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琪

（青海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凭借其独特的文学魅力，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如贪权而又狠毒的土司太太、一心想成为自由民的女奴桑吉卓玛、最终沦为交易牺牲品的公主塔娜等等。这些挣扎于尘埃中的“红颜”，无论是处于上层地位还是奴隶地位，她们在命运的枷锁中寸步难行，始终都未能逃脱悲剧的罗网，启发人对其悲剧命运的思考。

一、土司制度下的牺牲品

福柯说：“我相信不存在独立自主、无所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1]在封闭腐朽的土司世界里，男人与女人、主子和奴隶之间等级制度鲜明，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平等。土司是最高统领，土司家族可以按照个人的好恶，在超乎婚姻关系之外得到或者抛弃任何女子，身为奴隶的女子是没有尊严可谈的。被奴役、受压迫的女人只能在残酷制度的夹缝中努力挣扎、求得生存，她们都只不过是土司制度下的牺牲品。

（一）桑吉卓玛的悲剧

在野蛮土司制度统治下的官寨里，如果土司首领看中了某一个婢女，那么可以说是她的荣幸了，桑吉卓玛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平等制度下的牺牲品。卓玛是“傻子”二少爷的贴身侍女，在土司制度森严的等级下，让她侍候一个“傻子”并任由土司太太吩咐使唤，甚至将她的身体作为刺激“傻子”少爷性意识启蒙的工具，毫无保留的献给了“傻子”。对于侍女卓玛而言，这一切都不是她说了算的，她用自己的身体使“傻子”二少爷得到情爱的启蒙，甚至也可以认为，卓玛能有这样的机会简直是她的“荣幸”了。她的体贴入微，根源于她对土司权力的敬畏，因而不管卓玛是心甘情愿还是心有不满，她都无法选择和更改的命运，这也注定了桑吉卓玛一生中情爱与命运的悲剧性。

（二）侍女塔娜的悲剧

侍女塔娜作为一个普通马夫的女儿，出身低贱、地位低下，必须对主子言听计从。当卓玛嫁给银匠后，塔娜成为了卓玛的替代品去侍候“傻子”少爷，她是一个因制度而被送到“傻子”身边的女人，作为侍女桑吉卓玛的影子、性爱的替代品，毫无疑问，她也成为了牺牲品。她是一个小手小脚的女人，声音像小老鼠一样，因为对土司制度的敬畏，她缩手缩脚，总是要求“傻子”少爷能对她好一点。“傻子”和侍女塔娜的性爱，并不是建立在爱情之上的，而仅仅是基于落后的土司制度，他们之间并不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爱，而是一种源于制度联系起来的爱，这就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后来，茸贡土司高贵的公主——塔娜的到来，因主子和奴隶是不可以用相同名字的，于是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配再拥有，因而不可避免的走向悲剧。

（三）其他下层女性形象

除此之外，土司世界里还有许多卑微、受奴役甚至没有名字的女性。土司家族的荒淫奢侈是建立在许多农奴阶级的血泪之上的，农奴们献出自己年轻貌美的女儿取悦于统治者，这些卑微的女性都没有自己真正的地位，土司制度要求她们的世界里完全是主子，丝毫不能有她们自己。对于土司而言，他们早已把这种奉献视为理所当然，这些女性都只不过是土司统治者随意玩弄和发泄欲望的工具，没有丝毫的情感所言，即使是“傻子”少爷也不例外。例如，“傻子”在边境遇到了牧场卓玛，“傻子”认为她和侍女桑吉卓玛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并且说她身上有青草的味道，卑微的牧场卓玛就成了他当时泄欲的工具和对象。他有权利得到她，也可以轻易地抛弃她，之后“傻子”便毫无留恋的走了，他对女性的伤害一无所知。这些渺小的女性就像脚下的小草、空气中的尘埃一样，在土司制度的夹缝中饱受折磨、苦苦挣扎。

