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亚萍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山祭》这部长篇小说，以小知识分子宋老师为第一视角，讲述秦岭大山深处的故事，展现艰苦的自然环境和风云变化的政治运动，对偏远闭塞的观音山的影响，对山民人心、人性的考验。小说通过塑造宋老师、冬花、姚子怀等人物，展现人性的变化与坚守，善与恶的较量，致力于对人性和人道的深刻揭示。王蓬先生在年幼的时候，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从西安落难到陕南农村，他亲身经历过政治运动带来的种种灾难，承受过深沉的痛苦，对于厄运的折磨有着真实、深刻的体会，也因此小说中对宋老师、冬花、姚子怀等人迫害或被迫害时的心理描写都极其逼真。宋老师由开始的淳朴善良、小心谨慎，到后来在政治运动逼迫下，自私本性的逐渐暴露；山民们的淳朴善良被利用，他们的人格都经历了善恶的反复变化。小说着重描写宋老师尝到丧失人道与人性的恶果后，开始反思忏悔，进行自我救赎。他主动帮助村民，帮助冬花一家度过困难。由于作家本身对人心、人性有过深刻的体验，小说表现的也真实、生动、细腻，如作家陈忠实所言：“王蓬对于生活里的善和美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一触即发的激情，一种虔诚的崇拜，这是作为一个人民作家最为可贵的基础，也是一个艺术家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1]。作家拥有大情怀，才能在作品中有深刻体现，作品设置一系列的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最终向人们展示的还是人性的善良，给人以温暖和信心。

一、坚毅人格：艰苦环境锻造出坚强的灵魂

中国人的生存能力出奇的顽强，像一株野草，哪怕是生长在石头缝里，一抔泥土，一缕阳光便是它的生存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国人大多在贫困线上挣扎。对于生活在秦岭大山深处的人来说，由于交通、信息等限制，生活尤为艰难。艰苦的自然条件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导致贫穷与落后，憨厚的山民为了生存做出很多妥协，但同时苦难也锻造出他们坚韧的品质、不屈的灵魂。

山民对待婚姻的态度，最能体现他们同自然和贫穷抗争的坚毅。小说中的宋老师还没到这个村子时，就已经听人说起过观音山，那可是这一带乡村尽人皆知的神秘去处，一个女人几个男人，两个兄弟合娶一个老婆，都是正常而又普遍的现象。大山深处的人，打坡种田，疾病、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很多家庭因为伤残，一家人生活难以为继，便有了“招夫养夫”的说法。所谓的招夫养夫，就是一家的男主人失去劳动能力之后，这家的女主人就再招一个男人回家，和原配家人一起生活。为了生存，山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看似合理但不正常的畸形婚姻。鲁迅先生说：“人必先活着，爱才有所附丽”[2]135，山民也深谙其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姚子怀是观音山大名鼎鼎的人物，招夫养夫的事在他身上也发生着，他与瞎瘫老汉与老女人生活在一起。关于他们之间的事，生产队长南春官介绍说：“瞎瘫老汉年轻时也是条硬汉子，豺狼虎豹都不怕的，有血也只往自己肚子里流，轻易不会讲的……”[3]25南春官特地关照：“山里这类事儿多了，不算啥的，你全当不晓得。”

确是迫于生活的无奈，山民对婚姻做出这样的妥协，但他们仍保持着为人的尊严，灵魂依然高尚。瞎瘫老汉难以养活一家人的吃穿，但他仍以自己的一己之力，为这个家做贡献。小说中写到，我开始见到瞎瘫老汉，为他那样的人还出山感到惊异。“我本以为姚子怀父女没回来时他怕孤单，才去山坡砍柴割竹。但姚子怀回来后，他依旧如故，依然每天腰里栓上葛条、手提着砍刀，摸索着爬坡……没见有谁挡阻他”，这正是山里人淳朴、善良、宽容的体现，他们不会因为瞎瘫老汉失去劳动能力而嫌弃他、疏远他，认为他没有活着的价值和必要。没有人去挡阻他，就是人们普遍认可他存在的价值，自觉的留给老汉尊严，这是对他最大的尊重。瞎瘫老汉以自己仅存的生命力同自然斗争，这坚毅的战斗力、顽强的生命力，都是人性光辉的体现。

