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教育学，教教育学和编教育学，“阴晴圆缺”六十年于兹，葆奎也可以算是一个老教育学工作者了。然而，也只是、也只能是一个老教育学工作者而已。在这个“熙来攘往”的年代，颇有一些自鉴和期待。

我相信，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不会有教育理论的真创新，就不会有教育学术的真进展。真伪不可不辨。

我相信，没有“统新故”“苞中外”的教育理论，是肌肤不实、筋骨不足的。岂能“负大舟”“负大翼”？

我相信，没有对其他学科的“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就不会有教育学的蓬勃生机。“熔裁吸纳”则兴，“闭关锁国”则衰。

我相信，教育理论归根结蒂来说，是来源于教育实践的，又是为教育实践服务的。而另一方面，教育理论又不能满足于只跟踪教育实践的“脚步”，忘记了自己审视的、批判的本质这个使命。

我相信，没有历史的教育理论是贫乏的，没有理论的教育历史是肤浅的。这就要论中有史，史中有论。论“亲”则“胜”、则“优”，“疏”则“负”、则“劣”。

我相信，没有对教育理论“入乎其内”的笃志，就难以有“出乎其外”的准确的把握、深度的阐发。

我相信，只有一种观点的教育学术，是窒息了的教育学术；没有论争的教育理论，是死亡了的教育理论。

我相信，“始终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置于自己批判對象的地位”，才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教育理论成果的主人。

凡此，有深浅、厚薄、精粗之别，有曲直、雅俗、明昧之分。

（摘自《瞿葆奎教育学论要》，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