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 维

骑驴，可以说是中国诗人一种极有意味的传统形象。尤其在唐代，诸如李白、李贺、贾岛等著名诗人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骑驴故事。这些故事自然有加工的成分，但不论是李白“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任诞，还是贾岛骑驴推敲的苦吟*(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都十分符合二人的性格本质。至于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所言李贺“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的呕心为诗，更应该是真实的写照。而对孟浩然和杜甫的骑驴形象，后人的阐释中则存在一些主观色彩浓重的改造。同时，孟、杜二人骑驴形象的重塑也更多借助绘画和诗歌，而不是故事的叙述来实现。诗、画，特别是二者相结合的题画诗，比起故事来无疑更富于艺术内涵，也就更适合表现主观情志，其中必然包含更值得关注的文化意蕴。

一、杜甫的骑驴诗及后人对其与孟浩然的对比性解读

杜甫虽然也有“裘马颇轻狂”(《壮游》)的经历，但那尚是少年时，其后便无复如此“放荡”岁月，更多的是与驴相伴，穷困潦倒。杜甫自述骑驴的诗作共有三首，其中最著名的诗句当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韦左丞，即韦济。“骑驴三十载”一作“骑驴十三载”，仇兆鳌云：“公两至长安，初自开元二十三年赴京兆之贡，后以应诏到京，在天宝六载，为十三载也。他本作三十载，断误。”*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6页。然韦济天宝九载(750)始迁尚书左丞，十一载，出为冯翊太守，故此诗当作于天宝九载至十一载之间*陈铁民：《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杜甫全集校注》将此诗系于天宝十一载春，并云：“按甫自叙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壮游》)至甫写此诗时已二十六七年，大概言之，亦可曰‘三十载’，且诸宋本皆作‘三十载’，似不宜轻改也。”*《杜甫全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80页。其时杜甫已年逾四十，却因应举不第，被迫到长安干谒求仕。长安车水马龙，尘土飞扬，一派喧闹繁华的皇都景象，而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政治抱负的诗人，却只能骑着驴从早到晚，四处拜访达官显贵，过着迹近乞讨的辛酸生活。作于天宝十三载秋的《示从孙济》诗云：“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且复寻诸孙。”此时的杜甫仍旧生计艰难，他一大早就骑驴出门，却如陶渊明《乞食》中所说的“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一样，不知到哪里去，思忖再三，决定避开多事的权门，去他的从孙杜济家。但“贫无事”的杜济，却受小人挑拨和薄俗影响，对自己的这位从祖颇有嫌猜之意，让诗人感慨不已。未入仕途的杜甫在驴背上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在入仕之后，杜甫不但没有享受到轻裘肥马的待遇，甚至连驴都要借了。《偪仄行》诗云：“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春，杜甫时任左拾遗。据《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757)，“上议大举收复两京，尽括公私马以助军”，所以杜甫配备的官马也送还了官家。而经历了携家避乱、陷贼长安、只身投行在等诸般动荡后，孤身一人在朝为官的诗人却因为战乱时期物资匮乏，身边连一头驴也没有了。因为道路难行，只得向东邻借蹇驴代步。蹇驴，即腿脚不灵便的驴。诗人很怕这驽弱的蹇驴驾驭不了泥泞打滑的路面，不敢放心骑着它去上朝。虽已为官，且担任左拾遗这样的中朝清要之职，但骑着借来的蹇驴的杜甫，其形象似乎比求仕时还要落拓不堪。总之，杜甫的这三首诗借骑驴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坎坷的遭际和无限悲凉的心境。

宋人于这样的杜甫却颇多调侃之意。苏轼《续丽人行》云：“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心醉归来茅屋底，方信人间有西子。”此诗题下自注云：“李仲谋家有周昉画背面欠伸内人，极精，戏作此诗。”杜甫《丽人行》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及“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等句，苏轼诗将杜诗中杨氏姐妹的背影与周昉画中宫人的背影自然绾合起来，诗思极妙，然而却把《丽人行》中犀利批判当朝权贵穷奢极欲的老杜，矮化成远远得见宫女背影即心醉不已的庸俗形象。陈师道《戏寇君二首》其一云：“杜老秋来眼更寒，蹇驴无复随金鞍。南邻却有新歌舞，借与诗人一面看。”话头径接苏轼《续丽人行》，只是诗中的杜甫由“眼长寒”而为“眼更寒”，因为曾经追随的权贵们披挂金鞍的高头大马已不见踪影，那么那些华美的丽人自然也看不到了，幸好南邻还有新排的歌舞，可以借看一下。取笑嘲弄之意更甚于苏诗。苏轼曾于《王定国诗集叙》中盛赞杜甫：“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其君也欤！”其对杜甫忠君思想的肯定在杜诗学史上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也正是由苏轼、陈师道揶揄骑驴杜甫寒酸卑微肇其端，自宋末至明初，在诗坛逐渐形成一种贬抑骑驴杜甫形象的观念，这种贬抑又主要是通过与孟浩然的对比来完成的。