山里人带有原始风味的农耕劳动，也彰显着人类的顽强。小说中写山民们一起到半山腰上开辟耕地，“我举目四顾，土地全是鸡零狗碎，东一块，西一块，尿布似的悬挂于山腰半涯。看一眼腿就打战，心就发憷；干一回就不想第二回”。“溪水边拔地而起，耸立着好高一座大山。陡生险峻，星罗棋布着褐黑的山石。而新开出那片‘火烧地’则像一块黑褐的抹布，悬挂在山腰半涯上。别说上去干活，单看一眼也叫人吸口冷气，双腿打战。”但山里人总要想办法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他们用唱山歌的方式激励山民们干活，在欢乐中或许可以麻痹神经，暂时忘记劳动的疲惫。劳动本身就是苦累，除唱山歌外，他们很难再想到其他的娱乐活动。他们歇气的时候，会开粗鲁的玩笑，互相打闹。山民们“有的用乌黑粗糙的手，在同样乌黑的口袋里掏出冷苞米团啃；有的四脚八叉躺在太阳底下、翻起裤腰寻虱；有的不避儿女开着粗野的玩笑；而有几对男女张狂嬉笑，干脆搂抱在一起扭打耍闹。”以现在的文明来看，我们当然会嫌弃这些“娱乐”方式，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深山里，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小说中的宋老师这样想：“这么艰苦的环境，这么严峻的生活，荒山野岭，孤苦寂寞，你让他们干些什么呢？似乎他们除了该唱山歌，就该开粗野的玩笑，就该拥抱扭打在一起，也就该赤膊袒露，无拘无束”[3]39。

的确，那样高强度的劳动下，他们能够自力更生，保持乐观和从容，值得我们敬佩。闭塞、贫穷、艰苦的自然条件考验着人的生存毅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山深处的人民，经过风风雨雨洗刷出来的是金子般闪亮的灵魂。

二、人性异化：政治风波遮蔽人性的光辉

人本身是复杂的动物，人性更不可琢磨，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千百年来也未能得出一致结论。《三字经》有“人之初，性本善”[4]的论断，荀子却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人性的善恶，受多种条件的影响。鲁迅先生对中国人有过这样一段论述，颇能概括中国国人的特性，他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2]138。人性的复杂，由此可见。人的善恶与国民的生活质量也呈正相关，当贫穷与落后导致正常的生存欲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人的恶念就有可能被激发，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知和恐慌也会激起人性丑陋的一面。

《山祭》揭示的正是荒唐的政治运动造成的人性和人道的扭曲和异化。小说中人性异化与扭曲最为严重的应该是宋老师。刚刚来到观音山的宋老师，是一个淳朴善良单纯的小伙子，他积极热情、思想进步、有觉悟，主动要求到偏远闭塞的深山任教。初来此地的他看着这些男女山民，心里酸困困的，有种说不清是怜悯同情，还是深感重任在肩的情感在心里翻滚。他对赫赫有名、尽人皆知的狩猎能手，除匪英雄姚子怀充满敬畏；对善良美丽的冬花“有一种不明朗情绪在胸中徘徊……一听见她说话，甚至听见她的脚步，就面孔发烧，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心里‘砰砰’乱跳”；对不谙世事的学生，他“常站在山崖上，目送那些小小的背影，看着他们翻过了山梁或没进丛林，满目都是氤氲雾气，心里就倏然地生出些怅然悲凉，忍不住朝那灰白的山道向下看去”。这时的宋老师是一个敏感、多情且略带一丝忧郁气息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敬畏、同情怜悯还是对冬花恋爱的萌芽，都是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美好感情流露。1955年，宋老师和冬花正式订婚，轰动了整个观音山，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巨大的灾难正要降临在观音山。

