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硕

1956年，王策三先生给我们教育专业三年级学生讲授教育学课程中的教学论，那时他刚由助教晋升为讲师，是第一次给本科学生开课。他很年轻，我们班有不少调干同学和他年龄相近，甚至还有比他大的，对他能否担当起主讲颇为怀疑。我是负责与系办公室和任课教师联系的学习班长，也向系领导反映过为什么派一位年轻教师来教这门重要的专业课。系主任彭飞向我说明这是教研室和系里经慎重研究精心安排的，王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教育学研究生班的毕业生，在教育学教研室里他的理论水平较高，是能够胜任教学的，一再嘱咐我们要好好跟他学。王先生在课堂上精神饱满，教态认真，讲课语言简练而有条理，课后还亲自辅导答疑，并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很快他便得到了同学们的普遍认可。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教育学基本上是照搬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虽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理论水平并不高且有不少严重缺陷，又十分脱离我国中小学教育实际，因此同学们对教育学课程内容还是很有批评意见的。我曾把大家的看法归纳为教育学课程内容“既不抽象又不具体”向系里提出，王先生得知后一脸苦笑地向我点了点头表示接受。我反映完意见后也没有再多想什么，谁知这几近刻薄的八个字竟深深触动了王先生，让他长久地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这是事隔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