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

在近代中国“文学”成为中国学术之一科的过程中，甲午以后日本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甲午、戊戌之间，来自日本的学校分科观念虽已在维新群体中传播，但限于与日本接触有限，“文学”的含义受不同观念影响因人而异。在“文学”的进一步演进过程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留日群体发挥了引介导向作用。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奔日本，大量接触日本书报，思想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目前学界对梁启超戊戌后受到的日本观念与名词术语的影响，已有充分认识。惟对梁启超与“文学”关系的认识，囿于已有的固定学科观念制约，未能将其置于“文学”概念的流变中考察*在现代学科体制下，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所关注的梁启超与近代文学的关系，主要是梁启超的文体变革、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思想、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对小说理论的革新。如关爱和：《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斋藤希史详细论述了戊戌后梁启超的国民改造理论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关系及其可能受到的明治日本文学界的影响，所述主要在《新小说》及小说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上(见[日]斋藤希史：《近代文学观念形成期的梁启超》，[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9—320页)。对近代“文学”概念的代表性研究有：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余来明：《“文学”概念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