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立新

直到今天，在各种各样有关教育的场合，自报家门时说到“我是王策三老师的学生”，总是会被别人“高看一眼”，并且收获一句“名师出高徒”的恭维。高徒不高徒自己心中有数，不过身为开门弟子是不可更改的事实。王老师走后，陆续读了师弟妹们一篇篇怀念文章，由不得一次次动容，常感自己再写真是多余，可还是写了。原来这样文字果然是为自己而写，因为不写则不得安宁。

写什么呢？该说的大家都说过了，想来王老师是内涵丰富的学者，那么便可以写写 “我的”王老师。

“就怕王老师打电话”

与王老师的相遇，真是偶然，不同于师门的诸多后来者，他们多是慕先生之名，抱定师从名宿、投身学术的信念而来，我则纯属意外。77级临毕业时忽然传来消息，国家要派遣公费留学生！静待分配的同学闻风而动，除个别学俄语的同学扼腕嘆息外，全班紧急动员突击备考，那一番轰轰烈烈、几乎全班出动的气势空前绝后。我则稀里糊涂地跟着凑热闹，稀里糊涂地居然得中，稀里糊涂地去参加英语培训，稀里糊涂地又被刷了下来……准备参加分配之际，班主任刘传德老师再三怂恿，转国内研究生便利至极，王策三老师学问精深，是国内有名专家，刚刚开始招生云云。想起来曾经选修过“教学论”，嗯，那个老头挺和气的，刘老师又这么诚恳，学校里面再晃几年好像也不错，转就转吧。于是开始了与王老师的师生缘，到先生离去，是35年。

我这样的“不速之客”，想必王老师心中是不会满意的。初次见面，警惕十足地询问：愿意学教学论？为什么？我连忙祭出唯一法宝：选修过的，您上的课啊！学校里没啥比教学重要啊是吧！王老师拉开抽屉，取出个小本子：“是，选修过，作业题目是……”这可是吓一跳，我急忙接过：“‘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口号的分析，您说这个口号不够科学，不过分析有合理处，是自己的看法……”“嗯嗯。”

说实话，教育学这样的学科，学好难而又难，混个看得过去的成绩却相对容易。四年本科，除了心理学、人体解剖、中外教育史这些课程觉得有趣，教育学、马列论教育这样的基本理论课我一向敬而远之，大把时间都去乱看小说和杂书。忽然升格成研究生，完全找不到北，究竟研究个啥？彻底不得要领。

心虚之下，开始了一顿乱读书，好在那时读研的课程远远没有如今这样多，时间充分，后来成为人教社绿皮经典的书逮住一本是一本。读得多了，脑袋里面乱哄哄打架，于是经常晃到王老师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求问以及乱发心得。不知道王老师究竟是如何忍耐那些胡说八道的，只记得他对于看书极为赞同，且从未打击过我种种幼稚可笑的看法及“异端邪说”。更不得不服气的是，无论说到哪一本，王老师都接得住，忘不了每次谈过后，回来第一件事必是急急将已经读了一遍二遍的书再翻个三遍四遍：可不是，洛克基本就是家庭教育视角，斯宾塞的主张对照癸卯学制相映成趣，杜威确实极为看重科学知识，等等。就这样一本本读下来，渐渐累积起了一些专业常识，而且逐渐领略了这个看起来和气的“老头”学问深厚。如今回忆那时形状，真是不堪！想起来便去敲门，而且从未觉得不妥。王老师说过几次：“没有事先预约敲门就来，而且次次如此，除了你就没有别人。”这已经是明明白白的提醒，可是居然仍未意识到自己的唐突无礼，后来得知一些师弟妹居然也是如此，不知我这个大师姐是不是始作俑者？惭愧！

那时的专业课只有两门，一门正是“教育名著选读读书报告”，我选了叶希波夫和达尼洛夫的《教学论》，现在的年轻人大约已经很少会读这本书了，那时却是数得过来的“专著”。我和王老师说选择的理由：“好像把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论那部分拿出来，放大了似的。”王老师很高兴地点头同意。说是读书报告，其实大约超过三分之一都是摘抄，着实花了不少气力。究竟读书报告得了个什么分数？一点印象也无，只是记得王老师对于大段抄这样的笨做法一再鼓励：“读书是要这样，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即使为批判也先要弄清楚别人说的到底什么意思……”

