，“《译书汇编》为最，《浙江潮》次之，两湖之报次之，《新世界学报》、《大陆报》又次之”。持论则好以各报之文词为断，认为“《新世界学报》颇有能文之人，然大段亦涉空衍，且多外行语，为方家所笑者。《大陆报》无甚外行语，优于《新世界学报》，而其文更不逮之，敷衍篇幅者居全册之半，无甚精彩”*《丛报之进步》，《新民丛报》第26号，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九日，第82页。。

针对《新民丛报》的批评，《大陆报》起而反击，指梁启超责人有余，而自知不足。针对梁启超论中国学术认为上世史、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都以中华为第一的观点，《大陆报》反驳说，希腊圣贤皆与中国不相上下，即使以中世史时代相比，“唐代文学之最发达者曰诗，然亚剌伯人之诗学、意人谈惕、英人曲塞尔之著作”，都可与李白、杜甫相比。“宋明文学之最发达者，曰性理学，然亚剌伯之文学有心理、哲学、神学、法学、史学、地理、诗学、小说等，亚剌伯之科学有天文、医学、代数、三角、物理、解剖等，且当时有罗马法，有基督教，有可兰经，有斯哥拉学派之哲学，有贝根麦格内斯之科学”，都可与宋、明时代作者相比。在作者看来，诗学、性理学、心理、哲学、神学、法学、史学、地理、诗学、小说都属于“文学”。对于《新民丛报》对各报文字的批评，《大陆报》继续反驳说，梁启超所自命为不外行者，“仅区区文词之末”。又以东京专门学校高田早苗评梁启超有文无学之语，讥刺梁启超所用以自豪者，仅文章末务，而非学问。

两报之争当有党派政治见解的分歧，但攻辩仍以学术为理据。《大陆报》揣测梁启超之所以仇视该报，是因为《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文末对“通人”的批评，戳中梁启超痛处，“故不胜其怨毒以至于此”*以上均见《敬告中国之新民》，《大陆报》第6期，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第1—9页。。

该期《大陆报》还有“新民之旧友”《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一文，认为梁启超的文字多取材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指其为行窃者。文后有《大陆报》主笔附言，重申该报注重科学学理输入，不以文词论英雄*新民之旧友：《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大陆报》第6期，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十日，第45—46页。。后续的论战还有《大陆报》第6期刊登的《新民丛报批评之批评》，第7期东京留学生“今世楚狂”来稿《论广东举人梁启超书报之价值》，第2年第1号《异哉新民之宗旨》等文。在论战中，对梁启超擅文而少学的批评是主要攻击点。

结合《大陆报》攻讦言论与其对新学的引介，该报在输入泰西学理方面确有所长，其中即涉及西洋文学知识的输入。该报第2年第1号有《文学勇将阿密昭拉传》一文，介绍法国“文学大家”阿密·昭拉(émile François Zola，今译为埃米尔·左拉)在诗、小说上的成就。介绍外国文学之余，以中国小说家与之比较，认为《水浒》《儒林外史》能契合阿密·昭拉小说理论之旨趣。随后又指责晚近之效颦者，绝无精采可言，“即如某小说社之主人，素以大文豪自矜者，亦不过东偷西袭”，“从未闻其能独运心思，成一奇特之著，足以戟刺国人之感情也”*《文学勇将阿密昭拉传》，《大陆报》第2年第1号，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日，第33页。。此“某小说社之主人”即指梁启超。

从《大陆报》与梁启超的论争文字来看，双方对“文学”的认识存在共同之处。“文学”既可与“科学”对举，指广泛的人文学术；又呈现出专指文辞、戏曲、小说的趋向。尽管招致《大陆报》的批评，但梁启超及与之相关的留日学界对日本“文学”的引介作用不容抹杀。《新民丛报》第4年第5号上有渊实“从东文译出”的文章，考辨中国诗乐变迁与戏曲发展的关系，乐府、诗余、元代杂剧、传奇都成为“中国之文学史”的一部分。梁启超跋文称：“其中所言沿革变迁及其动机，皆深衷事实，推见本原，诚可称我国文学史上一杰构。”*渊实：《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新民丛报》第4年第5号，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第78页。显示当时人受日本影响，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共识。

中国古代并无界限分明的分科学术，“文学”在古代并无固定含义，大体而言具有文教、学术等宽泛的含义，也有专指文章的用法，具体视环境而变化。甲午以后日本学科观念的输入，是近代中国“文学”概念演变的一大转折。因戊戌东渡的机缘，梁启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文字著述中，对“文学”的使用因时而异，既保留了指广义学术的用法，又可与“科学”对举指西学科目，同时呈现专指诗文、戏曲、小说的倾向，并非一成不变。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原本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诗、文、戏曲、小说，成为“文学”的重要成分，并进一步成为研究对象，可谓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一大解放；另一方面，面对已经发生结构性转变的知识体系，如何破除后来成见，认识它们在旧学中的位置及本来面目，则是梁启超及其时代所遗留的问题。

从梁启超与“文学”概念的转变来看，中国学术之近代演进与外部环境关联密切，学术成为社会改造的工具，超脱自身的独立价值，融入社会血脉，而其自身亦随世变而变。整体上接受西式框架尺度之余，旧学新知不同程度地发挥影响，以“文学”为例探寻不同因素作用下中国学术发展取径的利弊，对于把握其走向当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