宋末真山民《陈云岫爱骑驴》诗云：“君不学少陵骑驴京华春，一生旅食长悲辛；又不学浪仙骑驴长安市，凄凉落叶秋风里；却学雪中骑驴孟浩然，冷湿银镫敲吟鞭，梅花溪上日来往，身迹懒散人中仙。”骑着驴踏雪寻梅吟诗的孟浩然，懒散中满是清冷飘逸之气，如仙人一般令人神往。相比之下，驴背上的贾岛在落叶秋风里凄凉苦思，自然等而下之；而骑着驴辗转旅食的杜甫，在京华春光里饱尝悲辛，让人在叹惋之余，不免生出鄙夷之心。元宋禧《题张淑厚画三首》其三云：“骑驴恰似杜陵翁，归向南山路不同。惟有诗人最怜汝，解吟疏雨滴梧桐。(原注：孟浩然)”《唐才子传》卷二载孟浩然：“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书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禧用此典故力赞孟浩然的诗才，并谓其虽然和杜甫一样都是骑驴而行，但两人“路不同”，杜甫的用世之思显然不及孟浩然的“归向南山”。元末明初梁寅《题王维所画孟浩然像》则云：“蹇驴行行欲何之，妙句直欲追大雅。饭颗山头杜少陵，溧阳水滨孟东野。饥寒一身人共叹，声名千载天所假。南山故庐拂袖归，五侯七贵俱土苴。”感慨孟浩然虽然身处饥寒，但遗世独立，清雅高迈，不但五侯七贵在其面前形同土块草芥，就是大诗人杜甫与孟郊也远远不及。稍后的高启《题孟浩然骑驴吟雪图》云：“西风驴背倚吟魂，只到庞公旧隐村。何事能诗杜陵老，也频骑叩富儿门。”以孟浩然之归隐与杜甫之干谒作比，抑扬之意十分明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刘嵩的《雪中骑驴口号》诗，其云：“京城去三千里，蹇驴动百十鞭。不是浩然踏雪，也同杜甫朝天。”刘嵩为明初著名诗人，官至吏部尚书，作诗为官都可谓出类拔萃。他认为自己雪中骑驴的形象，即便不像踏雪的孟浩然，也和朝天的杜甫一样。显然，他也将孟浩然看得比杜甫高。只不过人在仕途，朝天自是分内之事，不得不做；而踏雪之念却也必要存于心间，更要表白出来，以见清高。刘嵩与宋濂同时，并颇多交谊，二人曾于洪武五年九月十五日与数同僚作《玉兔泉联句》，宋濂作序，称次日“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余亦骑驴去朝天矣”*序见宋濂《文宪集》卷三二，亦见刘嵩《槎翁诗集》卷八，惟“散”作“去”。俱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伯伟《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一文就此分析道：“既骑驴，又朝天，其实并不协调。但确实也有一些人用这样的描述，来表达自己身在魏阙而不忘江海的心志。将‘浩然踏雪’与‘杜甫朝天’相对，一出世，一入世，正是他们留给后世的不同形象。”张文在提要中指出：“中国诗人之骑驴，都是和骑马相对，表现了在朝与在野、出与处、仕与隐的对峙。”而“唐代诗人孟浩然作为一个布衣诗人，他的骑驴在后代形成了一个典范”*张伯伟：《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布衣诗人便可潇洒来去，“不为五斗米折腰”(《晋书·陶潜传》)，所以终生未仕骑驴踏雪的孟浩然成为后世追慕的对象，而热衷朝天的杜甫则成为其反衬。刘嵩与宋濂都是在朝为官之人，“身在魏阙而不忘江海”，表面上看似无奈、矛盾，实则是文人欲现世功业与千秋清名兼得的美满心愿。或许正是由于对二者都满怀渴望，所以才能深刻体悟各自的精髓，做出如此精到的总结。也恰恰是由于这样强烈主观意识的投射，“浩然踏雪”与“杜甫朝天”的骑驴形象也就不可能是全面而客观的，在历代的解读中实存在着有意的改造，亦有有力的反驳。