1966年，“四清”工作组进驻到大山沟里，小说中这样描写这次的“四清”运动，“我又感到，这次‘四清’与以前不同……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场暴风雨过后，天空依旧浓云密布，空气沉闷，气压极低，还将有场更大的暴风雨来临”。这段描写，是铺垫，预示着灾难的到来，这场运动也正是悲剧的开始。

在工作组长老陈、行为颇不检点的蔡万发的带领下，懒王郭发丁作为运动骨干、积极分子，“四清”运动开始了。然而闭塞的观音山，憨厚的山民哪里懂得什么政治运动，始终惨淡的工作局面，让“四清”工作组焦急万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永远不走的工作队”宋老师身上，当陈组长委婉而又直接的提示宋老师的准岳丈姚子怀解放前当过土匪这件事时，对宋老师人性的考验便正式拉开了序幕。宋老师的第一反应是“头‘轰’地大了，大睁两眼、目瞪口呆，紧张得简直有点儿喘不过气。”[3]93他眼前浮现的是岳丈一家人对他实实在在的好，他实在不敢相信，岳丈一家人会有任何政治问题。但他首先询问的是是否该和准岳丈姚子怀、未婚妻冬花划清界限。避祸心理，人性的自私开始生长。夜深人静时，他把脑子整理一下，思考自己的出路，言明“关键是应该把眼下的形势好好思索分析一下，免得头脑发昏，一错再错”[3]96。经工作组商讨，初步确定郭凤翔、南春官、姚子怀三个批斗对象后，宋老师脑子里善与恶的博弈更加激烈。人不是生而丑陋，人对是非、善恶也总有自己的认知，突然间要堂而皇之的颠倒黑白，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心安理得。这场善恶是非的博弈，也使宋老师痛苦不堪，姚子怀一家人对他的好，都在眼前，他“心里差不多要偏向姚子怀一边了，却又猛然一惊，渗出一身冷汗，不不，那也许是阶级敌人玩弄花招，拉拢腐蚀！”接下来他又想到冬花，目光哀怨、神情抑郁等等。这一段的心理描写非常逼真，这是一个良知尚存的人的内心剖白，“我的心再次哆嗦，浑身战栗，我不由自主地举起双手，抱住脑袋、伸出十指，伸进蓬乱的头发，狠命地揪着、拔着”[3]97。到这里博弈已基本定出胜负，宋老师向人性之恶倾斜了。

工作组最终列出并落实姚子怀、南春官、郭凤翔三家的罪状，这三家开辟的自留地最多，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姚子怀当过土匪，还强奸过女人；南春官是阴阳先生；郭凤翔当过奸商。善良、淳朴、友好的村民，原本对这几户人家是极尊敬的，现在看到他们，竟也开始敏感起来，胆小的群众干活走路都避开他们。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得益于宋老师的大义灭亲，他对姚子怀的揭露起了首当其冲的作用。宋老师也因为自己参与揭发了这么重大的问题，产生出一种兴奋，但兴奋之余，又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沉重与担忧，特别是一想到冬花，他心里就会抑郁、沉重，毕竟此时的他还保留着一丝人性，但这一点点的人性，随即消失了。他近乎变态的监视着冬花一家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怪，姚子怀今早没出工，他的猎枪弹药已经被没收，会不会还有窝藏？天黑时，他去了对面山坡，莫非和南春官定攻守同盟？冬花早上吃饭时，还对我微笑了一下，是否拉拢迷惑我？”此时宋老师的心理已接近变态，他充当的是迫害人的身份，表现的却极像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被迫害者“狂人”的心理。极端的自我保护意识，正慢慢的侵蚀他的善良，他的人性正在一步步的扭曲。

