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莹

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是一种结构性风险，[1]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还将带来家庭结构性缺损或瓦解，从而引发无后老龄化的挑战。[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0)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中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截至2012年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3]由此可见，失独老人不仅基数庞大且数量还在不断上升。虽然2015年开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大大减少了“失独”的风险，但实施30多年来的控制生育而引发的“政策性”失独仍将成为未来老龄化风险社会中十分棘手的问题。

一、问题提出

贝克认为，风险的产生不仅仅是知识的域限问题，其实还有知识政策的问题。因为一旦知识政策形成，就会因种种原因(如政治的推动力等)而延续知识风险，并进而进行新风险的制造。[4]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理性的人口论和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产生的，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种种政治手段的推动下一直延续着知识风险，进而产生了新的“失独”风险的制造。这种风险将蔓延和持续，当这些“失独”父母步入老年的时候，又将制造出更大的养老风险。换言之，当独生子女家庭失去这个“唯一性”时，将出现怎样的危机？而当这样的危机又面临着更巨大的风险背景——人口老龄化社会时，[5]“失独”家庭的老人将面临人口政策带来的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双重养老风险。

大部分学者主要从实施主体角度——政府、社会、社区、家庭、失独群体自身几个层面出发提出应对失独家庭或失独群体养老问题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