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辉

相对于唐中宗及开元九年张说为相后的文坛，开元前期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文学创作呈现出低迷的态势。对此，已经有多位学者探讨其中原因。赵昌平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与诗史自身的规律之作用，二是缺少上官祖孙、文章四友、沈宋这样地位稳定足以领袖群彦的杰出诗人*赵昌平：《开元十五年前后》，《赵昌平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4页。。杜晓勤在汪籛“吏治与文学之争”*汪籛：《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6页。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姚崇、宋璟等吏治派对文士的打压，“直接波及到此时的宫廷文坛乃至影响到诗风的变化”*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文史哲》1997年第4期。。曾智安则认为“开元初期诗坛断裂的关键因素在于玄宗。开元初期, 玄宗并不喜欢诗歌创作和文人作派, 同时又追求极为直接的政治功利。”*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曲折过程》，《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笔者通过考察认为，汪籛提出“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观点，主要是受《旧唐书》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旧唐书》相关史料可能经过史官篡改与遮蔽。造成此期宫廷文学衰歇的态势，并非因为玄宗不喜欢文学，而是因为他集中精力于政治建设，无暇诗文创作。他为加强权力的集中，众多宫廷文士的命运以及宫廷文坛的生态受到影响。开元初政治状况与玄宗心理，以及其中涉及的史料问题，对我们还原当时宫廷文坛衰微的真实面貌而言至关重要，下面将对此展开论述。

一

玄宗亲政时，面临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对外方面，突厥、契丹、吐蕃连年犯边，战事结果虽互有输赢，但战争对唐政府的财政、兵力都造成了巨大损耗。开元前期，边境安宁问题是困扰玄宗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他甚至一度想亲征吐蕃*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开元二年十月)丙辰，上下诏欲亲征，发兵十余万人，马四万匹。”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823页。，可见情况之严重。在唐朝内部，也面临严重的问题。自武则天主政以来，违规授官的情况便已存在。中宗继位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相继用事，墨敕斜封愈演愈烈。在睿宗朝，罢而又复，造成班序荒杂，冗官烦多。武则天以来皇家大造佛寺观，武则天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通鉴》二一○，第6806页。。同时，王公贵戚私度人为僧尼，“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傜役”*《通鉴》卷二一一，第6813页。。最严重的是中宗朝，“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所出日滋，所入日寡”*辛替否上疏，见《通鉴》卷二一○，第6786页。。给国家财政税收造成极大损失，继位者睿宗也不能有所更正。财政的不足，军事紧张，官场混乱，这是玄宗登基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牵掣玄宗无暇进行有规模的诗文创作的外部原因。

玄宗在统治前期极力表现出勤政爱民的帝王形象。施政的理念，以儒家经世思想为指导，倡实用反浮夸，崇节俭而禁奢侈。开元初，他在抑制贵族奢侈风气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如禁止泼寒胡戏、焚毁珠玉锦绣，谴还宫女以及严禁厚葬等等，这些行为有强烈的示范警戒意义，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文化环境中，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司马光赞叹“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通鉴》卷二一一，第6820页。。在节制奢靡理念的支配下，开元前期宫廷游宴活动就大大减少，而中宗朝宴饮活动非常频繁，一月数次几无间断*武平一撰、陶敏辑校《景龙文馆记》卷一至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147页。，游宴活动带来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明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6页。是促进宫廷诗坛兴盛的重要外因。因此，玄宗有意约束个人享乐欲望，间接抑制了宫廷诗坛的生发。

开元初宫廷文学衰弱的外因已明，再进一步深究内因的话，就会发现，内因仍然与玄宗有关，即与玄宗加强权力的集中，对臣属的防范心理有很大关系，但这些因素并不直接影响诗文创作，而是通过影响当时文士的仕途命运，间接导致宫廷文学的衰弱。下面从两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一是玄宗诛杀或者外贬朝廷重要文士，直接影响宫廷文士群体的形成，二是玄宗对王公贵戚的防备，间接影响宫廷文士群体的形成。

二

武则天晚年到玄宗开元之间，宫廷斗争剧烈，时常发生政变：神龙元年(705)，张柬之等五王发动政变；神龙三年，太子李重俊政变，失败；景龙四年(710)，韦后与安乐公主谋杀中宗；同年六月，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韦后；七月，中宗次子重福于东都叛乱，被诛；先天元年(712)，太平公主阴图废太子李隆基；次年七月，李隆基诛杀太平公主，由此正式开始新的统治时代。虽然最终的胜利者是玄宗本人，但这接二连三的重大政变，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甚大，因为这七次重要的阴谋他都有所见闻，其中三次还是他参与发动的。频繁的政变说明当时宫廷权力极度不稳定，而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有多种，君主、皇后、亲王、公主、外戚以及宰臣等各种势力互相勾连、竞逐，根本则在于权力的不集中。中宗时，睿宗，李隆基，太平公主与韦后、安乐公主之间，各自围绕着不同的阵营；睿宗朝，皇帝、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前的恩怨仇杀也牵扯到一大批文武官员。每一次政变，都导致数量不同的文人被杀或流放。尤其残酷的是在玄宗登基初，不论是拥护他登基的，还是依附太平公主或者韦后的，大部分重要官员都遭到诛杀或流放，其目的都指向权力的稳定。这对开元前期宫廷文坛影响至大。

