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娜

在读美国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Grossberg）著，庄鹏涛、王林生等年轻学者翻译的《文化研究的未来》（CulturalStudiesin theFutureTense）前，我正在翻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二本文化多样性政策评估报告。这是针对2005年“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多样性公约”）的实施效果定期推出的评估报告。两本报告的标题分别是《重塑文化政策———为发展而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十年》和《重塑文化政策2018———为发展提升创意》。从2008年联合国系统第一次推出有关创意经济的报告开始，10年来这些报告都沿用了联合国贸发会议最初制定的相关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指标进行衡量。在看似科学的评估方法之中，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

这一矛盾就是：根据报告统计口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昂扬的态势奔跑着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品出口额已经逼近全球的一半。无论经济基础多么薄弱，国际金融危机的局势多么紧张，发展中国家始终以两位数的年增速发展文化产品出口额，并且可以“保持到下一个十年”。其中，中国从2005年开始就是全球第一大文化产品出口国。但这一结果可以作为依据，支持国际社会在发展中国家全面推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以帮助其实现弯道超车、经济跨越式发展吗？

带着这些疑问我阅读了《文化研究的未来》这本书，书中有关文化经济的篇章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读后启发良多。

文化经济的理论范畴与研究缺憾

在著作中，格罗斯伯格将文化经济研究的理论范畴划分为六个，这种划分跳出了现有“文化经济学”论述逻辑，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展开问题域，并且指出这六个范畴中研究的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