另一门专业课作业是教育实践调查。由此，更加领教了王老师的不好糊弄。入学初始，王老师便和颜悦色却毫无商量余地地要求我们去中小学听课，且指名道姓，这个实验那个改革必看必观摩——不是走一趟了事，动辄便是十天半月。身在教学论专业，对此当然说不出半个“不”字，天知道这对本科睡了四年懒觉的我来说何其残酷！听课的学校遍布北京，每日里上闹铃、挤公交苦不堪言，睡眼惺忪地挣扎起床时，每每咬牙切齿，怨北京城大得没有天理，怨王老师苛刻得不近人情，不能换个学校吗？不能换个时间吗？当面却不敢吱一声。有时想想，王老师知道吗？我感觉他其实是知道的，甚至早就准备好了我去申诉时给我迎头痛击。不过，一来二去终究听出来些味道，不时有所评价，这个老师很棒，那个老师讲得不清楚，如此实验确有道理……当然，这样的评价，是入不了王老师法眼的。在他咄咄逼人的追问下，也就慢慢地学会了思考，究竟“棒”在哪里？何以没有讲清楚？实验改变了什么？作业的完成颇有收获。回头去想，从学生视角的听课转变为教育者的听课，始于此时吧。

两门课的报告还在进行时，已经到了论文时期。从选题到资料，从提纲到写作，着实紧张，完成初稿时长出了口气：有生以来最长的一篇文章，空前辛苦。当然这时已经多少领教了王老师的厉害，开始准备迎接暴风骤雨。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便接到电话：马上过来。这个时间不能不让我误以为有什么其他事情，一路颠簸进门后，却见到王老师前所未有的铁板面孔，以及前所未有的严厉：“这是什么？没有题目，标点符号不认识，许多字无法辨认，重新抄写后再拿来吧。”好一记闷棍！彼时完全崩溃，灰溜溜出了王老师家门就掉了眼泪，委屈得肝肠寸断：不是草稿吗，有什么不能看啊？题目还在斟酌啊，标点符号到底算什么呢？居然看都没看就打回来重抄，好几万字啊！

身为恢复高考后首届的77级大学生，在当时是件蛮得意的事情，从至爱亲朋乃至社会大众，总归是万千宠爱于一身。其实就我而言，对于学问一道，直到此时实在“犹未登堂”。拜“文化大革命”所赐，学历戛然而止于小学五年级，初中三年付之于各种批斗会、游行、农村工厂的劳动，然后摇身一变成为工人阶级，起码的基础教育尚未完成一半，哪里有什么系统知识、学术训练。大学四年，懵懵懂懂，最严格的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又因为留学考试被爱护学生的老师们放了一马。种种之下，其实就是以小学生的作文水平直接开写硕士学位论文，学术规范是啥？嗯？这一笔账，终于在多年之后算清楚。后知后觉地惊异于自己的无知无畏，那样的玩意儿，居然也敢交上去，这不是找死吗？不觉得丢人还老大委屈！那时我也开始带学生，实话说，学生们比起我当年是强得太多。即便如此，谈及一些专业问题，谈起论文写作的若干要求，常常感觉心力交瘁。忽然旧梦重温心惊肉跳，急忙忙跑到王老师处：“王老师王老师，想当年我都快把您气死了吧？”王老师忍俊不禁：嘿嘿嘿嘿……

回到当时，那件事后便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是王老师一来电话，立刻紧张兮兮：立正、 肃容、平视前方，家人一律“肃静”“回避”，以至于儿子很快发现端倪，动辄大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老师打电话！

近年来，同门相聚常常提及，王老师越来越慈祥啦！还真是，笑容频率增加，批评委婉许多，一兜水果两盒茶叶也终于不用担心被拒之门外了。不过慈祥归慈祥，大家的“怕”似乎并无消失，至少我是这样。