为了突出开元初宫廷文学的凋零状态，我们可以对比宫廷文学极其兴盛的中宗朝，当时参与宫廷唱和的主要文人是修文馆学士，其基本成员列如下：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以上为大学士)；李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以上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以上为直学士)；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以上为满员)。此外，还有上官婉儿。他们受到中宗的重视，在当时的地位非常高，“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九“李适”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62页。可谓荣极一时。

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频繁的权力交接中，政治抉择比持身更为重要，很不巧的是，修文馆学士中的重要人物，大都站“错”了队，并因此导致流放、杀身之祸：唐隆元年六月，临淄王李隆基举兵诛杀韦后，上官婉儿、宗楚客、韦元旦被杀；八月，郑愔依附谯王，东都叛乱时被斩；先天元年(712)，宋之问赐死于桂州；先天二年，因依附太平公主，岑羲被杀；崔湜流岭表，旋赐死；卢藏用流驩州；薛稷赐死狱中。同年左右，阎朝隐卒于通州贬所；开元二年(714)，李峤、赵彦昭、韦嗣立被流放。此外，还有自然死亡的，杜审言(卒于景龙二年，708)，刘允济(中宗时)，李适、刘宪(景云二年，711)，沈佺期(开元初)，徐彦伯(开元二年)等。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武后中宗时期宫廷文人，大都在开元二年前被流贬或诛杀，导致宫廷精英文士的锐减，而且大多重要文士之死，都与玄宗清算异己有关。

中宗、睿宗朝旧宫廷文学群体已去，那么是否有代之而兴的新宫廷文学群体出现呢？答案是否定的。先天二年拥护玄宗登基且有文学之才的功臣，也“意外”地遭到排挤罢免，比如张说、郭元振、刘幽求等。为什么先天功臣反而遭到贬黜呢？汪籛先生用“吏治与文学之争”来解释。概其要点，就是开元前期，姚崇为相，他长于吏道，轻视文学，而张说等人因文学擅长，因此被排挤出去。吏治与文学之间，是否有自觉意识的彼此斗争，汪籛认为这并不可考证，但是他断言“这种冲突，却一定是存在着的”。然而，细考史实，我认为在开元前期，并不存在根源于能力(吏治或文学)的权臣斗争。他们被贬，根本原因是玄宗出于对自身权力稳定性的考虑。这一点，汪籛已经指出：“原来，玄宗在争夺政权的时期，当然要利用他们作为羽翼爪牙。这时他的目的已达，而当时又有宗室勾结大臣发动政变的风气，当然他也有理换一副眼光，把他们看做毒痈恶疾。”但是他解释张说等人被贬，仍然归结到“吏治与文学之争”，即将矛盾集中在姚崇与张说等人身上。本文认为，姚崇是否“利用玄宗忌惮大臣的心理来排除异己”*《隋唐史论稿》，第196页，第193页，第194页。，这一点是有必要再加讨论的。而且，玄宗把张说等人视作“毒痈恶疾”的原因，也可再作申述。

先天功臣除郭元振外，《旧唐书》记载因姚崇忌恨被排挤的官员有张说、刘幽求、钟绍京、赵彦昭、魏知古：“俄而(张说)为姚崇所构 ”、“姚崇入相，甚恶彦昭之为人”、“姚崇素嫉忌之(刘幽求)”、“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姚崇深忌惮之(魏知古)”*《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2页；卷九二《赵彦昭传》，第2968页；卷九七《刘幽求传》，第3041页；卷九七《钟绍京传》，第3042页；卷九八《魏知古传》，第3064页。。值得注意的是，除张说外，其他人的用词如出一辙。为叙述方便，将上述六人分为两类：一是郭元振、张说、赵彦昭、刘幽求，此外王琚被贬与姚崇无关，但为方便叙述，归于这一类；二是魏知古、钟绍京。

在先天之变中，郭元振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唐雯的考证，时为朔方道大总管的郭元振被睿宗、太平公主召回朝廷，以对抗实际掌握北衙禁军的岐王范、薛王业及成器、成义(他们属于玄宗一派)。然而在关键时刻，郭元振却投向李隆基：

