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重审文化研究:现代性、情势与复杂性

2018-01-09柴冬冬

中国图书评论 2018年12期
关键词:格罗斯情势复杂性

柴冬冬

自“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作为一种独特学术思潮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以来,围绕它的界定、归属以及方法论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如果文化研究真的像“美”的定义一样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为何研究者们还去持续追问?显然,这种争论也确实呈现出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议题的开放性和复杂性。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今日的文化研究已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从古老的传统学科到新近的政治运动,文化研究似乎已成为无所不包的领域。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知识实践,文化研究在阐释现实中的力量不断增强,其应用范围也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在诸领域的扩张亦造成了自身的身份危机,仿佛什么都是文化研究,谁都可以做文化研究。正是这样一种矛盾,使我们不得不重启对文化研究的追问。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以下简称《未来》)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思路重新阐释文化研究的。重审文化研究的观念、方法与对象构成了《未来》的总体阐释思路,在这三个问题域内,格罗斯伯格想要展开的是一种关于文化研究的本体性阐释,而他想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新的态势下定位文化研究,厘清文化研究的方法,剖析文化研究的对象。按照格罗斯伯格的思路,现代性、情势与复杂性三个关键词就成为其阐述文化研究的本体的主要切入点。

一、作为现代性课题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从其生成的时刻就具备实践性。按照“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的回忆,英国文化研究的崛起直接得益于1956年以后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对战后英国社会变迁与国际政治形势的思考。在格罗斯伯格看来,在了解和认知世界这项艰巨任务中存在着一种改善和探知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就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不同的学术探索路径,“文化研究能叙说并探究某些事情,也能够创造某种类型的知识和理解方式”,因为“文化研究致力于对服务于未来的当下理解。通过观察当下的世界是如何成为当下的,并试图以某些可以想见的方式来探知当下在未来会是如何”。[1]1尽管文化研究要面对现实,但它绝不能被等同于传统的文化批评或者文化分析实践。[1]2因为文化研究并不是关于文化的研究,它探究的是人们如何被特定的社会结构或力量支配或剥离,它揭示的是人们生活现实转型的历史可能性,以及现实构建中的各种权力关系。[1]7因此,文化研究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努力改变世界。在这一设定之下,文化研究在格罗斯伯格那里成为一项独特的现代性课题,《未来》一书的阐释起点也在于此。

既然要改变世界,就必须要认识到世界的问题。《未来》所呈现出的实践维度就是对当代欧式现代性传承倾向的反叛。格罗斯伯格所谓的欧式现代性亦可称作自由现代性,它指的是在美国重建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之间出现并取得支配地位的,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美国和大部分北大西洋地区,并在20世纪强烈地塑造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种体制。这种现代的构成方式,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抗争之后,表面上在“二战”后的世界里站稳了脚跟,但实际却已经陷入了困境,突出地呈现在战后所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青年亚文化现象、女性主义运动以及各种宗教运动之中。[1]69从物质生活到现实生活方式,现代性并未使世界呈现出它应该有的方式。如同一种体制的创建过程需要面对诸种斗争一样,体制的解构也同样需要付出诸多斗争。格罗斯伯格不仅承认这种斗争的必要性,而且还将其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地理空间层面仅仅只是阐释现代性斗争的一个维度,格罗斯伯格提醒我们必须注意时空维度。具体来看,它至少需要面对三种不同的明显的危机:“第一种是欧式现代性危机,它以多样的形式主宰了16世纪以来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第二种是我在前面已描述的自由主义现代性危机;第三种是最近针对各种新保守模式的危机。”[1]71因此,现代性所构筑的问题域是十分复杂的,而当代的总体语境亦可以描述为多种现代性的斗争。反过来,现代性斗争在格罗斯伯格看来却恰恰构成了另一个现代性,构成了现代化的另一种方式。

不可否认的是,围绕现代性所展开的斗争的确具有社会进步效应。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它能够即刻改变世界的本质,也应当警惕以一种历史的碎片观去审视这些斗争。格罗斯伯格的意图并不在于简单叙述事情发展的先后关系、新旧关系,也不在于重新审视现代性所引发的各种危机表征,而是要改变复杂的和多样性的现代性叙述方式,厘清现代性的问题域,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当代世界发生着什么。事实上,现代性作为一种持续性的、合目的时间观念,自被“发明”以来就被赋予了历史实践维度。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以此将自己视为历史变化的结果,尽管内容发生着不断更迭,但它再三表达的是与古代性的过去密切相连的时代意识。现代性将自己塑造为区别与古代性的时代意识也就意味着现代性相信自身是不断变化的。换言之,“与古人相比,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2]很明顯,格罗斯伯格与哈贝马斯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现代性不是一种单一的、平稳的机器。

