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龙

摘 要： 对在世界及许多国家现代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许多人人常常不明就里。为此，本文指出，如张五常所言，“新制度经济学”的突破无非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制度经济学家十分通晓现代经济理论，并能在日常研究中运用它；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现实世界中的约束条件更感兴趣。

关键词： 经济学；新制度；特点

张五常认为，如果我们把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话，我们必须告诉人们“新”在何处，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就新在我们现在能够解释为什么观察到的制度安排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另外一个样子。“新制度经济学”的突破无非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制度经济学家十分通晓现代经济理论，并能在日常研究中运用它；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现实世界中的约束条件更感兴趣。[1]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出自于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威廉姆森在制度经济学前冠以一个“新”字，其目的是与老制度经济学加以区别。威廉姆森把货币经济学、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决策、产权和交易费用分析以及合约经济学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2]

科斯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这篇论文中，科斯考察了两个人们习以为常而熟视无睹的常识性问题：1、既然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产和交换的合作，为什么需要企业这种组织形式？2、企业的规模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通过分析，他在论文中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是进入制度分析的切入点。科斯本人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发现了“产权”同“交易成本”的关系：产权的产生正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从而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进格拉斯·诺斯对经济史的详细考察和研究，为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科学性提供了历史的证据。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和他的合作者从公元900年开始，追溯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发生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及后来逐渐强大起来的原因。诺斯同他的同伴的结论是：“产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它是提高发展新技术和将它应用于生产过程的私人收益率的结果。”[3]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所有权不确定，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没有合法保障，技术创新没有得到专利法的保护，或者说，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对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就发展不起来。诺斯等人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因为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利的下降使劳动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的得到了专利法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诺斯列举了一系列制度创新的事实之后，指出：“现在的舞台已为产业革命布置就绪。”[4]

此外，德姆赛茨、布坎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定的贡献。

一般说来，新制度经济学派有以下这一些特点：

（1）对“经济人”概念持批评态度。如威廉姆森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的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并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一些人在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双方以前没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诺斯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加经济，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他承认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但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动机的大集团行动，就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

（2）动态的、整体演进的基本立场。缪尔达尔认为，制度经济学是动态的、整体演进的科学。缪尔达尔还认为：“制度经济学作为系统，必须考虑那些非经济因素，如权力在经济中作为内生变量，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与演化性和整体性一起促进了各种要素之间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其中一个条件发生变化后，其他条件也会跟着发生变化。”[5]因此，循环因果关系导致了积累效应，而积累效应又引起了经济系统的加速发展。缪尔达尔还用此原理分析了经济发展中和产业进化中的扩展效应和回荡效应。

（3）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新制度学派在分析社会问题上由于坚持系统整体观，因而他们选择的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而不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6]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偏重于对于集体作用的强调，他们认为集体对于个人选择有控制作用，制度本身也是—种长期的集体行动的结果，只有通过对于制度、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个人经济行为的作用和方向。因此，人是社会人作出的选择，不仅以他的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更重要的还受社会经验、学习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等因素的影响，孤立的人根本不存在，人并不总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人是一个追求多种效用（包括心理、精神方面）的“效用人”，甚至是一个“社会人”。

新制度学派从整体论出发，反对把集体行为归结为个人行为简单线性相加的机械主义还原论立场。他们认为，集体行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不可分割、分解的。他们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可以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学分析的范式和框架及工作指南，十分明显，这两种范式之间的相互的可转化性和可替代性最多只是两种范式之间的充分的交流而已，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每个范式都有自己独立的主题和定义框架。

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在解释制度的起源演化时，应用了历史主义的演化框架，诺斯等人解释经济结构和产权制度时，从历史演进和整体相互作用中寻找答案。新制度学派还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因果动态过程”，是一种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静态分析不能进入到实质，必须使用历史、文化、社会的制度变迁分析方法，只有这种历史主义的史实分析方法，才能有助于经济学克服目前危机，达到创新。谬尔达尔也因为他在跨学科的研究方面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内在联系作出的精辟分析，其原理成为社会经济分析方法的新的规范而荣获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参考文献

[1] 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55.

[2] [冰]思拉恩·埃格特森.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

[3]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26.

[4]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5] 转引自张雨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A].见：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汤敏，茅于轼主编）[C]. 北京：商務印书馆，1999：230.

[6]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基本方法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