会太平公主、窦怀贞潜结凶党，谋废皇帝，睿宗犹豫不决，诸相皆阿谀顺旨，惟公廷争，不受诏。*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狀》，《文苑英华》卷九七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第5113页。

无奈之下，太平公主只好发动京城禁军和南衙士兵谋求废立，可惜被玄宗先发制人，政变以太平公主及其要员被诛告终。不仅如此，郭氏在睿宗欲坠楼自杀以造成对李隆基不利的舆论时，及时地制止了睿宗，避免优势向太平公主倾斜，由此才使得玄宗有余力继续清除太平的势力。仅凭此两点，事成论功，郭元振便列于首位*《册府元龟》卷一二八，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13年，第1532页。，“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天下行军大元帅，集中枢决策、百官监察、调发兵士之大权于一身”*唐雯：《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功高震主，加上他与张说等人关系紧密，严重触犯了玄宗的防备心理。这样的威胁如果不解决，势必会影响皇帝权力的稳定，于是玄宗借骊山讲武时军容不整，罢免了作为总指挥的郭元振，解除了他的所有权力，后流放距离京师五千多里的新州。

赵彦昭在太平党羽被诛后，封刑部尚书。他被罢免尚书的原因，是他与韦安石等人在中宗薨后，删削相王(即睿宗)辅政的遗诏，其中还牵涉到韦安石与姜皎的个人恩怨：

(韦)安石初在蒲州时，太常卿姜皎有所请托，安石拒之，皎大怒。开元二年，皎弟晦为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时，同受中宗遗制，宗楚客、韦温削除相王辅政之辞，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洪子舆举劾之。子舆以事经赦令，固称不可。监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越次奏之。于是下诏曰：“……安石可沔州别驾，(韦)嗣立可岳州别驾，彦昭可袁州别驾，并员外置。”*《旧唐书》卷九二《韦安石传》，第2957～2958页。

赵彦昭等人的罪行已经被赦免(“事经赦令”)，本不应当继续追究，但是因为姜皎与韦安石的私人恩怨，旧案重提，监察御史郭震为了讨好姜皎，越级参奏。郭震弹劾赵彦昭的另一个罪名就是与女巫交接：

彦昭以女巫赵五娘左道乱常，托为诸姑，潜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践台阶。驱车造门，著妇人之服；携妻就谒，申犹子之情。*《旧唐书》卷九二本传，第2968页。

据《旧唐书》赵彦昭本传，在郭震弹劾文之后，紧接着叙以“俄而姚崇入相，甚恶彦昭之为人，由是累贬江州别驾”，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赵彦昭被贬与被姚崇厌恶赵，两者有因果关系。事实却并非如此，如上所引，郭震迎合姜皎之意弹劾赵彦昭，结果是赵彦昭被贬为袁州别驾。后来赵彦昭被转为江州别驾，可能与姚崇有关。袁州与江州等级一样，都是上州，其别驾都是从四品下，但是地理位置来说，两州相邻，而袁州在北，距京城更远，大概有四百里的差距*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76、678页。，由袁州改为江州属于量移。如果是姚崇厌恶赵彦昭，后者却因此获恩旨，在逻辑上显然说不通。

太平公主欲废玄宗时，援术数为证耸动睿宗视听*《通鉴》卷二一○，第6792页。，而在辅佐玄宗登基的势力中，僧人道士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册府元龟》卷二○，第212页。李锦绣：《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陈少峰主编《原学》第三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第162～179页。，为此也给他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阴影。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避免“左道乱常”，他必须明令禁止百官与僧尼道士往来，谈论休咎祸福*《册府元龟》卷一五九，第1922页。。因此，触犯了玄宗的防备心理，这是赵彦昭被贬的原因之一。

张说被免相，《旧唐书》记作“为姚崇所构”，是姚崇挑拨离间，但未载因何事被姚崇挑拨。《新唐书》*《旧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第4387页。《资治通鉴》为我们揭示其中内情：

姚崇既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他日，崇对于便殿，行微蹇。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癸丑，说左迁相州刺史。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亦罢为太子少保。*《通鉴》二一○，第6810～6811页。

张说一直阻止玄宗召回姚崇，是因为姚崇获重用，必然会影响自己的地位。然而玄宗不仅锐意召回旧僚，而且直接任为宰相，同时还拆穿了张说阻止姚崇入相的计谋*《通鉴》卷二一○，第6806页。，因此张说才会感到惧怕，只好暗地里与岐王李范交好。他未必有构逆之心，只是想通过对方的身份保持自己的地位。然而，这恰恰触犯了玄宗的大忌。李范是李隆基的弟弟，曾任左羽林大将军，在禁军中必然培植有自己的势力，因此在平定太平公主之乱时能发挥重要作用。正是这些亲王兼功臣的角色，始终让玄宗心生防备(详后)，而张说竟然秘密与岐王交通，便触犯了大忌。姚崇担心李范被张说所误，正道出了其中隐情，因此，张说被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姚崇、张说之争，主要是权力之争，张说被贬，姚崇起到的仅是次要的作用。