现代性是混杂的,同时现代性也并不意味着绝对进步。格罗斯伯格的这一观点与诸多论者所持的那种单一的、稳定的、普遍的、进步的、线性的现代性观点相悖。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格罗斯伯格在指出“现代”一词的虚构性时亦指出了现代性对新的政治心态和政治机构,新的技术和社会行为,特定的个性化和主观化模式,以及在经济资源、价值和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等层面上的控制和塑造。现代性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程中之间的关联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在格罗斯伯格看来可以转译为混杂性或者可选择的现代性,而不同的现代性即可视作一个主题上的变形。由此,可选择的现代性就论述了“任何社会结构都要被理解为很多混合要素相互结合的产物”,[1]83这一观点是在霍尔现代性的混杂逻辑上的继续推进,但格罗斯伯格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更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本体论的现代性观点。因为无论是欧式现代性还是混杂或可选择性的现代性都是一种单一的视角,要么局限于外部,要么局限于内部,都没有直面现代性本身。

格罗斯伯格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论述了现代性的本体论特征,并描述了一种现代性的分层图表,继续对这一特征具体化,以求将任何可能的现代性现状描述为都是通过“每一生活瞬间(变化与事件)和生活空间(制度空间与日常生活)的特定接合及其彼此间的关系决定的”。[1]288正是这一特点,使现代性不能被某种社会和结构规范去衡量。因此,本质上,现代性是存在于世的。于是,在这个层面上文化研究就与现代性不可分割。毕竟对格罗斯伯格来说,文化研究的前进方向与世界的前进道路是不可分离的。文化研究由此成为一种现代性课题。而且随着超越欧式现代性的需要,文化研究也不得去进行多重对话,需要许多声音和语境、话语和知识,并进行跨学科的工作。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才能持续地改善和探知世界。

二、作为建构语境方法的情势

那么如何去批判这种欧式现代性呢,格罗斯伯格指向了情势这一概念。要讨论情势,就必须要面对语境。文化研究虽然关注涉及各种方式的文化实践(这种实践产生并运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形态之中,去再现或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但这种实践的场域却是融于特定的历史形态之中的。因此想要去探得特定的历史形态,就必须将工作置于真正的语境。在和比尔·施瓦茨的一次谈话中,霍尔曾明确阐释了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语境研究的“知识分子视角”。[1]19按照格罗斯伯格的解释,文化实践对特定语境的形成至关重要,于是对文化实践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就有助于语境的生产(这种生产是权力进行的组织架构)和建构(这种建构以权力的日常生活实践予以展示)。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所要试图揭开的就是权力组织的建构模式,并以文化为起点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等要素交织的更为复杂的关系之中。因此,语境本身就不能与文化实践和权力关系所分离。更进一步,语境既是文化研究的对象,同时又是文化研究的方法。作为对象,它体现的是与文化实践和权力之间的关联;作为方法,语境不仅使文化研究的工作具有了方向,更重塑了理论间的关系,为文化研究筛选理论资源。

为了更清楚地厘清语境,格罗斯伯格专门讨论了语境的三种构成方式:场域、辖域、本体论,并对每种方式进行广阔的学术史清理。其意图在于表明,文化研究无意構造一种普世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说,语境是多重的,它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所追问的问题及其所做的回答。“语境的产生源于‘事实或个人及其关系的‘接合”,[1]29且总是与其他语境相连接,且衍生出更复杂的多维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语境呈现出的是动态性、应景性的特点,而这两大特点归根结底还是实践的结果。那么如何去建构语境呢?尽管存在诸多批评模式可以用于文化实践分析,如马克思的特定历史实践、福柯的话语实践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现实生产理论。但在格罗斯伯格看来,这些都不足以规定文化研究中理解语境的主要方式。他转而以“情势”去把握文化研究中的语境。情势由不同形式语境的特定接合所构成,它阐释的是动态的多样性的统一,“更具体地说,矛盾的接合、聚集、凝缩成为情势的特征,情势是多种情形的交织。”[1]38在内容层面,情势关注的是作为复杂接合整体的社会形态。更具体来说,就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变化。当然,情势所构成的统一性只是临时的,它强调一个领域最终由多重因素决定,所达到的再次组合也只是临时性的稳定,构成情势的整体要素也不是确定的。