二、“浩然踏雪”典范形象的形成及误读

孟浩然作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允称唐诗大家，若以诗歌成就论在大唐盛世终身不仕的诗人，孟浩然毋庸置疑当是首位。其被视作中国文学史上骑驴诗人典范的正是基于不仕且有诗才这一点上，而当时后世名家的揄扬则确立了其最终的地位。在唐代就有两位仅比孟浩然小十余岁的一流名家分别以诗与画对孟浩然的不仕与骑驴予以精到摹写，为其后的认知定下了基调。李白《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诗中塑造的孟浩然形象风雅高洁，令人景仰。潇洒无匹的诗仙对之尚且如此钦服，世人的追慕效仿可以想见。据传王维最早画《孟浩然骑驴图》，北宋李复《书郢州孟亭壁》曰：“孟亭，昔浩然亭也。世传唐开元间，襄阳孟浩然有能诗声，雪途策蹇，与王摩诘相遇于宜春之南，摩诘戏写其寒峭苦吟之状于兹亭，亭由是得名。而后人响榻摹传摩诘所写，迄今不绝。”*李复：《潏水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维之后不但产生了许多孟浩然骑驴题材的画作，更有众多以此为题的诗文，这些诗文将孟浩然进一步塑造成甘愿归隐，在雪中骑驴吟诗的风雅之士。苏轼亦反复咏叹之，其《赠写真何充秀才》云：“君不见潞州别驾眼如电，左手挂弓横捻箭；又不见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饥寒富贵两安在，空有遗像留人间。”其《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又云：“君不见淮西李常侍，夜入蔡州缚取吴元济；又不见襄阳孟浩然，长安道上骑驴吟雪诗。”另，刘克庄《孟浩然骑驴图》诗云：“坏墨残缣阅几春，灞桥风味尚如真。摩挲只可夸同社，装饰应难奉贵人。旧向集中窥一面，今于画里识前身。世间老手惟工部，曾伏先生句句新。”方回《孟浩然雪驴图》诗云：“往年一上岳阳楼，西风倏忽四十秋。诗牌高挂诗两首，他人有诗谁敢留。其一孟浩然，解道气吞云梦泽；其一杜子美，解道吴楚东南坼。浩然诗不多，句句尽堪传。天下诗人推老杜，老杜又专推浩然……李太白、贺知章，三郎不识放归云水乡，子美先生饿欲僵。浩然先生不直内厩一匹马，可是蜀栈骑驴山路长。”名家引领下，历代诗人对浩然雪中骑驴的赞颂不胜枚举，仅略引元惠宗至元前后在世的张仲深《题灞桥风雪图》一诗以见之，其云：“先生名利两不干，骑驴底事冲风寒。风髯猎猎雪种种，三尺蹇驴僵不动。自知清骨为诗瘦，不道玉山和雪耸。君不见长安有客似龟缩，梦魂不到山阴曲。陶家风味党家奢，煮茗烹羔总庸俗。清标何似襄阳老，一片襟怀自倾倒。只因灞桥觅诗忙，非是长安被花恼。豪吟往往凌鲍谢，长才靡靡压郊岛。”*张仲深：《子渊诗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画中诗中的孟浩然骑驴灞桥，踏雪觅诗，清标绝伦，与长安一干追名逐利的庸俗之辈形成鲜明对比。

孟浩然被看作骑驴诗人的典范，主要是后人的主观选择与接受，这一过程中不但存在对孟浩然的有意误读，也有后代接受者对前代接受者的误读。认识此问题，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孟浩然自述骑驴的诗作，今传其诗集中只有一首，即《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其云：“犯霜驱晓驾，数里见唐城。旅馆归心逼，荒村客思盈。访人留后信，策蹇赴前程。欲识离魂断，长空听雁声。”以首句之“霜”与末句之“雁”可知其时为深秋，诗写羁旅愁思，凄哀动人，但却不见后世大赞的雪中寻诗的风雅与弃世归隐的清高。