二、现代文明的冲击

现代社会也同样给女性带来了困扰，女性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是制度与时代共同的“杰作”。千千万万的女性在旧的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压迫下苟延残喘，土司专制到“傻子”这一代，矛盾越发违背人性。在这样的制度和矛盾下，女性们努力挣扎却又被带入更痛苦的深渊，展示出一幅在土司制度土崩瓦解时代的悲剧图。落后的土司制度是女性不幸的根源，制度对女性的不公和压迫，已成为人们追求自由和本真的绊脚石。任何进步的因素在这里都得不到孕育的土壤，江河日下的土司制度是支撑不了多久的，最后无论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势必会解体，或是走向毁灭。正如小说中的智者翁波意西所说：“凡是有东西腐败的地方都会有新东西生长。”[2]土司制度及其相应的文化，已经落后于整个时代了，历史的车轮是谁也无法扭转的。小说结尾，土司官寨被烧得一干二净，都化作飞扬尘埃，太阳出来后，一切的尘埃都将归于平静。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时代将从旧时代的母体中诞生了。

随着历史车轮的飞速旋转，时代也在一点点的进步和发展，“傻子”在边境开辟贸易市场，这是土司历史上开辟的第一个市场。“傻子”的这一创举为康巴藏区引入了现代文明的活力，打开了封闭古老的土司社会，基于落后腐朽的土司社会开始解体，同时新的现代文明裹挟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力量冲击着人们头脑中传统的价值观，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方式，土司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现代性的萌芽。就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吉普赛人带来的磁铁、望远镜一样，现代文明不仅给麦其家带来了收音机、自鸣钟、照相术，也带来了枪炮、鸦片和梅毒。“傻子”站在土司官寨上利用望远镜观察麦其家的领地，黄色汉人带来罂粟的种子，于是土司领地上开满了火红而美丽的罂粟花。土司太太开始吸食鸦片，“傻子”的妻子塔娜使用了汉人带来的“红色粉末”，最后还染上梅毒。不仅是塔娜，其他许多土司头人们也染上了梅毒。古老的藏地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藏地的人们在病态的大时代染缸面前，没有人能够始终坚守住人性本真，而这些女性们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时代下的牺牲品，女性们的悲剧也随之产生。

三、男权体系的传统延续

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以男权和父权为中心的，可以说我们的文化深深植根于各种男性本位创造的神话里，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影响至今，并形成稳固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虽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有其特殊性，但仍然无法摆脱这一男权观念传统。作家阿来认为，大家喜欢关注藏文化的特殊性与神秘性，而忽略了普遍性与共通性。通过对少数民族女性主义的研究，分析少数民族的独特性，以反映女性形象在男权意识统治下的共性。

男权社会的文化传统把男性塑造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在文学审美的地位上，女性大都被置于“对象”的地位，被“他者”化了。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女性被物化为性的对象和存在，是男人欲望的一种投射，女性在书写中被扭曲，充当着工具和附庸。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没有自主的意识，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尊严。可以说，她们只是男主人公的配角，是男权规范下的审美、消费对象，是证明男性的价值符码。从古至今，正是由于这种荒谬的、不平等的思想意识，导致广大女性遭遇不公的待遇，饱受屈辱和压迫，造成女性的命运大多以悲剧收场。

从小说开始直至土司官寨化为尘埃，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尘埃落定》其实都是男人和男权的历史，所有的男人都英勇潇洒，站在高处俯视一切。不论是麦其土司，还是麦其家的大少爷，甚至是众所周知的“傻子”二少爷，他们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然而，他们周围的女性其地位却是卑微的，她们失掉了主体性。小说只要一讲到女人，总免不了用一些贬义的词来形容。比如，小说中用“妖精”“美丽的蛇”来形容漂亮的女性。在“我”眼中，“女人不过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东西”，“一般而言，我们对于这些女人是不大在乎的，她们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我们都不大在乎”，像这样的语句和描述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在这些女性的身上，我们也看不到一个独立、自由、有尊严的生命。无论是处于“主子”地位的女性如土司太太，还是处于奴隶地位的女性桑吉卓玛等，无一例外都被“他者”化了。在男主人公眼里，她们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即使她们被侮辱或是被奴役都是无所谓的。土司世界里的女人不仅遭受着肉体的折磨，更忍受着精神的压抑，因而其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四、异化的奴隶符号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百姓一直以来过着的生活可以直截了当的用两个时代来总结：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3]康巴土司时代将人的地位由高到低排列的顺序大致为：土司、头人、百姓，排在最后的是科巴（信差）和家奴。简单来说可分为三类：“奴隶”“自由民”和“贵族”。处于奴隶地位的女性，带有浓厚的“国民劣根性”，她们即使受到屈辱和压迫也不会觉察，更谈不上反抗，其存在被异化成一个奴隶符号，这是导致她们一生悲剧性的重要原因。