按照霍尔的说法,情势这一概念描述了“特定地域的复杂性历史危机,这种危机以一种不均衡的方式影响作为整体的国家———社会的具体形构。”[1]39当不稳定的矛盾出现在社会形态中的一个节点之中时,就会产生矛盾的斗争,矛盾和斗争的组配就会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的危机,情势也因此产生了。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情势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它假设在某一层面的分析中存在或最接近某种政治斗争的可能,而完成文化研究的理解就是试图在冲突交织领域达成一种临时性的力量平衡。”[1]38情势由重叠的语境构成,也就意味着文化研究必须回应不同的情势中所时刻发生着的变化。从过去40年的文化研究实践出发,格罗斯伯格总结了由情势所引发的文化研究的不同问题域,如主观性的问题域、抵抗性的问题域、历史周期的问题域、国家政治霸权的问题域,等等。但他对情势的考察并没有停留在对情势的特征和情势的影响层面,而是从文化研究的问题域出发,将情势也视为一种问题域(事实上,格罗斯伯格对“问题域”的处理也是从情势出发的),或者说是问题域构成了情势,情势由此也需要予以理论化或者去建构。对他来说,既然文化研究的使命就是分析当下的文化实践,那么作为存在于世的现代性就理应成为情势分析的对象。易言之,当前文化研究的核心就是建构情势,抵抗欧式现代性,以建立一种混杂的或者可选择的现代性。从而将现代性问题解放出来,从一个本体的、情势性的、理论化的视域重新阐释现代性。

三、作为拥抱对象的复杂性

从语境研究到情势分析,格罗斯伯格以一种递进式逻辑对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反复考察,最终成功地将情势分析与欧式现代性批判联结起来,进而将当代文化研究的观念和方法更为紧密地绑定在一起。既然现代性是混杂的、流动的,而情势又是临时的、多变的,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文化研究的对象也是复杂的呢?除了情势、现代性与政治之外,在《未来》中格罗斯伯格还反复重申了一个关键词:复杂性。在他看来,文化研究者必须要关注文化研究的复杂性。从理论逻辑层面来看,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情势的复杂性,而情势的复杂性更加剧了文化实践的复杂性。因此,文化研究实践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分析对象的复杂性。根本上,这种复杂性在《未来》中依然被认为是欧式现代性的结果。因为,正是欧式现代性的出现,社会整体才断裂成一系列的领域,而每一个领域都处于变化之中,且在地点和形式层面存在矛盾性。[1]90格罗斯伯格称这种现象为“嵌入式脱嵌”,意指欧式现代性出现后对领域的划分与各领域的再划分。从欧式现代性所造就的三个主要领域———经济、文化、政治———出发,格罗斯伯格进一步将问题推进到,当脱嵌作为嵌入形式的结果时,现代性是如何运作的。很明显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运作恰恰造成了文化研究的复杂性。

从经济领域来看,经济是多样性的。经济事件、关系、机制、构成等方面具有复杂性。而文化转向所催生的文化经济加剧了经济体的复杂性。众所周知,文化经济提出了文化市场、劳动力、分类、所有权、生产、商业化、消费等问题。这就意味着,研究工作不仅要着眼于经济内部的文化运作,还要考虑一般的经济维度。不仅如此,格罗斯伯格指出,经济同样具有话语性特征。“经济”作为一种实践、关系和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话语构建出来的,[1]127且话语又是多样的。这就决定了分析经济就自然无法离开语境,经济同样具有语境性。也就是说,经济的界定和实际运行是由语境所决定的。可以说,对经济的分析,格罗斯伯格同样秉持了一种情势主义的分析模式。

至于文化领域,格罗斯伯格则以流行和媒介这两个重要概念阐述文化的复杂性。在对库伯、福柯、鲍曼、托尼·本内特等人的对文化的观念梳理之后,他得出了文化范畴需要放在语境下去理解的看法。对文化进行情势分析,必须要考虑到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扩张到政治和经济中,进而与现代性产生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文化这一概念的产生就与现代性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文化被重述和迁移,进而被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到日常生活中,进而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散漫的决定位置,在多重实体中起作用。而流行和媒介正是文化被整合到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两种重要途径,其范围涉及政治、制度、技术、话语、感官等多个层面,流行和媒介组构了当代的文化,特别是在文化产业的推动下,文化开始发挥更大范围的调节和影响作用。因此,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领域,文化领域的情势是十分复杂的。