再来看看刘幽求。因被张说牵连，刘幽求由宰相罢为闲职(太子少保)，《旧唐书》载刘氏被降为太子少保后：

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第3041页。

是姚崇忌恨幽求，于是故技重施，挑拨离间。然而，同样是被贬睦州刺史的结果，被贬的事因，《资治通鉴》所载却有所不同：

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怨望语，下紫微省按问，幽求等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戊子，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边军未还，亦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通鉴》卷二一一，第6815～6816页。

首先，奏言刘幽求有怨言的不是姚崇，而是另有其人。姚崇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从中斡旋，避免功臣沦为阶下囚，由此看来，姚崇并无忌恨刘幽求的表现。两则史料不尽相同，本文倾向于认同《通鉴》的说法，因为它根据的是《玄宗实录》*《通鉴》卷二一一，第6816页。，不采用《旧唐书》，应当是有其考虑的。刘幽求却是玄宗忠心耿耿的支持者，他与姚崇有什么恩怨，现已难证实。

此外，上文中提到的王琚，也是先天功臣：

(开元元年)中书侍郎王琚为上所亲厚，群臣莫及……或言于上曰：“王琚权谲纵横之才，可与之定祸乱，难与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通鉴》卷二一○，第6809页。

王琚结识太子李隆基时，只是越王府内的主簿，以“飞丹炼药，谈谐嘲咏，堪与优人比肩”*《旧唐书》卷一○六本传，第3250页。，得与太子游，不到一年时间即升为中书侍郎，人称其“谄谀自进”*司马光： 《资治通鉴考异》引《朝野佥载》曰：“琚以谄谀自进，未周年为中书侍郎。其母氏闻之，自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谄媚险诐取容……’”，《通鉴》卷二一○，第6809页。，当有一定的事实。王琚在先天年间曾兼崇文学士，《全唐诗》卷九八录其诗四首，多感慨激愤之气，说明他有一定的文才。他被疏远的原因很简单，玄宗担心他难与守承平，留在身边恐生是非。开元元年十二月，他就被外任了。开元二年，“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受刘幽求牵连被贬谪。

从《旧唐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挖掘出郭元振、张说、赵彦昭、刘幽求、王琚五人被贬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形成紧密关联的利益团体，即是朋党。骊山讲武时，玄宗欲杀郭元振：

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乃流新州。*《通鉴》卷二一○，第6805页。

郭本来是玄宗蓄意清除的对象，张刘二人竟然犯颜直谏，虽然以社稷为名，但公义背后难免掺杂私情，事实上，张、郭等人交情深厚：

彦昭素与郭元振、张说友善。及萧至忠等伏诛，元振、说等称彦昭先尝密图其事，乃以功迁刑部尚书……*《旧唐书》卷九二《赵彦昭传》，第2968页。

很明显，三人交道深厚，共同进退，彼此共成朋援，加上手握重权，因此能左右官场。此外，刘幽求与张、郭等人交情也不一般。因此，当玄宗决意要罢免郭氏时，他们才会出来营救。张说被罢相，刘幽求也无缘无故被罢为太子少保。至于王琚，前引文已经明确指出他与刘幽求同党。

权力的斗争往往瞬息万变，经过多次政变惊魂的玄宗，对这些位高权重的功臣不可能没有任何忌惮。虽然太平公主及其主要党羽都被肃清了，但是睿宗还在，依附太平公主的次要官员还在*“百官素为公主所善及恶之者，或黜或陟，终岁不尽。”，《通鉴》卷二百，第6804页。，同时据宗法制度应当继承皇位的睿宗长子李宪还在，拥护玄宗的这些人，又明显地结成利益团体，如果他们倒戈相向，玄宗皇位必危。唯有把他们一个个罢免，才能避免再生宫廷政变。因此我认为，张说被罢，姚崇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刘幽求、赵彦昭、王琚被贬，与姚崇关系甚微，甚至没有关系，根本原因还是玄宗的防范心理在作用。