（一）潜意识的“奴性”

巴金先生曾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4]这种潜意识里的奴性毒害了女性的心灵，她们或许会有反抗，即使是反抗也是不彻底的，她们从小就是被皮鞭教化出来的奴隶，她们活着的唯一价值就是作为主子终生服务的工具。小说里下等地位的女性，对自身有着错误的定位，她们是受压迫、被奴役的对象，从一出生便要给主人做牛做马，听主人使唤。她们的处境应该倍受同情，但可悲的是她们安于做一个好奴隶，而且奴性十足。小说里的央宗，即使到最后死了孩子，被麦其土司冷落，只能孤独地呆在阁楼上也无能为力。没有了麦其土司的保护，作为一个女人，她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这是她们的潜意识里所趋向的奴性，就像鲁迅小说中说道：“他们甘为奴隶而不得”一样，女人们一生的目的就是好好做一个奴隶，“做稳了奴隶”，做一个对主人、对男人忠心耿耿的奴隶，仅此而已。这种潜意识的“奴性”思想是牢固的、不可撼动的，她们因暂时做稳了奴隶而感到异常的幸运，那么其生存又何尝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剧。

同时，鲁迅先生还曾说道：“凡奴才总有两面性，一方面对主子和有权有势者奴性十足，另一方面对无权无势者和不如自己的奴隶霸气十足”[5]。小说中的一部分女性往往扮演双重角色：—方面，她们既是受害者，是被压迫的对象；另一方面，她们也是施动者，侍女桑吉卓玛正是这样一个奴才。她把主人的衣食住行时刻放在心上，处处为主人着想，以维护主人利益为己任，当麦其土司家族风光无限时，她感到莫名的激动和欣喜，比她自己的事情还重要。一场饥荒将拉雪巴土司管辖内的饥民逼到“傻子”少爷修筑的粮仓脚下，卓玛挥动着炒麦子的勺子，对灾民喊道：“吃了这顿还想吃下顿的人，都要去干活，为我们仁慈而慷慨的少爷干活去吧”。她不仅自己安心为奴，而且也想使别人安于为奴的生活，这种两面性特征可以说是奴性思想最显著的特征。

（二）无聊的“看客”

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群体形象深入人心，他们没有相貌，不管男女老少，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冷漠、麻木、愚昧而不自知。一方面，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他们长期沉浸在摧残人性的社会中不知不觉地变得麻木，因而成为了戕害他人生命和尊严的主导者。比如，鲁迅笔下祥林嫂周围有许多麻木的人，都成为了欣赏别人悲惨和痛苦的“看客”，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到了将祥林嫂一步步推向死亡的行列之中。这些“看客”人群中，大多数是受压迫和奴役的劳动妇女，她们同祥林嫂一样，都是身份卑微的下层人物，封建礼教已在她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可悲的是，她们并未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而是做了无情的看客。同样，这种现象在《尘埃落定》中也不例外。