大学轰轰烈烈的科学化管理，号称与国际接轨，论文数量、刊物等级一时成为教师的“紧箍咒”。那时一边不断地发牢骚，一边不停地数数，完成了几篇，还差几篇……虽然不能说都是敷衍，但“萝卜快了不洗泥”是难免的。一次，王老师以晚年特有的慈祥问我：“他们几个经常拿文章来讨论，你怎么都不给我看呢？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这一问令我一呆：就是，为什么啊？要知道，那时硕士博士论文若能得王策三先生指点已经是年轻人的殊荣，通常要在前言后记里面专门加上一笔的。我一边琢磨一边哼哼唧唧：“是这样啊，您如果提意见呢，往往太厉害，每次都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改呢很难，不改呢自己又过不去，难受！”王老师长长地“噢”一声，一边笑，一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头一点一点地。忽然明白过来，还是“怕”，而这“怕”之下的心思又何其恶劣！于是打起精神，此后的几篇论文，包括发表的，也包括可能永远无法发表的，又开始坦荡荡地请王老师审阅，难堪自然不免，但更多的是思考的乐趣，是不断的收获。

其实王老师的厉害旗帜鲜明，学生的怕他，也是边界清晰的。谈专业，只要你下了功夫，有所思考，但凡有一点道理，无论如何简单幼稚甚或不着四六，他是不会怒的。当然，若是有些微不懂装懂，敷衍蒙混，你就休想过关，耍小聪明则必定招致疾风骤雨：亵渎学术，岂能容忍！正如他经常说：“你们过去做什么，将来做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我不会干涉也不应该干涉。但现在，既然在我这里读学位，一篇学位论文，必须下功夫。我就是要按照学术规范来要求你，此事没有商量。”几十年来，他始终如一。

“教育学最难”

教育学学术水平的微妙之处，每个行内人都无法回避。钱钟书在《围城》里的调侃，更是广为人知。在所难免地，也会与王老师谈起这个话题。我说难怪别人调侃，教育学确实水平有限啊。此前此后的几十年中，与许多人聊过这个话题，时至今日，王老师的反应是最让我佩服的：“就是啊，和其他许多学科相比，是差了太多啊！很多东西没有说清楚嘛！”王老师又问：“你倒是说说，为什么？”“难以吸引一流人才吧，就说您，还不是误打误撞进的这个门。”“这算一个吧，还有呢？”“年轻也是吧，比不得哲学啦历史啦源远流长。”“也可以算一个吧，还有呢？”记不得我又信口开河了些什么，王老师仍然不以为然。“想不出啦，那您怎么看？直说吧，您认为是为什么？”“嗯，最重要的是，教育学最难、教育研究最难啊！”愣了几秒后，我顿时笑得没心没肺。彼时哪里想得到，后来的时日中，不知有多少回我对学生一次次重复着王老师的感叹：教育学最难啊！教育研究果然是难啊！只是，哪里还笑得出来！

坦承教育学“差太多”的从容豁达与教育学“最难”的判断，构成了奇异的对比和张力，好像交错着的经纬，编织出他学术生涯的基底。因为“差太多”，王老师对教育学盘根究底，终其一生无怨无悔；因为“最难”，王老师做学问如临如履，举轻若重，举重更重，无论对自己的著述，还是对学生的作业，严厉到苛刻。

