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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游记的写作方式及其影响

2018-01-01李仲凡

安康学院学报 2018年3期
关键词:游记旅行作家

李仲凡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中外关于游记的定义很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辞海》对游记的解释是:“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以轻快的笔调,生动的描写,记述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1]梅新林、崔小敬在《游记文体之辨》一文中提出:“所谓游记,顾名思义,即是由‘游’而‘记’、以‘记’纪‘游’之作。”[2]也有从文化空间的角度定义游记的,如尹德翔就认为:“游记是游行者离开本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体验另一种文化空间的记录,是旅行者主体文化与所达地客体文化互相比较和交流的产物,它不只讲述了旅行者私人的事实,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社会性的文化反应”[3]。上述对游记的定义,都抓住了游记文体的某些重要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游记的体式和写法非常有帮助。

记游的具体形式,可以是诗歌,也可以是散文。一般而言,诗歌的容量比散文要小。在中国游记发展史上,游记散文的兴起要比记游的诗歌晚些。散文游记具体还可以包括日记、书信、笔记等体式。典型的日记体游记,有法国作家蒙田的《蒙田意大利之旅》、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知名的书信体游记则有英国作家吉卜林的《旅行书简》、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来自英国的通信》、沈从文的《湘行书简》、郑振铎的《西行书简》等。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法国和比利时游记》也以书信为主。书信体和日记体的游记散文之所以会成为游记的重要体式,与游记的描写、记叙对象及写作条件等都有关。

一、游记的写法与“游”法

游记的“游”字,包涵的情形十分丰富。有各种各样的“游”,有赶考的,有经商的,有考察的,有逃难的,有朝圣的,有取经的,有游学的,也有纯粹的观光游,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出游性质、游览心境、交通方式以及不同的游览目的地等,其所观、所感的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出游是因为职业、生计、研究等偏于务实的目的,还是观光、休闲等偏于精神享受的目的,都会决定游记的内容和写法,也会影响游记的风格特色。

例如,狄更斯1842年访美的重要目的是对美国做深入的社会政治考察,因而他的《游美札记》有对访问美国国会大厅、法庭、监狱、盲人院、农场等机构的详实记录。在关于行程的记述结束之后,还专门有一章《奴隶制度》,大量记录美国蓄奴制度下的种种惨剧。1933年,杭江铁路局邀请郁达夫游览新开通的铁路,有为铁路做宣传的目的。郁达夫应邀游历浙东,写作了两篇旅行记:《杭江小历纪程》和《浙东景物记略》。郁达夫在《杭江小历纪程》中说:“前数日,杭江铁路车务主任曾荫千氏,介友人来谈;意欲邀我去浙东遍游一次,将耳闻目见的景物,详告中外之来浙行旅者,并且通至玉山之路轨,已完全接就,将于十二月底通车,同时路局刊行旅行指掌之类的书时,亦可将游记收入,以资救济Baedeker(贝德克尔)式的旅行指南之枯燥。”[4]他后来在《二十二年的旅行》一文中说:“但我的这一次的旅行浙东,原因可有点不同,虽在旅行,实际上却是在替路局办公,是一个行旅的灵魂叫卖者的身分。”[5]246我国现代作家的铁路旅行游记还有郑振铎的《西行书简》、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它们是这二位作家1934年应平绥铁路局的邀请,对平绥铁路及沿线进行科学考察的记录。张恨水游历敦煌时,因为重在文化考察而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故而他的《敦煌游记》,只有开头一小部分是介绍游踪的,主要的笔墨都是介绍敦煌的历史和文物的。

中国当代女作家六六的旅游随笔《六个脚印,走着瞧》[6],逐日记录了她们一家三口自驾游览英国的17天行程。这本游记,有作者的见闻、观感,但作者的角色,更像是一位探路者和旅行经验的分享者。作者处处提醒着后来人在旅行中应该注意的种种事项,从如何制订行程、办理签证,到如何租车、订机票和酒店,甚至怎么找厕所,都有应有尽有,可谓贴心之至。它的定位,更像是一部“旅行宝典”。实用性是它的突出特色,因为这是一本可以当作旅行手册使用的游记。