其次，孟浩然的终身不仕，更多的是求而不得的无可奈何，而不是主动放弃的决绝洒脱。正如徐鹏先生所言：

从表面看来，孟浩然一生没有取得功名，长期过着隐士式的田园生活，也写了一些歌颂隐逸的作品，的确较为接近一个隐士的形象；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精神世界，与一个隐士的形象却又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他的诗歌里，他曾一再申言：“忠欲事明主”“端居耻圣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对政治表现出无比的热情。甚至直到晚年，还为自己的政治遭遇鸣诉不平：“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诗人的思想仍然是入世的。一方面，他对政治抱着热烈的向往：“冲天羡鸿鹄”；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愿为此而丧失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争食羞鸡鹜”。既想追求功名，企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但又不愿趋炎附势，要求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这种仕与隐的矛盾，几乎支配了诗人的一生。这就是孟浩然的真实形象。*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求仕进的主要途径不外干谒与应举，孟浩然都曾勉力为之，却都未成功。如果说科举不第，原因复杂，尚且情有可原，那么干谒上的不得其要，实在有观念及性格上的必然。《唐摭言》曾记载他于玄宗面前“奉诏，拜舞念诗曰：‘此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一“无官受黜”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1页。此事虽难免伪托之嫌，诗却的是孟浩然亲作。“不才明主弃”这样貌似自我谦虚，实则满腔怨怼，不见报国忠君之意，毫无政治情怀与智慧的诗句，且不说是皇帝当面听到，便是私下看到，亦会十分不满。至于隐逸思想，徐鹏先生亦指出其与陶渊明的差距：“陶的归隐是一种思想上的觉醒，‘觉今是而昨非’，是归真返朴的表现，因此心胸坦然，对田园生活衷心加以赞美。孟浩然的隐居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某种不自觉的无可奈何的成分，他虽然寄情于山水田园，但始终没有忘掉对政治的追求。”*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可以说，仕、隐两途，孟浩然皆未得其精义。

其三，在后世的诗画中孟浩然骑驴之地有由南至北的变化，这中间有明显的主观改造的印记。北宋宣和年间以考据赏鉴擅名的董逌在其所著《广川画跋》中有《书孟浩然骑驴图》一文，其云：“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于时，宜也。当其拥褦襶、负苓箵，陊袖跨驴，冒风雪、陟山阪，行襄阳道上时，其得句自宜挟冰霜霰雪。使人吟诵之，犹齿颊生寒，此非特奥室白雪有味而可讽也。然诗人每病羁穷不偶，盖诗非极于清苦险絶，则怨思不深；文辞不怨思抑扬，则流荡无味，不能警发人意。要辞句清苦，搜冥贯幽，非深得江山秀气，迥绝人境，又得风劲霜寒，以助其穷怨哀思，披剔奥窔，则胸中落落奇处，岂易出也？郑綮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綮殆见孟夫子图而强为此哉？不然，綮何以得知此。”*《广川画跋》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董逌先将孟浩然目为“畸人”，《庄子·大宗师》云：“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即不合流俗的奇人、异人。在此定性后，又大谈风雪穷苦之境对作诗之助益，最后更认为郑綮名言乃是见孟浩然骑驴图而得，并非自己有感而发。郑綮之语见于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唐相国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同列以其忝窃，每讥侮之……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郑綮之诗名自是远不及孟浩然，而自董逌以后诗画中灞桥骑驴踏雪寻诗的主角俨然就成了孟浩然，如上引南宋刘克庄《孟浩然骑驴图》诗和元张仲深《题灞桥风雪图》诗即是。李复《书郢州孟亭壁》谓王维所遇孟浩然骑驴之地在宜春(今属江西)之南，虽得自传言，亦为有征。孟浩然乃襄阳(今属湖北)人，且在故乡生活时间很长，故董逌《书孟浩然骑驴图》所云其跨驴行襄阳道上，亦是可信。而孟浩然在长安仅度过了一年而已，时为开元十六年(728)，四十岁的孟浩然进京应进士举，不第*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当然不能认定孟浩然在长安没骑过驴，但至少其时间、次数少得多，而后世文人却更愿意把驴背上的孟浩然置于长安灞桥风雪的背景中。在京都郊外骑驴踏雪寻诗，与在千里之外的江南相比，其于文人政治、文化情怀上的冲击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苏轼《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代孔周翰》尚言“襄阳孟浩然，长安道上骑驴吟雪诗”，只是客观叙述，点到而止；至金李纯甫《灞陵风雪》诗则作“政在灞陵风雪里，管是襄阳孟浩然”*元好问编：《中州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语气间已完全是堪为代表的典范形象了。传承演变中，董逌推测的巨大影响反映出接受过程中强大的主观心理投射机制。

三、元人诗、画中杜甫骑驴的形象

由宋至明初，杜甫的骑驴虽然在与孟浩然的对比性解读中多以朝天的形象出现*亦有不去朝天者，如上引李纯甫《灞陵风雪》诗，前有“君不见浣花老人醉归图，熊儿捉辔骥子扶……蹇驴驮着尽诗仙，短策长鞭似有缘”句，骑驴杜甫却是大醉之态。，从而成为入世的代表，但在单独出现时其内涵则宽广得多。期间，元代诗画中的杜甫骑驴形象以其丰富多姿而值得特别关注。

杜甫应该是元画家喜欢的创作题材，虽然那时的画作基本都已亡佚，但是不少题画诗却流传下来，从中我们可以探知其内容。而且有趣的是，元画中的杜甫常是骑驴而行，可见元人对此一形象情有独钟。如：