入门后，很快发现王老师知识渊博，尤其国学根底深厚，而且颇有情趣。他纠正我“《南华经》就是《庄子》啊”，调侃我“怎么像宁府的贾珍，不理家务”。当人们还在为邓丽君的歌是否为靡靡之音争得势不两立时他由衷感慨：“真是好听啊！”王老师甚至不乏幽默感。记得为送儿子上学，年过三十我开始骑自行车，一日校园相遇，王老师顿时笑容满面：“哈哈，会骑车了不错……”岂料一见之下我立刻手忙脚乱，车子向着王老师直冲过去，我急得直喊：“躲开王老师躲开！”王老师笑得更甚，脚下却是一步未动。直到车子在他身前不到一米处停下，我汗都出来了，王老师却好整以暇慢悠悠将话说完：“技术可是不怎么样！”他有时也颇能婆婆妈妈姑息学生。还是我硕士毕业之前，一次，王老师去天津讲课（少有的事），替我答应那边介绍下论文主要内容。知道无法推脱，越想越是吓得半死：“王老师您可得帮我啊，我一看您您就点头啊，微笑也行，可别皱眉头啊！我说错了您回来怎么骂都行。”不知道我怎样讲完的，却忘不了每一抬头，便看见王老师轻轻颔首，触到我视线便立即微笑。感动之余忽然觉得无比好笑，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不过，无论谈庄子还是邓丽君，也无论多么兴致勃勃，不会超过十分钟，他一定会将话题拉回到教育学，哪怕明明他其实兴趣颇浓。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学校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当时觉得特别接地气，各种课题都无比贴近中小学实践，和王老师聊起来免不了喜形于色。现在想起来，王老师早就洞若观火，看出了我功底的不足和对于教育研究认识的浅薄，于是不断督促我继续学习。之所以回到教育系教书，之所以读博，都是奉命而为。当时还觉得王老师未免替学生操心太过，慢慢地才悟到先生的深意：他無法容忍一个一知半解的人瞎起劲，无法容忍一个半吊子浅尝辄止。正如他所说，大概只有大学教师，才会因教学的需要一遍遍地与基本理论较劲，也因此有更多的机缘发现既有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从而追根究底有所创新。读博是在黄济先生门下，而无论各种作业还是论文写作，凡与教学论相关，黄老师总要特别叮嘱：教学论你不要总问我，去找你王老师，这方面要听他的意见！黄老师的坦荡，我的无所顾忌，以至于很长时间都觉得本来就是两个人共同指导——那时也的确是两位老先生经常采用的方式。多少年中，面对别人询问博士导师，都是毫无迟疑地说：黄老师和王老师。

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行内曾就教育实验的属性有过一场争论。其中，围绕教育实验能不能称为科学实验，该不该采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与标准等，七嘴八舌，争执不下，十分热闹。有主张教育实验尚且粗陋算不上科学实验的，有主张教育实验应当向科学实验标准看齐的，有主张不妨称之为“准科学实验”的，虽然各有依据却到底莫衷一是。我虽只旁观，也颇迷茫。直至看到了王老师的文章，顿如醍醐灌顶，神清气爽。是啊，当然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但为什么要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束缚自己？教育实验，又岂是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标准能够穷尽？教育实验的复杂不正是需要我们去思考去发现？可不是，一旦突破了纠结，立刻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这样的经历，有过许多次。王老师的专著或论文，不是大道无形，而是大道至简，平实的语言道出深刻精辟的人所未见，我常常想，教育学的气质，也许恰恰该当如此吧？

关于基础教育的那场著名的争论，至今余音犹在。一向低调，尤其不愿意出头露面的王老师，少有地咄咄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没完没了”“不依不饶”。这当然不是和某个具体的人某个具体的事较什么劲。可是因为事关基础教育的健康与前途，因为事关教育学的责任与使命，那么即使可能得罪什么人，即使可能冲突于什么事，也仍然“虽千万人吾往矣”。写到这里，耳边仿佛听到王老师忧心忡忡的感叹：“这样做法，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引起反弹的啊！”今天看看，似乎不幸而言中。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每当有人说到什么“师门”如何如何，“继承”怎样怎样，王老师总是大不以为意：“古往今来，淹没的比留下的多，何况我这样的！”他经常借用司马迁的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错，王老师一直相信，教育活动有规律可循，教育理论应当科学化，并且为此奉献一生。

然而多少次想来想去，王老师的确是有点什么的。新中国的教育学家们，学术生涯与社会演变交织缠绕，载浮载沉命途多舛。然而，他们这一辈，却是无愧于时代，不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到了最好，而且留给了我们一些绕不过去的宝贵成果，毫无疑问，王老师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名。

不止一次，王老师说：“说起来搞研究不能死抠概念，可我这一辈子，也就是几个概念。教学的概念、现代教育的概念、全面发展的概念、教育实验的概念，嘿嘿嘿嘿……”

一门学科，如若基本概念一直月朦胧鸟朦胧，且言人人殊，如何在学术殿堂安身立命？所以，几个概念当然是有分量的。

教学的概念学生们最是耳熟能详，不独定义，那些著名的绕口令般的解释也是同样：学，是在教之下的学，教，是为学而教，学这个主体是教主导下的主体，教这个主导是对主体的学的主导，没有离开教的学，也不存在脱离学的教……长久熏陶之下，已经成为多少人思考和分析教学的基本框架。