罪名一旦落实，批斗便要如火如荼的进行了。批斗会刚开始时，群众全都稀里糊涂，晕头转向，山里人毕竟淳朴，他们还不明白，也不愿意对被批斗的人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批斗会一度冷场。这时“我”——姚子怀的准女婿，又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用足劲头，猛喝一声：“姚子怀，老实点！”全场的人都被震慑了，“我”论证充分，观点鲜明，用词尖锐，毫不留情，对姚子怀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揭发批判，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让会场所有的心都躁动起来。无知的群众被所谓的权威利用，恶的萌芽被激发，山石一般憨朴的群众被激怒了，穷人批判郭凤翔吃了冤枉，没娶上老婆的则把怨气撒到姚子怀身上。有人扑上去，拳脚并用，像对付野牲口那样发泄怒火。人性恶的种子彻底被激发！“我”更是好得意，对姚子怀冲上去就是一脚，还狠狠地给冬花一个眼神。肉体的摧残只是开始，更为沉痛的是心灵的煎熬。自此以后，无论村里的大小事宜，“四不清”下台干部及家属子女一律退出会场，大山深处团结起来才好生存，可是他们却被孤立、被边缘化，这对单纯善良如冬花一样的姑娘是极大的伤害和羞辱。

宋老师人性泯灭的极致，体现在他对冬花爱情和婚姻的伤害上。冬花的爱情葬送在宋老师的手上，已经无可挽回，但就在生活要归于平静，心如死灰的冬花决定嫁给又傻又丑、又粗又矮的庞聋得了此一生的时候，宋老师内心“一种压不住的嫉妒，一种难以言说的委屈，一种遭受耻辱的悲恨交织起来，在我胸中燃起了熊熊的火焰”。“这烈焰……烧毁了我的理智，摧垮了我的思想，使我焦头烂额，面目全非，身体心灵中美好纯洁高尚无私的东西遭摧残，而邪恶、歹毒却伴着熊熊的妒火燃烧起来。”身体里的恶念再次被燃起，他在冬花的新婚之夜，命令所有的人护秋山，轰野猪，保卫学大寨成果，直接导致庞聋得受重伤，成为冬花终身的负担。这一报复，没有给宋老师带来快感，他也被自己灵魂的丑陋惊到了，他想安慰自己出山打猎受伤是正常的事，用山里人的厚道讲义气，说服自己，但随即他不得不提醒自己：“今天能算打山么？能归进那些光明正大的事项中去么？……这完全是自己出于一种阴暗、嫉妒、自私、不敢见天日的卑鄙念头，才把许多人赶上山……罪恶，难以洗清的罪恶，滔天的罪恶哟”。冬花已经深受先前“四清”运动的折磨，现在又要面对如此巨变，冬花终身的压力，庞聋得不成人样的脸庞，哼哼唉唉的呻吟，全都拜宋老师所赐，小说写到这里，已将人性之丑完全揭露。

作品中大量的对比描写、心理描写，将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表现的淋漓尽致。大山深处艰难的自然环境没有压倒山民，没有扭曲异化他们的灵魂，却因荒唐的政治运动，让人变得如此恶毒，这不得不令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三、人性觉醒：痛定思痛后的自我救赎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破坏生产生活，更对人心、人性、人道有极大地摧残。当大部分人从当年癫狂的状态苏醒过来，心存良知的人开始反思、忏悔。宋老师对冬花一家的伤害可以说是无可复加了，但不管当时的疾风骤雨多么猛烈，到底人还是活了下来。小说中的宋老师，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深深忏悔，他经历了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煎熬后，开始用实际行动，弥补过错，企图挽回良知，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