以上五人，都有作品流传，且不乏佳作，在开元前期被流贬出外，对于宫廷诗坛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再看第二类，魏知古与钟绍京，他们虽然不是文士，但遭到罢降的根本原因与第一类人是相同的。魏知古是胥吏出身，起初由姚崇引荐，最后竟与姚崇同朝为相，由此招致姚氏轻鄙，魏氏也颇为愤恨，于是弹奏姚崇二子“招权请托”。玄宗问起此事，姚崇坦白承认其子欲多而不谨，获得玄宗的宽宥。玄宗转而鄙夷魏氏寡恩，“欲斥之”*《通鉴》卷二一一，第6818页。，最后是姚崇求情才避免魏氏被外贬，由宰相罢为工部尚书。因此，姚崇何来忌惮魏氏之说？魏氏虽然品德稍有亏欠，但所奏属实，玄宗的反应过大，值得注意。《通鉴》并没有采用《旧唐书》的说法，而是根据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我认为背后是有隐情的。魏知古在景云二年为相，出自太平公主之意， “(景云二年)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陆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通鉴》卷二一○，第6785页。如前所述，先天年间七个宰相中，四个(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支持太平公主，刘幽求支持李隆基，而魏知古与陆象先则保持相对中立。虽然陆象先反对废除刚刚登基的玄宗，但是他并不依附玄宗，因此太平公主被诛后，玄宗表面上非常感激陆象先，但就在开元元年七月，陆象先就由宰相被降为益州长史。魏知古预先告知玄宗太平公主欲起事，为玄宗先发制人提供了重要情报，因而他得到的报复相对轻一点，降为工部尚书。也就是说玄宗并没有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玄宗对更重要的功臣都以罢免相报，何况是相对次要的呢。至于钟绍京，《旧唐书》称：“时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因奏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刺史。”但是前引《资治通鉴》所采用的《玄宗实录》史料已经证明，并不是姚崇弹奏钟绍京，而是另有其人，姚崇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替其说情回护，因此钟绍京被贬，与姚崇无关。

行文至此，应当对汪先生提出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及“姚崇利用玄宗忌惮大臣的心理来排除异己”的观点做进一步辨析。“吏治与文学之争”结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吏才的对立面必须是且仅是文才，文才的对立面仅是吏才。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被归入吏治派的姚崇，通过制举(下笔成章科)入仕，其诗《秋夜望月》《夜渡江》为历代诗论家赞美。继姚崇为相的宋璟，也被归入吏治派，但他的文学之才也毫不逊色，“博学，工于文翰。弱冠举进士”*《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第3029页。，年少时即以《长松篇》《梅花赋》谒苏味道，知名于时，因此卢怀慎称其“文学足以经务，识略期于佐时”*《旧唐书》卷九八《卢怀慎传》，第3068。。在开元中期张说为相之后，宋璟也多参与宫廷唱和。科举出身本就足以表明他们的文士身份。因此，虽然他们长于吏道，但并不短于文学，应该说是两者兼擅而偏于吏才。至于所谓的文学派，张说诗文创作成就很高，无须赘说，然而他三次执政，出将入相，平定契丹威胁，主持开元盛世的礼乐活动，不能说不擅长政治事务。郭元振，工诗能文，其《古剑篇》为初唐七古代表作，但是他并非不长于吏干，相反，睿宗称其“正直齐于宋璟，政理逾于姚崇”*张说：《郭元振行状》，《文苑英华》，第5114页。。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缺乏吏才之人。

其次，张说、刘幽求、赵彦昭、钟绍京、魏知古等人被罢免流放，《旧唐书》都记载是姚崇嫉恨他们。张说与姚崇之间的恩怨前面已讨论，主要是张说行为有失审慎，但是即便如此，姚崇死后，张说还奉玄宗之命为其撰写神道碑，盛赞姚崇“性仁恕，行简易，虚怀泛爱，而泾渭不杂”， “以宽容物”*《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赐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文真公姚崇神道碑》，《文苑英华》卷八八四，第4657～4658页。，说明姚崇并不是一个心胸狭小之人。墓志可能有谀美成分，但不会毫无根据，前面所论他对魏知古的态度也确实可以证明他的胸怀比较宽广，并不是喜欢打击报复的人。从《旧唐书》描写姚崇对刘、钟、赵三人的态度来看，用词如出一辙，甚至是出自一人之手。背后可能另有隐情，即是史官为了塑造完美的玄宗形象，不惜将性情仁恕的姚崇改造成气量狭小之人，并把玄宗薄遇功臣的罪名推卸到姚崇身上，从而误导了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关于睿宗、玄宗之际的史实被篡改、遮蔽的现象，前引李锦绣《唐睿宗、玄宗地位的嬗代》、 唐雯《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两文都有所考辩，论据翔实，论点可靠，可参看。。

