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硕

1956年，王策三先生给我们教育专业三年级学生讲授教育学课程中的教学论，那时他刚由助教晋升为讲师，是第一次给本科学生开课。他很年轻，我们班有不少调干同学和他年龄相近，甚至还有比他大的，对他能否担当起主讲颇为怀疑。我是负责与系办公室和任课教师联系的学习班长，也向系领导反映过为什么派一位年轻教师来教这门重要的专业课。系主任彭飞向我说明这是教研室和系里经慎重研究精心安排的，王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教育学研究生班的毕业生，在教育学教研室里他的理论水平较高，是能够胜任教学的，一再嘱咐我们要好好跟他学。王先生在课堂上精神饱满，教态认真，讲课语言简练而有条理，课后还亲自辅导答疑，并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很快他便得到了同学们的普遍认可。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教育学基本上是照搬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虽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但理论水平并不高且有不少严重缺陷，又十分脱离我国中小学教育实际，因此同学们对教育学课程内容还是很有批评意见的。我曾把大家的看法归纳为教育学课程内容“既不抽象又不具体”向系里提出，王先生得知后一脸苦笑地向我点了点头表示接受。我反映完意见后也没有再多想什么，谁知这几近刻薄的八个字竟深深触动了王先生，让他长久地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这是事隔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的。1980年，我到北京出差时去看望王先生，一进门他便说：“呵呵，昨天我们在教研室会上还说起了你！”我很吃惊，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老毕业生怎么会在颇负盛名的北师大教育学教研室里被议及呢？王先生告诉我，他们在会上又一次讨论了我的那八个字意见，他说当年在“一边倒”全面学苏联的大形势下，我们学习和传播的主要是凯洛夫教育学，我国自己的教育理论还在初创阶段，学生们认为理论水平不高、脱离教育教学实际是很有道理的，问题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我们的教育理论应当如何创新发展，学科建设的任务太繁重了，真需要我们刻苦努力啊。此后王先生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在教育学学科建设上，特别是在创立教学认识论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1—1982年我被借调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做课题研究时，王先生在学校讲当代教学论流派选修课。征得先生的同意，我有幸成为旁听生，在先生的引领下认识了世界上各主要流派的理论框架和主要学术观点。先生在介绍的同时对各学派都进行了精辟评论，分析其产生背景、学术价值和长短得失，使我获益良多。后来王先生的《教学论稿》《教学认识论》先后正式出版，他都赠书与我，学习后我深感先生学术根底深厚，理论思维缜密而有深度，加之长期深入中小学进行主体性教学改革实验获得的宝贵经验，先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成果实在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作为指导自己教育教学实践的思想武器，所以我把这两部著作中的部分章节列为内蒙古自治区师范学校、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培训的学员必读教材。

我退休后于1998年回到老家北京，与王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进入21世纪，“新课程改革”正式出台后，“新理念”满天飞，王先生在认真观察思考时也常与我交换意见。王先生始终抓住我国教育应坚持走现代化道路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虽然取得辉煌成就，但一直围绕着走不走现代化道路这一基本线索进行论争。他认定，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正式踏上教育现代化征程的标志，但不久在我国根深蒂固的轻视知识的小生产者“前现代化”思潮再度泛起，并和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涌入形成的新的非现代化思潮合流，顽强地向教育的现代化挑战，于是便有“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口号的提出，走教育现代化之路必须坚持的全面发展教育便受到严重排斥，本是朴素的经验层面提法的“素质教育”被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而成为教育改革的目的和教育的主题，而目标明确、方法具体、内涵深刻的全面发展教育被没有确定内涵、空洞的“素质教育”所取代，这就必然阻碍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甚至使之逆向而行。世纪之交，王先生先后撰写了《保证基础教育健康发展》《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恢复全面发展教育权威》三篇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长篇文章，我拜读之后不仅为其论说之精辟、逻辑之严谨、分析之透彻、思想之深刻拍手叫好，而更令我深受感动的是先生对我国教育现代化所持信念之坚定，对人民教育事业之忠诚。

21世纪之初，“新课程改革”在全国范围推开。不久后，王先生找我说他的一位学生建议他把有关基础教育改革的文章编成小册子，以便人们对课改的不同观点有较全面的了解，他想将多一些有针对性的文章放在一起成集，便跟我商议。在征得我的同班同学孙喜亭同志同意后，我们把近年发表的讨论课改的论文编成《基础教育改革论》一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王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这本书是留下些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反思的历史记录……但愿尽一点愚诚说出我们了解的历史、理论、实际情况，以及反复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头，供人们参考、讨论、研究，为的是使我们的教育改革更好一点，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保证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先生对人民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崇高的责任感。在和王先生合作著书的过程中，我进一步看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良的学风，让我由衷钦佩。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在学理上进行探讨，不涉及对政策的评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这种谨慎态度和组织观念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先生在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不断有长篇宏论写出，令我对先生更加钦佩。他的《“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台湾教改与“我们的课改”》《对“新课程观念”介入课程改革的基本认识》等文章说理充分，对一些错误主张批驳有力，并积极为如何有效进行课程教学改革进言献策。但由于种种原因，有的现时不便公开发表，有的则是无处发表，于是他将近年撰写的论文汇集成册，以《世纪之交的教育论争》为题，自费刊印了20多本，他说写这些文章主要是争论激起自己太多感慨和想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而不避非议写出来，只是自我抒发而已，最多也只是作为一点记录和资料，供后来学者参考。他还说人到老年思维迟钝，这些文字也许会被历史永远封存也没什么可惜的。我想他“立此存照”的做法反映出他对教育学术界现状的几分无奈，也表现出他的宽广胸襟和“不信东风唤不回”（先生多次提及）的坚定信心。

我最后一次去拜访他是2017年12月3日，那天我进门时他正躺在长沙发上，还盖着棉被，见我后便坐了起来说最近身体真不好了，“晚上睡不好，浑身乏力”，边说边想站起来，可是连续三次身体刚离开沙发就又无力地坐下去了，看得我心里难受。我去扶他他不让，他说他用手杖还是可以顺利起立和行走的，我看他气色还好，便多少放了点心。上次我来看先生时得知他那本《世纪之交的教育论争》有出版社要正式出版了，便问他北师大出版社什么时候出，他更正说不是北师大出版社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还说不知道怎么的，是人教社主动找上门来的。看得出他有几分兴奋，我也为之高兴，真希望那部巨著早日面世。他还带着歉意对我说，他因体力衰弱，早就说要为我的回忆录《砥砺前行——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写几句话却迟迟没有動笔，他说他准备待身体稍好再读一遍后再写的。王先生对他的老学生的关爱之心和对写作的严肃态度溢于言表，令我十分感动。

不料仅仅十几天之后，王先生便溘然仙逝了，真是晴天霹雳，令我悲痛之极。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而他精深的学术成果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风采也定将受到后人的深深敬仰。

（作者系原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师训处处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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