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建中

三十年前，几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深入到昆仑山下的奈齐郭勒河谷——野牛沟、人迹罕至的天峻县江河乡的卢山、青海湖畔的舍布齐沟、刚察县吉尔孟乡的哈龙沟（藏语中意为鹿沟）……在那里的山坡和石壁上，他们见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人类雕凿的岩画，尤其摄人心魄的是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数十幅凿刻着野牛、骆驼、羊、马、鹰、狗、熊、狼、鹿、獐、虎、狐狸、豹子、野猪和人骑马、猎人狩猎的图案。面对这些栩栩如生的动物和猎人，考古学家们暗自思忖着：在3000年前，这些地处青海高原的广大区域，不仅是生机盎然的人类居住地，而且还是众多野生动物的生活家园。如今，我们从那一幅幅生机盎然的画面上可以看出，在古代，青海的草原游牧地区就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并且，生活在3000年前的古羌人就有了对动物的敬畏感和原始崇拜，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随畜逐水草，不田作。”（《说文解字》）

生活在青海高原上的先民们，自古就有动物崇拜的传统，这是因为青海的山川大地上适宜各类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人们既需要由它们提供的奶、肉、皮、毛，但又畏惧于它们可怕的杀伤力，因而又对野生动物心存敬畏，进而演化为图腾崇拜。可以想见，在遥远的洪荒时代，青海大地上生灵遍野、禽鸟共翔、人兽共存，真正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宏伟场景。

当我们把目光从岩石上刻凿的动物形象拉回到现实，去探究青海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也会引发出许多感慨、困惑和遐想！

青海地域辽阔，跨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新高原的一部分，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景观类型复杂多样，共有森林灌丛类型、湿地类型、草甸类型、草原类型、荒漠（半荒漠）类型等五个类型，特殊的地形地貌、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及类型多样的植被、土壤，给野生动物的生存、发育和栖息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长期以来，青海境内的野生动物种属多，种群数量大，历史资料表明，全省动物蕴藏量十分丰富，在1962年的统计数据中，有黄羊130万只，岩羊120万只，麝4万只，鹿20万头，石鸡98万只，雉鸡29万只，蓝马鸡60萬只，山鹑32万只，野兔1900万只，旱獭1459万只，全省每平方公里约有禽兽57只。这一数字到三十年后的1993年就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对青海省境内的野生羊类与麝资源进行了普查，结果表明，有岩羊40万只，麝资源量近1万只……这种数字上的变化不能不让我们警觉。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到，许多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须加以保护；认识到，各国人民和国家是，而且应该是本国野生动植物的最好保护者”呢？（《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3年3月3日于华盛顿）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前移，看看曾经的狩猎“业绩”，就会明白堪忧的野生动物的命运！

祁连县森林茂密、河流纵横、草原广阔，是众多野生动物和珍禽异兽的优良栖息地，狩猎曾经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仅1951—1955年，全县猎获野驴190头、野牦牛286头、旱獭12000余只、香獐360只、盘羊（俗称大头弯羊）900只、雪豹8只、猞猁21只、岩羊（石羊）660只、鹿200头、雪鸡1700只、沙狐360只。尤其是1960—1962年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在野牦牛、野驴、盘羊、黄羊的栖息地长年围猎，三年中累积猎获野生动物肉90余万公斤，致使祁连境内野生动物数量急剧下降，雪豹、鹿、香獐等珍稀动物几近绝迹。1980年，祁连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直到1985年，全县仍猎取旱獭皮5000余张。

德令哈成立商业部门不久就开始收购野生动物，收购品种主要有野牦牛、野驴、香獐、盘羊、雪豹、棕熊、猞猁、马鹿、沙狐、雪鸡、岩羊、旱獭等动物。1955年，收购雪豹3只、棕熊8头、猞猁20只、野牦牛58头、野驴67匹。1956年收购雪豹24只、棕熊44头、猞猁12只、野牦牛731头、野驴337匹、沙狐26只、马鹿18只、黑鹰18只、旱獭80只。1950—1957年，德令哈地区共猎获出售野生动物6293头（只），价值6.71万元。1958—1960年，德令哈地区共猎获野生动物肉419.2吨。1960—1962年，德令哈境内共猎获出售野生动物肉60余吨。连年的猎杀，致使野生动物资源遭受空前劫难。