此处可以进一步探究， 是谁把玄宗罢黜先天功臣的责任改写为姚崇的嫉妒。《旧唐书》从高祖到代宗时的纪传部分史料都是根据《实录》与最后由柳芳完结的《国史》，但是《国史》的修纂是经历数代人努力的。玄、肃两朝的吴兢、韦述、柳芳*《旧唐书》卷一○二本传，第3182～3185页；卷一四九《柳登传》，第4030页。相次递修增补，他们是实际执行者。同时，还有监修国史的官员，一般就是宰相，姚崇、张说、萧嵩都曾监修国史。也就是说上述任何一环出现篡改史实的情况，都会直接影响《旧唐书》修纂官对开元历史的建构，因此，上述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嫌疑”。然而，在监修国史的宰臣中有一人尤其值得注意，就是张说。他曾长时间负责国史修纂，开元七年“兼修国史，仍赍史本随军修撰”；开元九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依旧修国史。开元十四年“诏说致仕，仍令在家修史”*《旧唐书》卷九九本传，第3052页，3053页，3055页。。在他去世前(开元十八年)，可能都是在家修史，而先天年间的历史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且张说与唐颖已经完成了“次玄宗开元初事”的《今上实录》*《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1页。，因此，在他监修国史期间，先天年间的国史应当已经完成了。《旧唐书》德宗及以前本纪、列传的蓝本就是由柳芳最后完成的130卷国史，而这130卷中当有一部分是沿袭张说监修的国史。《旧唐书》卷九七刘幽求、钟绍京传的史臣曰称“刘许公、郭代公、张燕公”也透露出是沿袭国史旧文*黄永年：《唐史史料学》“(《旧唐书》)史料来源与价值”，中华书局，2015年，第11页。。《旧唐书》的《魏知古传》《赵彦昭》传虽然不明史源，但考虑到郭元振、刘幽求、赵彦昭、魏知古在开元初就已经去世，因此张说监修国史时有充分的时间为四人立传。玄宗“尤注意于起居注”*李濬：《松窗杂录》卷一“玄宗先天中”条，顾氏文房小说本。，张说自然深明其真正意图。因此，以张说为其好友郭元振所写的《行状》与《旧唐书·郭元振传》为对比，后者在史料方面有明显的隐藏，目的就是为玄宗避讳*唐雯：《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第203页。；出于同样的目的，张说将刘幽求等人被贬的根本原因转嫁为姚崇的忌恨，即便在他自己撰写的《姚崇神道碑》中称对方“性仁恕，行简易” “以宽容物”。与保持史臣的直笔精神相比，迎合皇帝的旨意显然更重要。

《新唐书》著录玄宗朝的实录有三种：

《今上实录》二十卷，(张)说与唐颍撰，次玄宗开元初事；

《开元实录》四十七卷，失撰人名。

《玄宗实录》一百卷，令狐峘撰，元载监修。*《新唐书》卷五八，第1471～1472页。

三者的关系如何现在已经无法确考，但可以确定的是，《资治通鉴》所根据的实录，是元载监修的《玄宗实录》*《通鉴》卷二○九，第6747页。。以国史为底本修撰的《旧唐书》各传，与司马光等人所见《玄宗实录》当有差别。对于张说等人被罢免，遮蔽了具体详细的事实缘由后，《旧唐书》的“姚崇素忌之”*《通鉴》卷二一一附《通鉴考异》，第6816～6818页。的结论无疑成了无根之源，《通鉴》所揭示的其中详细事因，与“姚崇素忌”这样的结论之间缺乏逻辑联系，甚至存在明显的对立。寥寥数字的结论，无疑比事因更容易伪造，尤其是史官只呈现结论而隐藏事因的时候，历史被篡改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通鉴》弃《旧唐书》而采用更为详细具体的《玄宗实录》，说明司马光等人看到问题所在。

本文对这段史实的考辨，是为了说明玄宗的防备心态是导致开元前期宫廷文学群体缺少主心骨的根本因素。文学创作最基本的因素是文士，开元前期朝廷重要文士都因为玄宗的报复与防备被贬被杀，形成不了稳定的创作团体，自然不可能有兴盛的宫廷文学。

三

玄宗对可能成为宫廷文坛领袖的张说的罢免是出于防备心理，而他的防备心理，也通过其他途径间接影响到其他文人。

史书塑造玄宗的形象，有过度美化的倾向，比如他与自己兄弟之间的关系，《资治通鉴》载玄宗与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岐王范、薛王业、豳王守礼等兄弟情深：

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中使存问相望于道。上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礼，饮食起居，相与同之。*《通鉴》卷二一一，第6819页。

玄宗好像丝毫没有帝王的架子，兄弟之间，友爱相处，和睦无间。其实这是一种拉拢人心的手段，玄宗与兄弟之间关系可能确实很好，但他的本意并不只是要建立“近世帝王莫能及”*《通鉴》卷二一一，第6819页。的友于关系。外饰以柔，内存以忌，玄宗对兄弟只是“声色畜养娱乐之”，实际上并未给他们任何权力，甚至还处处严加防范：

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请循故事出刺外州。(开元二年)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豳州刺史，豳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通鉴》卷二一一，第6819页。

(开元二年)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甲寅，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通鉴》卷二一一，第6821页。