游记的“记”,也会有种种情形。可以在游览途中即记,也可在整个游历结束后再记,还可以在事后多年凭记忆追记。例如,狄更斯的《意大利风光》,据作者自述:“书中所描述的,大抵是就地记录的”[7]2;冯骥才《西欧思想游记》的写作,与他2013年3月至4月间游历法英两国的经历同步。他把沿途的见闻及思考,在平板电脑上随时记下来。旅行的开始,也是他游记的开始。冯骥才说:“这种写作的最奇妙之处,是边看边想边写,与行程同步。也许是一段思想文字、一节情景抒写、一两句断想、一些值得留住的谈话,都是一时的发现、心得、情怀、感悟与灵性;也带着那些时间与空间的美妙和鲜活。”[8]作家凭借现代化的写作工具,以全新的方式进行着游记写作的实验。明末清初张岱的《陶庵梦忆》,其中如《西湖七月半》等许多篇章属于游记,而所记之游更是多年之后的追忆。这其实已经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回忆录。清代文学家沈复因为经商、访友等原因,足迹遍布江浙、岭南、河南、四川、山东等地。他的《浮生六记》中有“浪游记快”一章,记录作者自十五岁起在祖国各地游历的见闻,也属于回忆性记叙文中插入游记的例子。胡适的《南游杂记》,是他南游香港、广东、广西的游记。因为途中行程很满,胡适并没有来得及随时记下沿途的见闻和感想。在行程结束数十天之后,才凭追忆记录下游览的经历。朱自清的《伦敦杂记》,也是在从伦敦回国两三年之后才动笔的,其时旅行的记忆已经不够新鲜,作者甚至需要参考旅游指南一类的书籍才能完成写作。

现代出版的游记,除了文字之外,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包括地图、照片、手绘图片等各类插图。这些插图不仅是一种美化和装饰,也对文本起到了很好的补充说明作用,极大地增强了游记的实用性和趣味性。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作家妹尾河童的游记了。妹尾河童的游记向来以知识性和趣味性见长。他的《窥视印度》在介绍印度恒河及其旁边的圣地瓦拉那西时,有如下两段文字:

源远流长的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标高七千米以上的根哥德里冰河,自印度北部连绵蜿蜒流向孟加拉湾,全长两千五百一十公里。光看数字大概没什么感觉,但放到地图上来看,这段直线距离相当于从日本北海道最北端的稚内开始,越过九州,直达冲绳的那霸。

恒河流域有个地方与众不同:从该地开始,河水的走向转为由南向北流——而那个地点就是瓦拉那西。[9]

因为文字毕竟抽象,作者为此特意附上恒河的示意图,并用日本地图作为对照,使读者对恒河的长度有更加直观的感受。瓦拉那西的位置也被标注在地图上,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地图上也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妹尾河童同时也是舞台设计师,有高超的素描技巧,所以除了地图之外,他还喜欢在游记中一边叙述,一边画出他正在讲述的各种事物。大到印度的神庙和蒸汽火车,小到印有十四种文字的印度纸币、日本的木雕鸟笛、英国制的火柴,都被他怀着童心地捕捉到。他的手绘图片和文字浑然一体,堪称游记插图中的一绝。我国作家邹信洁的游记《旅程千变万化:从甘南到泰国》[10],也有大量手绘地图、风景画及其他图片,使得整个游记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风格也显得极为生动活泼。

二、游记与小说的互动

游记在发展过程中,对小说等文学样式多有借鉴,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游记的重心从“自然”向“社会”的转变。游记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与小说互相渗透的情况,这一点在小说家的游记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狄更斯的游记《意大利风光》《游美札记》,许多片段读起来都像小说。《意大利风光》一开头,就卖了个大关子。先说有一家人要乘坐旅行马车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去居住一年,这才说明这家的主人就是“我”。游记的正式内容是从对驭者的穿着和举止的介绍开始的。写法上和他的小说倒是更为接近。狄更斯这两部游记都有不少精彩的人物描写。狄更斯在游记中对人物的外貌描写,常常只需不多的笔墨,就使人物的形象、性格跃然纸上。虽是游览中的真人真事,用的却都是小说的写人笔法。例如《意大利风光》中的这一段:

这一天的旅程中给我们赶车的驭者,就像是个流浪汉,那模样儿要多粗野就多粗野。他高个子,身体结实,脸黑乎乎的,一头乱蓬蓬的黑发一直披到脸上,一大片连鬓胡子一直长到喉头。他穿一套深绿色的破衣服,衣服上点缀着一块块的红补丁。他戴一顶尖顶帽,帽子上没有绒,帽带上插一支断了一截的、湿漉漉的脏羽毛。一条火红的围巾披在肩上。他不是骑在马鞍上,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车前的低矮的踏脚上,夹在几匹马的尾巴当中——在那个地方躺着,随时都会被马蹄踢得脑浆直流。[7]89-90

沈从文的《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也是两部读起来很像小说的游记,因为里面有生动的故事、有鲜活的人物。《湘行书简》的主要内容是一个热恋中的男子在返回家乡的旅途中给他爱人写的34封信。信里除了报告行程之外,有许多文字写的是对爱人的思念、自我人生志趣的表白、沿途风景的评价等,更像是一部书信体的自叙传小说。《湘行散记》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则更多。如亲近过一百多个女人白净胸膛的牯子大哥、决然赴死的煤矿工人、梦想做上尉副官而做了绒线铺新主人的赵开明,等等。有研究者认为沈从文“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的表现天地,创造了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于一体的大容量、全景式的叙述体式,使湘西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扑朔迷离的行为方式、五光十色的人事风情以及层出不穷的新旧社会问题得到了全景式的多角度的描绘和揭示。”[11]沈从文在《新废邮存底》中谈到他对这种游记和小说杂糅的写法的看法:“最近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常载邢楚均先生有关西南地方性故事,用屠格捏夫写《猎人日记》方法,糅进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具有这种企图,以为这种方法处理有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功。”[12]

游记作者有时还会借鉴小说“陌生化”的写作技巧表达旅行中的新鲜体验。如雨果在《法国和比利时游记》中写他见到的火车:“火车出行真是出奇的快速。路边的花草,看过去只是一些斑斑点点,甚至红的、白的线条,点点都没有,全都成了条纹。麦子像一堆黄头发,苜蓿是一片绿丝缏,城市、钟楼、树木在跳舞,在地平线上交织在一起,时不时地,一个影子,一个形体,一个怪影突然冒出来,霎时间又消失了,好像闪电掠过窗外似的。这是一个路警,他们照例佩戴着武器在列车上值岗。”[13]这一段文字,有见闻,有感触,把初次乘坐火车的惶恐、不安、新奇、惊讶全都写出来了。

游记不仅向小说学习,还会反过来影响小说。比如,游记的叙述视角、串珠式的连接方式等,就对小说的叙事方式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欧洲16世纪之后大量的流浪汉小说,如《堂吉诃德》《天路历程》《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等,在情节结构上从游记那里取法最多。陈平原指出:“游记对小说家的启示可能是多方面的,依据本文的理论框架,我不能不特别注重两点:一是游记对山水自然的精细刻画,一是游记作者叙事的视点。……游记除记行程和发议论外,主要是录见闻。不管是状山水,还是记人事,都毫无疑问应局限在游者的耳目之内。山水随旅人的足迹移动变化,人事因旅人的耳闻目睹才得以入文。游记不同于山水小品与笔记杂录之处就在这里。记游者注定应该是一个观察者。倘若他观察的不是山水而是人世,记录的不是真实的游历而是拟想中的游历,那可就写成一篇游记体的小说了。”[14]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八章“旅行者的叙事功能”中,陈平原又谈到了晚清的“引游记入小说”现象,认为“‘旅行者’作为小说主角,可能是因其心灵启悟的过程吸引了作家,也可能只是因其便于提供更多的见闻。……它们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借用旅行者‘我’的游历作为叙事框架,以容纳无限多的人物和故事的叙事方法”[15]。这有些像歌德所说的:“对于是人来说,他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运用一位有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时只把它作为一根线索,在这上面他爱串上什么就串上什么。这也正是《奥德赛》和《吉尔·布拉斯》都采用过的办法。”[16]

