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奎立，王国友，曾敏睿

在经过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国家财政能力大大增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与之相比，社会建设还相对滞后，[1]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以及弱势群体的扶持等社会问题并不因经济发展而自然得到解决，学界因此一直有着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等相关理论的解释，同时，这也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较为紧迫的任务。为此，早在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就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在党的十七大上，更是把“社会建设”列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将其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一起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体系，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将“社会治理”的方略引入国家治理体系，并对社会治理的构架进行了宏观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将有效社会治理与人民获得感、幸福感直接联系起来。可以看出，面对我国急剧社会转型以及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党和国家对社会建设也经过了目标性设想向具体治理方式转变的过程，并包容性地吸纳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治理”理论，彰显了党和国家在新社会发展形势下对社会问题的应对魄力与开放性心态。

良好的宏观视野和顶层设计最终都要落实于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