乙卯，以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通鉴》卷二一一，第6822页。

岐王等人虽然养尊处优，但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出任外州刺史，也不能处理实际政务，且需要每季入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兴庆宫。兴庆宫是玄宗的旧邸，与宋王等同居于此，时人号为“五王子宅”*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兴庆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50页。。玄宗登基后，逐渐将权力空间转移到兴庆宫，围绕在兴庆宫的是宋王、岐王、薛王的宅府，表面上是兄弟相亲，实际上是玄宗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管制*参考任士英《长安宮城布局的变化与玄宗朝中枢政局——兼及“太子不居于东宮”问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9～184页。。因为岐王等宅邸紧连兴庆宫*《通鉴》卷二一一 ，胡三省注，第6821页。，登上兴庆宫就能看见对方的作为。随后，玄宗还在兴庆宫周围设置十王宅，百孙院，用来安置王子王孙，且太子不能居住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之子，亦分院而居”*《唐会要》卷五，第60页。。这些与玄宗严加防范宫廷政变的行为是一致的。对玄宗的忌惮，其他人不可能毫不知情：

成器尤恭慎，未尝议及时政、与人交结。上愈信重之，故谗间之言无自而入。*《通鉴》卷二一一，第6819页。

宋王李成器不谈论时政，不与人交结，所以玄宗特别重视他。不与百官交接，其实就是玄宗对诸王的要求，开元八年，“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通鉴》卷二一二，第6860页。。开元十年，“敕：‘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通鉴》卷二一一，第6870页。禁令虽然是在开元八年之后才下，但是行动早在之此前就已开始。

与严禁诸王相关，玄宗对太子、后宫、公主、贵戚也实行严厉的限制。首先，在开元前期，我们看不到后宫、公主等特别受宠且享有巨大权力的现象。他吸取太平公主的教训，对公主的重视也大大降低：

(开元十年十二月)上女永穆公主将下嫁，敕资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谏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资送特厚，卒以骄败，奈何为法。”上遽止之。*《通鉴》卷二一二，第6873页。

公主因宠而败之事，显然成为玄宗的心结，所以他削减永穆公主的资送。即便是贵为储君的太子，其东宫官僚规模也被严格限制，开元二十六年李亨被立为太子：

(贺)知章迁宾客，授秘书监，而左补阙薛令之兼侍读。时东宫官积年不迁，令之书壁望礼之薄。帝见，复题“听自安者”。*《新唐书》卷一九六《贺知章传》，第5607页。

同是储君，李隆基的东宫幕僚却规模很大，名臣聚集，而李亨的东宫却“官僚清淡”*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闽中进士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4页。，待遇甚薄，这与玄宗担心东宫势力过大威胁其统治的心态是有必然联系的。

其次，对贵戚的整肃很早就开始。开元二年，薛王业之舅王仙童，因侵暴百姓被御史弹奏，薛王为其求情而不能获免，“由是贵戚束手”*《通鉴》卷二一一，第6814页。。开元四年，王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以细故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殴打李杰，玄宗大怒，于朝堂杖杀长孙昕*《通鉴》卷二一一，第6833页。。玄宗处置王仙童与处置长孙昕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杀鸡儆猴，借此整顿自武则天以来滋生是非的外戚，因此即便是先天功臣薛王为之营护，玄宗也不手软。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决心。

在这里为什么要谈玄宗对亲王、太子、公主、贵戚的防范与整肃呢？表面上看与文学没有关系，实际上不尽然。联系武则天以来的政治状况，就可以发现，当时宫廷文学的发达与外戚、公主、诸王享有巨大的权力有很大关系。比如张易之兄弟、武三思、韦后、上官婉儿、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他们经常招引文人为其服务。表面上，这些人都是由朝廷授官，似为皇帝所用，实则上不尽然，他们往往有自己的主子。比如崔湜与上官婉儿交通*“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又通于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见《旧唐书》卷五一《上官婉儿传》，第2175页。，宋之问既攀附太平公主，又攀附安乐公主……如此种种，不须详举。而到了开元前期，玄宗明显意识到前代政治的得失所在，而对王公贵族加以整治：

(开元二年闰二月)丙子，申王成义请以其府录事阎楚珪为其府参军，上许之。姚崇、卢怀慎上言：“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事遂寝。由是请谒不行。*《通鉴》卷二一一，第6814页。