在格罗斯伯格的视野中,由现代性所引发的情势分析最终将抵达政治问题。事实上,格罗斯伯格之所以回到政治问题上,还是基于对文化研究之政治性的基本判定。我们知道,权力理论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政治类型激增,同时亦造成了政治领域的复杂性。以国家、身体与日常生活为主要节点,格罗斯伯格构筑了一个政治图表,用以解释这种复杂性。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辖域化理论支配下,他将国家视为一种利用编码及其在领土范围内生产或分配和题刻一个自我编制的领土或者种群网络,以彰显自己权力的辖域化机器。[1]243在福柯生命政治路线的指引下,他将身体视为生命本身的构建和组织。[1]244而同样基于辖域化理论,日常生活则成为涉及技术问题和归属形态、信仰和认同方式的辖域化装置。在这个政治图表中,身体和国家、国家和日常生活、身体和日常生活三方之间相互交错,构成了一个复杂多变的领域。而这种复杂性,又恰恰是对他所倡导的多重现代性的回应。

可以看到,经济、文化、政治三个领域的复杂性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文化研究所要面对的复杂对象恰恰是现代性的后果。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文化研究必须要拥抱复杂的对象,以复杂性去获得多维阐释维度,进而挑战传统的学科运作方式。这既是文化研究本身属性所决定的,又是其使命所在。而复杂性的存在,也恰是文化研究难以界定和归类,难以找到学科归属的原因所在。在他眼中,文化研究反对将课题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不追求从复杂到简单,从具体到例证,从单个到类型。对文化研究来说,合适的修辞应该是:“‘是的,此外……此外……此外……(在每一个额外增加‘此外的地方,都改变着所有前面分句的隐含意义)的逻辑。”[3]不断从情势出发,展开各种追问才是文化研究的本质性运作方式。

四、正在“生成”的文化研究

总的来看,以文化实践为线索,从观念、方法到对象,格罗斯伯格在《未来》中勾勒了一幅完整的反思文化研究的蓝图。在新的理论背景下对文化研究及其所涉及主要理论问题进行界定,是此书的主要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格罗斯伯格的工作是极具贡献价值的,对于文化研究史上存在的一些理论误区和盲点,他以一种学术史的视野进行了摆正和开拓。当然此书如他自己所说,亦可作为一种如何做文化研究的例证。反过来说,不断反思自身的局限和片面,进而在关系中定位自己,正是文化研究自身创建的一套独特的阐释学(正如同文化研究是在一系列反思和关系中定位自己的对象一样)。

反思一个知识探索领域的未来,就必须把握好它的当下。格罗斯伯格的工作基本上是在霍尔等文化研究先辈所奠定的基础上对文化研究进行的补充、修订和推进。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史密斯在《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也表达对文化研究未来的关切。只不过,他的出发点却是对文化研究的多元化与反学科化的质疑。因为在他看来恰恰是开放性、未完成性使文化研究成為一种“折中主义的努力”。而格罗斯伯格所谓的文化研究要坚持一种从现实需求出发灵活选择研究方法的模式也被史密斯当作是一种“观望的方法论”。如他所说:“知识的对象将自动地证明适合它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方法和智力活动可能以某种方式凭空产生,以便应付各种变化着的情况和各种现象。这样一种观点把对象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神秘化了。”[4]于是文化研究似乎就只能以所选择的方法来界定自身了,在他看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以激活文化研究。

对比之下,格罗斯伯格以情势分析与反欧式现代性诉求去建构文化研究本身的情势,做到了对文化研究展开全方位的本体性阐释,在阐释视野和阐释方法上秉持了“视域融合”的意识。但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反思并非一劳永逸,也必然受到了各种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形塑,格罗斯伯格也仅仅是他所参与的分析实践、组织和文本本身的一个参与者。从这个角度讲,文化研究仍然是正在“生成”的。

注释

[1][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的未来[M].庄鹏涛,王林生,刘林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德]哈贝马斯.论现代性[A].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0.

[3][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之罪[A].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0.

[4][英]保罗·史密斯.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A].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

猜你喜欢

格罗斯情势复杂性
印地新生
复杂性背后
通往深刻的简单
管理会计中的复杂性成本研究
刍议合同法的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
不要“为了……”而做
菲律宾地震多人死伤
情势变更原则浅论
复杂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