三、游记写作对作家的助益

许多作家因为读书作文的关系,意识到游历对于写作的助益,比如丰富人生阅历、开阔视野、增广见闻,以及获得写作素材等等。拜伦、雨果、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等都是旅行经验丰富的作家。拜伦出门时会带许多纸墨,随时把沿途的见闻用笔记录下来。我国台湾女作家三毛在《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的全额资助下,于1981年1月至7月间在中南美洲进行了半年壮游,借此走出人生的低谷期。之后三毛写作了游记《万水千山走遍》。英国作家V.S.奈保尔分别于1962年、1975年、1988年作了三次印度之行。奈保尔的印度之行是典型的寻根之旅,也直接催生了他的《印度三部曲》——《印度:受伤的文明》 《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印度裔的奈保尔,出生于英属特立尼达,祖先100多年前从印度来到特立尼达。因为对祖国印度的特殊情感以及好奇心,奈保尔多次来到印度,探访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并在游记中表达了他对印度文明的反思和批评。

刘再复把游览本身视作重要的阅读方式和接近生命完美的途径。他表示:“我不善于写纪实性的游记,难以说清去过的地方的美,但我常常告诉朋友:很奇怪,只要走,只要朝着一切陌生的地方走去,就会觉得自己在一步步接近生命的目标,一步步地接近精神的家园。杜甫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看到,行万里路不是浪费时光,正是一步步接近美的完成。”[17]

法国的维克多·雨果在1834年至1843年,到法国西海岸布列塔尼、诺曼底地区,以及比利时、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等地做了六次旅行。他的这些旅行,并非完全的消遣,因为他在旅行中也写下了大量的札记、书信、日记,这些文字,有的被他用于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如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中的苦役犯让·冉阿让,以及战舰阿利雍号,原型即来源于他1834年在布雷斯特见到的苦役犯的生活和1839在土伦参观的苦役船。

狄更斯的北美之行,为他的长篇小说《马丁·瞿述伟》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和素材来源。狄更斯在《马丁·瞿述伟》这部小说中延续了《游美札记》对美国社会的冷静观察与对美国人“拜金主义”的批判。狄更斯的意大利之行,除了留下《意大利风光》这部游记之外,还留下了写于意大利的圣诞故事之二——中篇小说《古教堂的钟声》等作品,并为他的长篇小说《双城记》准备了一些素材。

沈从文在1957年的短文《谈“写游记”》中表达过对游记不受文学史家重视的不满。他说:“游记文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著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根本不提。”[18]好在半个世纪之后,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记录旅行的游记对于研究作家整个文学创作的意义。如梅新林教授就认为:“除了序跋之外,作家的游记与传记也是贯通文学活动场景与文学文本场景的重要参照。以往相对比较注重作家的传记其实游记也是深入开掘作家经历和思想,藉以打通文学文本与文学活动空间的一个宝库。”[19]有的游记记录下的见闻,日后成为作家小说创作的素材。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在评价茅盾的游记时认为,“有些散文近乎他的小说素材原型,可以与小说参照阅读”[20]182,并指出茅盾《苏联见闻录》中的“《梯俾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耐克拉索夫博物馆》各篇显示出他作为小说家的观察精细,记述的时空感,明晰的笔力,也同他的总体文学特征相一致”[20]182。

