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在《事件》一书中援引拉姆斯菲尔德的话：“世上有已知的已知，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晓的东西；此外还有已知的未知，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然而除了二者之外，还有未知的未知，亦即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1]，以此引申出认知的可能和限度问题。他认为存在四种可能的状况：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未知的已知（齐泽克补充的，例如“无意识”）。已知和未知的分界未必如此清晰明了，所有已知的事实当中都含有未知的因素。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其后续的语言学转向理论成果，让我们重新界定了什么是已知，认识到已知的作者和作品当中还有无尽的未知，从而改写了作者论和文本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让我们重新认识已知意识当中无尽的潜意识；福柯的社会批判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已知的社会现实下扭结的权力、话语、规训。所以一定程度上讲，人文学科的知识增长来自在已知的已知当中发掘未知，在习以为常的惯例当中发现惊奇。

出版于2010年的《文化研究的未来》（英文版）是朝向未来的，原标题为文化研究的将来时态（CulturalStudiesintheFutureTense），它所提供的文化研究方案或者文化研究工作发掘了哪些已知当中的未知？它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奇？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从“激进语境主义”和“情势主义”入手，格罗斯伯格在各种访谈和对话当中一再强调这两个关键概念，甚至认为文化研究即是关于语境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