位于青南地区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栖息着多种珍稀野兽。1985年，捕猎野生动物后，出产狐皮246张、旱獭皮247张。

有数据表明，截至1983年底，青海省在“护、养、猎”的野生动物管理方针指导下，除开展以养鹿为主的野生动物驯化饲养业外，还有计划地开展猎取利用，每年生产野生毛皮约36万张、野禽2000多对、野味115吨左右、鹿茸1700多公斤、麝香270余两、鵰羽1300多套，总产值20余万元。1980—1985年野生动物产品生产创历史最高，6年共收购野生皮毛255.71万张，比前15年总数增长了33.03%。从1986年起，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逐年减少。

数据太过枯燥，但现实却很严酷。从以上一些地区的数据，可见多年前猎杀野生动物状况之一斑。青海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在三年生活困难时期的确如湟鱼一样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也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三年生活困难时期的前期和后期，仍然存在对野生动物的过度杀戮。自1989年，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后，野生动物资源停止利用。随后一些新的自然保护区也相继成立，沉重的一页似乎终于翻过去了。尽管这样，在青海仍然发生了一系列偷猎野生动物的重大事件，这中间有人为了环保事业，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为了保护藏羚羊，1999年4月，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指挥青海、新疆、西藏林业公安（处）局在青海、新疆、西藏集中开展了打击非法猎杀藏羚羊的统一行动，即“可可西里一号行动”。“可可西里一号行动”是建国以来我国开展的最大的一次打击盗猎野生动物的活动。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和中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的共同倡议下，中国西宁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国际研讨会于1999年10月12日在西宁召开，来自中国、法国、印度、意大利、尼泊尔、英国等7个国家的代表经过深入讨论和充分酝酿，正式发布了《关于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的西宁宣言》，宣言详尽地阐述了藏羚羊分布国、过境国和贸易消费国在保护和控制藏羚羊绒贸易中所承担的责任，呼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为制止这一非法活动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2001年12月，在可可西里开展了冬季打击盗猎藏羚羊活动的“铁拳行动”。2004年，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组织青、新、藏三省区开展了打击非法盗猎藏羚羊犯罪专项行动——高原二号行动。

青海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董得红在近日告诉我：经过多年的各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五年来没有发生过盗猎藏羚羊的犯罪活动。

藏羚羊在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种群正在得以恢复，栖息地得以保护。但是，普氏原羚栖息地上的网围栏现在又成了一个问题，它经常让普氏原羚无路可走，最后死在自己的天敌嘴下或挂死在网围栏上。董得红先生又对我谈到了这个新的问题。

1875年，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我国内蒙古地区采得普氏原羚的标本，当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将普氏原羚误认作黄羊。13年后，普热瓦尔斯基发现普氏原羚长着一对奇特的向后向里弯曲的角。于是，他将鄂尔多斯地区采得的标本重新定名为弯角羚羊。但由于这一名称已被用于非洲羚羊，人们便将鄂尔多斯地区采得的标本定名为普氏原羚。

自从普尔热瓦尔斯基采得普氏原羚的模式标本以来，140多年过去了。仅在半个多世纪前，羚羊还是我国北方的主要狩猎动物资源，曾广泛分布于内蒙古、宁夏、甘肃及青海。那时，仅青海湖畔的草原上就分布着数以万计的普氏原羚。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弟子科兹洛夫在对1907—1908年的中亚探险进行总结时写道：“在广阔的青海湖平原上有数量众多的野兽。……但是，临湖平原上最惹人喜爱的动物还是普氏羚羊和藏羚。前者常常是大群地在广阔的草原上吃草，一群通常有二三百只，有时甚至更多，而后者则大多在湖滨平原周围的山丘上游动.我们不止一次地去猎捕普氏羚羊，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收获.这是由于它们受到当地猎人的过多猎捕，因而变得极其谨慎小心、难以靠近的缘故。”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与其他许多动物一样，由于栖息地环境的不断恶化，人类不加节制的滥杀，普氏原羚的种群数量也急速下降，并相继在除青海之外的其他地区消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等国内有关单位和野生动物专家，在对青海湖地区的普氏原羚分布区进行多次考察后认为，由于普氏原羚种群数量少、易被偷猎、生境破碎和采食困难等原因，普氏原羚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因此，1996年年底，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颁布的新红皮书，将普氏原羚列为极危级（CR）动物，1998年再次被IUCN红皮书列为极危级（CR）动物，1999年在我国的濒危兽类红皮书中将其列为极危级动物。