小说中，“傻子”的奶娘德钦莫措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有着类似的命运，成为了“被看”的对象。德钦莫措因刚死了儿子有奶水，于是成为了“傻子”的奶娘，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奶娘在给“傻子”喂奶时，不禁想到自己的儿子忍不住哭了，然而她这一举动却惹怒了土司太太。土司太太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冷眼旁观，没有丝毫同情，并且命令她不能哭，说她是个晦气的人。当德钦莫措为麦其土司朝佛归来时，大家都把她忘了。当大家看到奶娘时，说她不该回来，就连“傻子”也不喜欢他回来，嫌她啰嗦，不断地向她的影子吐口水。于是，她被整个土司家族残忍的遗弃了，奶娘不仅没有了作为工具的价值，甚至连在头脑中追忆“傻子”幼年温暖往事的权利也被剥夺，她连最底层的奴隶也没法做了。她的身心备受煎熬，最终只能在悲愤中凄惨的死去。“她的死，我都是过了一年时间才知道的”，即使是如此冷漠的态度，大家还认为麦其土司家对得起傻瓜儿子的奶娘。再比如，小说中失去了孩子、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三太太央宗也是如此，类似鲁迅笔下的“看客”群体也是如此。她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人的尊严和价值，她们的“看”并非只是冷眼旁观或者说几句风凉话，有时还会渗透到主人公的生活中，影响她们的命运，将无数女性推向悲剧的深渊。

五、权力驱使下的女性群像

权本位价值观，也可称为拜权主义价值观或官本位价值观，它是封建社会权本位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一些手中掌握权利的人，他们迷恋和崇拜权力，将权力当作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认为有权就有一切，他们所奉行的是权本位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念的驱使下，很容易导致思想迷失，使人变得贪婪、残忍、扭曲和异化。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为我们揭示了那些毕生追逐权力、为欲望所控制和支配的女性形象，同时又展示她们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沦落为权利的奴隶，而不幸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一）贪恋权力的土司太太

麦其土司太太，是麦其土司的二太太，“傻子”二少爷的母亲，一个被毛皮药材商卖到麦琪领地上的汉人女子，也是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女性形象。她从一个下贱女人变成一位尊贵的土司太太，一下子从社会最底层跻身于统治者行列，这种巨大变化与她一开始的生活处境相较而言，她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应该很满足了。然而，这对她来说是不够的，她贪恋权力，想永保尊贵，她喜欢被人尊敬，希望这样的日子永远都能握在自己的手里。为了这份虚荣心，她不择手段地巩固权力和地位，处心积虑想要她那傻瓜儿子继承土司位置。然而，当她的傻瓜儿子终于有了出息，还娶到茸贡土司的公主塔娜时，她却变得焦虑紧张起来。一旦“傻子”当上土司之后，塔娜就理所当然成了土司太太，而她自己就做不了土司太太了。所以，她迷恋和崇拜权力，贪恋权力深入到她的血液和灵魂，甘心被权力所控制和支配，这份贪婪即使是对自己的孩子也不放手，变的越来越自私狭隘，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的是权力欲的悲剧。

（二）权欲强烈的茸贡女土司

茸贡土司，是小说中描写的唯一一个女土司，她也是个权力欲望强烈的女人。就像《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国王一样，在她管辖的土司领地里，所有的一切，土地、百姓全都是她一个人的。由于罂粟花事件，茸贡土司领地造成严重饥荒，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需要，唯一的方法就是去麦其土司那里获取急需的粮食。因而她不惜出卖自己，把自己献给麦其土司。同时，她还狠心置女儿的幸福于不顾，用亲生女儿做交易，强迫她嫁给“傻子”以换取急需的粮食。小说还进一步写道，为了保持她的权位，她竟然写信拒绝女儿和女婿的归来，并且一再写信告诫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说自己生活的很好不要担心自己，不需要回来。她这样说的原因就是生怕“傻子”来了之后取代她的土司位置。当她的女儿塔娜跟他人偷情逃跑归来之后，茸贡土司为了讨好其他人竟然断绝与塔娜的母女关系。她在权力与爱欲的漩涡中拼命挣扎，一味地追求权欲而抹杀了亲情，失去了个体的独立性，贪恋权力使其人性扭曲、异化了。

综上所述，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女性形象，她们在特定土司社会的历史环境中演绎着各自的悲剧，展示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追求。同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及悲剧命运也寄托了作者对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以及个体人生的理解与思考。

[1]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

[2]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鲁迅.灯下漫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巴金.十年一梦[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124.

[5]鲁迅.忽然想到：七[M]//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