宋老师的忏悔，从庞聋得出山受重伤就开始了。尽管出事之后，没有一个人责怪埋怨他一句，他已深深感到自己灵魂的丑陋。回到家里，他拿起教鞭对自己狠命地抽起来，抽在身上，火辣辣的，钻心的疼痛……他自我反省，骂自己混账、畜生，直到血肉模糊，蜂刺火烧一般的疼痛钻入心底。从此，他的灵魂被戴上沉重的枷锁，开始为自己丧失人性的混账行为买单。他甚至看到山里自由生长的一切，都会感到不安，它们“多么轻松，多么自由自在，我却像出卖了耶稣的犹大，惶惶不安，忧心忡忡，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漆黑的夜晚，如鬼魂一般游荡”。他深受煎熬，害怕白天到来，黑夜还慷慨地遮着他满是羞愧的面孔，丑恶无比的心灵，他希望白天永远不要到来，太阳永远不要出来，让他永远不要见人，不再见善良的乡民。听到庞聋得的呻吟，会让他心惊胆战，毛骨悚然，不由自主地拿起红栒子木教鞭抽打自己。他忏悔，也付出了实践，甚至想用“招夫养夫”这种畸形的婚姻，帮助冬花照顾家庭。他每天爬坡捡柴，偷偷地为冬花家挑水，拾掇猪圈、鸡窝、栅栏、菜地，尽自己所能为自己赎罪。

闹饥荒最严重的那几年，宋老师顶着上面的压力，帮助观音山的人谋生存，先是搞起了割竹自救运动，后来养蜂、喂牛、挖药、烧炭、割竹、种天麻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副业搞起来，生活多了很多盼头。宋老师为冬花一家，为整个观音山所做的努力和改变，与其说是在帮助别人，不如说还是在救赎自己。“我意识到自己还能为观音山群众办一些事情。而这些事多少也能赎清自己的‘罪孽’，平衡自己的心理……笼罩在自己心灵上的恐怖情调，阴森气氛消减了不少。”后来公社保报账的时候，他将实际情况写了出来，底细被查出来，宋老师第一个受到处分，因为私自带领山民搞副业，失去民办教师的转正指标，还因为辱骂蔡万发，像姚子怀当年一样，挨了批斗。此时，越是痛苦，越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内心越能平静，他的自我救赎才能起到作用。也是在这时，山里人“像岩石一样稳重，像流水一样清澈，又像山巅上的青棡那么单纯”的质朴又一次体现出来，大山敞开胸怀，又一次宽容地接待了他。宋老师的忏悔与自我救赎是成功的，他得到了乡民的理解和原谅，这才可以使他释然。“有时，我会在崖头独坐很久……心中常为一种悲凉的情绪笼罩……心灵少了依托的故乡……心中一酸困，冰冷的泪珠也就滴落下来。”最让他感到欣慰，或者说他自我救赎成功的标志应该是他得到了冬花的原谅。当他多次向冬花提起“招夫养夫”的想法时，他得到了冬花尖利的讽刺，冬花终于把心中的怒火一股脑发泄出来了，“我呆站着、像听候审判的罪犯”。一场沉默之后，两个人都得到了释放，冬花选择原谅，庄重的叫了他一声“哥哥”，这和订婚时喊的“小哥哥”只是一字之差，但这一个字承载的却是十多年的凄风苦雨。在茫茫灰白的丛林中，银色的月光里，偌大的秦岭，构成了一种壮丽恢弘的气势，一种庄严而又神秘的氛围，令人感动、令人忘情。这情形恰似《红楼梦》十二支曲，收尾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6]。

人性的确复杂，《山祭》这部小说对人性、人道、善恶、是非的揭示十分深刻，无论是灵魂扭曲异化最为严重的宋老师，还是因无知被利用的山民，他们身上都有人性的闪光点，又不可避免的带着邪恶的基因。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心理描写逼真的反映出他们内心善与恶的斗争，特别是宋老师形象的变化对比，通过他内心真与假、善与恶的较量，展现贫穷、恐吓对人性的伤害，最能表现人性的复杂。作者不仅仅停留于揭露和批判，更通过宋老师等人的忏悔与自我救赎，表现人善良的本心，对人性的本真和美好发出最深情的呼唤。总之，世间万事如《易经》所言：“生生之谓易”[7]。不只人性，天地都是这样，简单又复杂，阴与阳变化此消彼长，生生不息。

[1]武妙华.秦岭南边的世界[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5：195.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王蓬.山祭[M].西安：西安出版社，2013.

[4]李逸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M].北京：中华书局，2016：3.

[5]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434.

[6]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89.

[7]南怀瑾.易经杂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