曾经与一位年轻朋友闲聊，说到对教学方法理解的多样和常见的偏狭，她言道：“查了无数教学方法的定义，王老师的定义是最最牛的。”我们两人一人一句，将王老师为教学方法概念所下定义背了一遍，小朋友意犹未尽：“说得多么清楚：一整套方式组成的，师生相互作用的活动！真是精辟、真是彻底啊。”

全面发展的概念，一度居于顶峰如今常被冷落，而即便在最辉煌时也每每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误解。王老师的分析阐释，令我和许多人一样，逐渐窥见这一概念的核心与精髓所在，悟到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才是根本的内涵，以及教育、社会与对于全面发展的相关却不同的意义。最有趣的是一次读某位师妹的博士论文草稿，大谈全面发展时引文洋洋洒洒，忽然觉得眼熟得可以，原来竟然将王老师的阐释也打包发送，直接送给马克思了。其实无论是马克思或是其他人提出，全面发展几乎必然地会成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因为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对自身发展的终极追求。不信，读读王老师的有关文字吧？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王老师多少是有点保守的。对此，王老师本人并不在意。不过，实在这是个太大的误解。

他旗帜鲜明，坚决维护考试在基础教育中的作用，但我没有见到几个人比他更深刻地洞察考试的弊病和局限，其犀利透彻，实在超过许多主张彻底取消考试的人。

他大声疾呼，科学知识在学校里的地位不可动摇，然则我本人便正是在他的教导和熏陶下，渐渐地懂得教学对个性发展的丰富和无限性的意义。

他强调学校教育的尊严和无可替代，同时也反复地思考辨析其与家庭教育、学前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之间密切错综的关系。

他立场坚定地主张基础教育的稳定性，指出与高等教育的理论创新使命相比，基础教育的传承功能不可动摇。同时，他关心每一项教育实验和改革，认真程度每每要超过大多数宣传和鼓动者。如此等等，太多太多。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鲜是鲜，终究还是有的。

从不随便否定，绝无轻易认同。在王老师这里，全盘接受、彻底抛弃都是不被允许的。所谓先进与落后，所谓正确与错误，从来不是简单的判断和选择。各种主张观点，只能来自对现实的长期、全面、反复的考察，诉诸深入、透彻、理性的分析思考。他近乎执拗地一次次提醒我们：与自然现象相比，人类的社会性活动要复杂得多，而在社会活动之中，有明确目的性的培养、塑造年青一代的教育活动，就更为复杂……。社会历史实践，绝不是个别人的实践，不是某个地域的实践，不是某个短时期的实践……。在社会和教育的急剧变化中，我自己便不止一次陷入迷失和彷徨，多少次被王老师当头断喝“极端！”“偏激！”“不能非此即彼，不要陷入对立思维！”至今还能无比清楚地看到王老师的影像：偏着头，身体稍稍向前倾，右手伸出来，食指的第一个指节有点弯曲，在空中虚点着，“就你知道学生负担重压力大？就你知道升学竞争残酷？”“指望一次课程改革、考试改革，可以彻底解决片面追求升学率？”

多年前一次闲聊，我问王老师最为反感的品行是什么，并且自作聪明地猜测：“是虚伪对不对？”王老师摇摇头：“虚伪当然不好，但不是‘最，我是搞理论的，最反感的，是肤浅。”我相信许多同行会同意，经常被人轻视的教育学，在王老师这里，每每显示出了厚重深刻的气质。

差不多十几年前，王老师开始一次次地交代后事，最重要的便是，不要任何形式的“纪念”，当然包括这样的文字。你要保证，你们要保证，单独地承诺，几个人同时在场还要再次承诺以便互为见证。90岁的人，尽管两年多时间里经历各种病痛，毕竟没有遭受太大的痛苦，走得平静安详令人欣慰。然而我还是没有想到，王老师离去产生的震撼于我会如此长久，六神無主茫然失措，这篇文字更是写得前所未有地艰难，先是手握鼠标目瞪口呆只字也无，稍后唠唠叨叨欲罢不能不知所云。一次二次，看看居然是自传，三次四次，读读原来是检讨……无可奈何，就此

打住吧！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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