王府录事是胥吏，从九品上，申王重视阎楚珪，欲升起为正七品上的参军，但是“请谒不行”。根据姚崇等人所说“先尝得旨……”说明玄宗早就下令王公不能私自奏请官员，必须通过吏部或中书门下才能授官，姚崇等人也只是遵循规定而已。“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韦后以斜封官为恩惠拉拢人心的做法，在玄宗朝显然已经行不通了。由此导致企图通过王公贵戚入仕升官的行为不再可行，王公贵戚也就失去对士人的吸引力。岐王范爱好招引文士并与之唱和，开元七年，王维入岐王府属，但并没有获得重视*《集异记》载王维通过岐王干谒贵主而得进士及第之事，本属小说家之言，不足信，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二《王维传》(陈铁民执笔)已有辨析，本文从其说(中华书局，1987年，第289页)。。开元八年，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等多次与岐王交游，饮酒赋诗，被贬*《旧唐书》卷九五《惠文太子传》，第3016页。。张谔与刘庭琦在开元前期是比较重要的诗人，张氏之诗，芮挺章《国秀集》选五首。刘氏，《国秀集》选其二诗选入，高棅《唐诗品汇》选其诗二首，分别列入七古、七绝“正始”门中。可惜他们时运不济，在玄宗戒备心最重的时期与被其严加防范的岐王多过往甚密，导致被贬。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开元前的重要文士被诛杀、流放，还是王公贵戚受到整顿限制，而间接堵塞了士人通过交接权贵入仕的道路，其根源都与玄宗的防范心理有关，由此导致许多文人官宦生涯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影响到宫廷文学群体的形成。虽然开元前期姚崇、宋璟等宰相的执政、用人理念也会影响玄宗，但归根到底，玄宗的个人意志是非常强烈的，包括宰相在内的任免，也都与他对当时政治的认识和判断有关，因此，开元前期宫廷诗歌创作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玄宗本人。

曾智安认为玄宗不喜欢诗歌创作，不喜欢文士做派，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曾先生意欲突出张说改变玄宗对文学的态度，进而推动盛唐诗坛出现的作用，而将开元前期的玄宗建构为反感文学的君主，然而无论是其论点还是论证过程，都有待商榷。曾文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把开元五年、开元六年、开元八年三次从京城和地方抽调到丽正书院的学士当做文学之士。事实上，根据《唐会要》卷六四，《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这些开元初期前后参与图书整理的士人主要是“学术之士”*(开元五年十一月)秘书监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从之。见《通鉴》卷二一一，第6849页。，“学术之士”与“文学之士”这两个概念虽然不是完全互不相容，但是具体到这几年的丽正学士，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开元中期的丽正学士如张说、贺知章、赵冬曦等，就是以擅长文学的士人为主：“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监察御史鼓城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明确指出是“文学之士”。见《通鉴》卷二一二，第6874～6875页。。首先，褚无量、马怀素、尹知章、殷践猷、侯行果、殷承业、卢俌、康子元、王择从、卢僎为《新唐书·儒学传》的传主或附传主。把他们理解为儒学之士应该更恰当。其次，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校对图书，是学术工作。第三，他们留下来的诗文很少，甚至没有，即便像王湾这样的大文士，今存诗文也仅十来篇。相对而言最早的史志目录(新旧《唐书》艺文志)中，也没有著录他们的文集。如果他们真是擅长文学创作，那么在此就必须考虑文献遗失的问题。最后，还要考虑主持修书编书的人的职位如何。在中宗时期以及开元中期，都是宰相兼大学士，且其中不乏创作成就非常高的文士，如李峤、张说。而褚无量等人，无论是职位还是创作成就，都与李峤、张说等人不能相提并论。此外，这些学士也在中宗时或者开元中期也参与宫廷唱和，但在开元前期，他们的职位仍然太低，没有便利的条件亲近帝王以激起其创作欲望。再加上皇帝的精力在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无暇创作诗歌，因此，开元前期丽正学士没有参与宫廷唱和的情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曾文中所举的其他材料，也存在系年(开元中后期的史料被误用于前期)或者解读有待商榷的问题，因篇幅关系不再详述。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玄宗刚刚从频繁的宫廷斗争中杀出重围，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历次政变给他的心理造成很复杂的影响。登基之初，如何稳定自己的统治是其首要任务。他励精图治，力图改革武后以来宫廷奢侈淫靡的风气，提倡节俭，并以自身为表率，减少纯粹的宴饮玩乐活动，使得宫廷创作发生的契机大大减少。同时，武则天以来朝廷用人的得失也给他提供了沉重的鉴戒，导致他的防范、戒备心理异常严重。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加强权力集中，限制一切权贵，禁止一切可能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的因素。由此，中宗朝的重要文士被清算，先天功臣也因触犯禁忌被流放、罢官。但是，他针对的是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势力，而不是针对文学。他所擢用的官员，虽然非不懂文学，但与张说相比，显得逊色，本身资质不够，不能带动玄宗的创作欲望。同时，玄宗与宰相及其他要员上下一心，集中精力于经济、政治与军事建设，为开元盛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开元中期的礼乐建设，文化建设，才导致玄宗逸乐心态的产生，才会在张说等人的带动下，重新延续宫廷文学创作的浓烈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