游记,不仅可以充当作家本人的备忘录或素材库,而且还可能启发其他作家,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某些灵感和素材。例如,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创作《格列佛游记》时,就曾经研读了大量的游记。有资料显示:“在写作《格列佛游记》之前,他以严肃的态度研读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书籍,而不是道听途说的某个冒险家的生平事迹。据亚当斯考证,1697-1698年间,斯威夫特在坦布尔的图书馆中,曾编过一份他阅读过的书籍的清单,包括6本旅行书。在1722年与瓦内萨(Vanessa)的谈话中,他提到他愉快地阅读旅行文学作品。”[21]这些旅行文学,有许多是航海日志、探险记录类的旅行文字,是写实性的游记。正是这些游记,为《格列佛游记》提供了真实详尽的地理信息等素材,使得这部书关于航海、海岛环境等的描写真实可信。

作家在游记中有时也会表达他们对旅行的看法。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作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进而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文学创作。法国作家蒙田说:“旅行我觉得还是一种有益的锻炼,见到陌生新奇的事物,心灵会处于不停的活跃状态。我常说培养一个人,要向他持之以恒地介绍其他五花八门的人生、观念和风俗,让他欣赏自然界各种形态生生不息的演变,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学校。”[22]郁达夫在《二十二年的旅行》一文中认为:“旅行,实在是有闲有钱有健康的人的最好的娱乐。从前中国人视出门为畏途,离家百里,就先要祷告祖宗,辞别亲友,像煞是不容易回来的样子,现在则空有飞机,水有轮船,陆有火车汽车,千里万里,都可以转瞬而至了;所以从前的人所最怕的这旅行,现在的人却可以把它当作娱乐来看。有几个有钱好事的闲人,并且还把它当作了一种学问。我想旅行的快乐,第一当然是在精神的解放;……第二,旅行的快乐,大约是在好奇心的满足。”[5]245-246旅行所激发起的作家探索与发现的好奇心,在游记中常常被转化成为某种传奇性,即对异闻趣事的猎奇,从而使得游记中的经验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观感形成鲜明对照。雨果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游记》《法国和比利时游记》中记下他见过的城堡的大门、钟楼的排钟、乡村的狗拉独轮车、石头制作的水池以及瑞士比拉特山周围在四个小时里变换了二十种不同的形状的云雾。我国唐代李翱在《来南录》中,记录了他在广东英德县东荫山见到的大如婴儿的竹笋。宋代陆游在《入蜀记》中则记录了湖北宜昌黄牛庙附近,“村人来卖茶菜者甚众。其中有妇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颇白晰,语音亦颇正。茶则皆如柴枝草叶,苦不可入口”[23]。这些带布帕的妇人以及苦不可入口的茶叶,对于陆游本人以及他的读者来说,都是不常见的。这里可以借鉴叙事学中的“有报告价值”这一概念来略加说明。杰拉德·普林斯在《叙述学词典》中对“有报告价值”的解释是:“使情境与事件具有报告价值和值得讲述的品质。(显得)特别、奇妙、异乎寻常(与普通、平凡、单调相反)的情境与事件是值得报告的。”[24]游记的可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对这种“有报告价值”的事物的报道。这样,旅游不仅满足了游客好奇心,还能通过文字同样满足读者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当下,处于视觉消费时代的游记,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诸如游记的一些功能被影视节目和旅游应用软件替代甚至超越,游记实用的一面日益受到侵蚀。那么,游记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自处和定位?人们为什么还需要读游记?《杜甫的五城》的作者赖瑞和去北岳恒山的途中,在山西小镇砂河被困一晚,此时他有一段感想,对于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很有启发。他说:“我想起美国一位研究旅行文学的教授福思尔(Paul Fussell)说的,游记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的主人翁是自由的,比一般读者自由,来去自如的。即使游记中的主角被困在甚么荒凉的小地方,游记本身骨子里还是在歌颂自由的。所以,游记简直就像一首颂诗,一首自由颂。”[25]游记所体现出的人类与大地的情感以及在大地上行走的自由精神,正是这种文体历久弥新、读者不断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人们的旅行方式和阅读方式如何变化,都还会有人继续写作和阅读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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