如今青海湖湖畔是普氏原羚的唯一栖息地，为了保护普氏原羚，相关政府部门不断加大保护力度。2005年以后，国家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给予了相应经费重点保护普氏原羚。从2010年起，刚察县在普氏原羚核心地区的哈尔盖镇将当地牧民的网围栏高度从1.5米降低至1.1米到1.2米，同时将网围栏上方铁刺全部摘除，网围栏高度降低使得该区域普氏原羚种群数量明显恢复。目前，普氏原羚已从2003年不足200只达到目前官方监测的1200多只，17年来数量增长6倍多。

美国蒙大拿大学的理查德B·哈里斯博士，从1985年之后的20年中，曾造访中国达30次以上，并在中国工作了四年，这其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西部度过的，曾先后两次到格尔木市野牛沟地区考察野生动物。他说：“对于这个物种而言，更好的消息是‘退耕还草过程的实施，该过程就是为了解决如此多的草原被不合理地开垦为农田而造成的生态问题。但是，牲畜宻度和围栏这两个更大的问题尚未解决。即使这些问题也解决了，我们能预见到的普氏原羚最好的未来也是，它们只能生活在原有栖息地的一小块中了。”

出于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理查德B·哈里斯博士对中国西部草原地区毒杀鼠兔的措施提出了质疑，并在对野牛沟的考察中，发现了“美妙的生物多样性故事。在朝北的平原和山坡上，土层下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十万只高原鼠兔，它们挖掘和经营着各自的洞穴王囯，这些草原上的先驱者，建立起了纵横交错的地下洞穴系统，为其他动植物的存、繁衍以及形成复杂的生物网奠定了基础。在鼠兔的活动范围和附近区域，能见到许多雀形目的鸟类，棕颈雪雀、白斑翅雪雀和褐背拟地鸦在这里飞来飞去，有时则在鼠兔的洞穴里进进出出。鼠兔挖土时翻出的昆虫和植物种子，成了一些体型较小的物种（例如沙蜥属的蜥蜴以及五趾跳鼠）的美味佳肴，它们还把鼠兔挖好的洞穴作为自己现成的庇护所。在这条件严酷的高山荒漠中，这些数量相对较多的动物吸引了众多鸟类和哺乳类的食肉动物。”

曾任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副主席与科学探险部主任的乔治·夏勒博士，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学研究学者之一、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曾无数次地来到青海高原。他在《与兽同在——一位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手记》中写道：“青藏高原的黑唇鼠兔（高原鼠兔）是一个关键物种，也就是说，是对生态系统的运转作出主要贡献的物种。……仅在1986—1994年，就有大约7.5万平方千米的牧场被撒上毒药以清除鼠兔。常用的毒药是磷化锌，它会导致动物长期丧失行为能力并最终死亡。”

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大规模毒杀鼠兔的做法，不仅未能消灭这一物种，反而给人们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后的灾难。草原上那些以鼠兔为基本食物的猎隼、大鵟、雕鸮、鹞鹰、金雕以及狼、赤狐、棕熊等食肉动物因此没有了食物来源，或因吃了中毒的鼠兔而死亡。

占国土总面积7.52%的青海高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有着人类弥足珍贵的自然遗产。在云天低垂的青海大地上，“野牛沟”“野马滩”“青羊沟”“鸟岛”“野骆驼泉”“牦牛山”等以野生动物命名的地名比比皆是，记录了野生动物曾经活动的踪迹和信息。如今，众多野生动物虽然历经时间和大自然的洗礼，面临各种生存威胁，但仍然顽强地在这个高原上生存下來了。

今天，在青海广阔的旷野山川上，仍然生活着众多的野生动物，它们是青藏高原生态链条得以维系和生物多样性持续发展的见证者，也是青海高原的荒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