《少陵春游图》(程钜夫)

杜陵野客正寻诗，花柳前头思欲迷。一样东风驴背稳，曲江怎似浣花溪。*程钜夫：《雪楼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少陵醉归图二首》(刘敏中)

宗武扶醉眠，宗文引羸蹇。花柳暗草堂，日落江桥远。

耽诗不自苦，惟醉乃始忘。无使驴失脚，惊觉吟更狂。*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十八，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少陵醉归图》(同恕)

乌帽斜欹两鬓丝，相将骥子与熊儿。致君尧舜平生事，驴背谁知醉后思。*同恕：《榘庵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题子美寻芳图》(欧阳玄)

吾年三岁声吾伊，慈亲膝下教杜诗。如今蟫蠹三十载，梦寐欲见终无期。谁家山水空翠湿，仿佛相逢拾遗揖。金马门前封事稀，碧鸡坊里寻春急。野桃官柳春连连，水流山店依平川。眉尖不着杜鹃恨，壶中风月开元天。 君乘蹇驴步如棘，后有骅骝追不得。茅屋西风五百年，虚度人间几春色。*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景明成化刻本。

《题杜甫游春图》(李祁)

草屋客欹枕，茅亭可振衣。如何驴背客，日晏尚忘归*李祁：《云阳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杜子美骑驴醉归图》(许有壬)

田翁招饮不烦沽，时事多忧一醉除。天子乘骡蜀山险，浣花溪上分骑驴*许有壬：《至正集》卷二十八，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题杜少陵行春图二首》(吕诚)

徒步归来白发新，蹇驴驮醉过残春。问渠何处花饶笑，韦曲家家政恼人。

牢落出同谷，凄凉赋七歌。日斜驴背上，白发似诗多*吕诚：《来鹤亭诗集》卷五，转引自冀勤《金元明人论杜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7页。。

《题杜拾遗像》(谢应芳)

国破家何在，穷途更暮年。七歌同谷里，再拜杜鹃前。胡羯长安满，骑驴短褐穿。画图憔悴色，犹足见忧天。*谢应芳：《龟巢稿》卷九，四部丛刊三编本。

《杜少陵春游图》(郑允端)

何处寻芳策蹇驴，典衣买酒出城西。玄都观里桃千树，黄四娘家花满蹊*郑允端：《肃雝集》，转引自冀勤《金元明人论杜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7页。。

《记画李杜骑驴图》(袁士元)

不是相逢饭颗山，春游应共醉长安。谪仙回望情何限，野老长吟意自闲。恋恋能忘宫锦贵，悠悠宁怯布衣寒。东风行乐人多幸，千古谁传入画间。*袁士元：《书林外集》卷四，“民国”七年涵芬楼影印旧抄本。

另外，还有一些诗作也写到了杜甫骑驴，如：

《杜陵浣花》(赵孟頫)

春色醺人苦不禁，蹇驴驮醉晚骎骎。江花江草诗千首，老尽平生用世心。*《松雪斋文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赞少陵骑驴》(周霆震)

巫山云暗失归樵，剑阁春深雪未消。泪堕中原天万里，蹇驴独过浣花桥。*周霆震：《石初集》卷五，豫章丛书本。

《杜甫游春》(尹廷高)

矍哉驴上一吟翁，诗好平生不虑穷。梦冷草堂无史笔，浣溪千载自春风。*尹廷高：《玉井樵唱》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杜甫游春》(陆景龙)

杜陵野客兴萧骚，策蹇行春乐更饶。杨柳暖风欹醉帽，杏花微雨湿吟袍。推敲谩说冲京兆，清绝徒怜过灞桥。直许文章高万丈，谪仙声价两相高。*孙原理：《元音》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那个在现实中曾骑着驴辗转于“富儿门”的“残杯与冷炙”之间的杜甫，在元人的画里诗中却先是一副乘醉赏春的模样。赵孟頫的《杜陵浣花》与吕诚的《题杜少陵行春图二首》其一都有“蹇驴驮醉”与“春”字，欧阳玄《题子美寻芳图》有“寻春急”“壶中风月”“君乘蹇驴”之语，陆景龙《杜甫游春》有“策蹇行春”“欹醉帽”之语，郑允端《杜少陵春游图》有“策蹇驴”“典衣买酒”之语，袁士元《记画李杜骑驴图》则谓“春游应共醉长安”，李祁的《题杜甫游春图》亦谓“如何驴背客，日晏尚忘归”。可以说，元人画笔与诗笔下骑着驴醉赏春光的杜甫，不但其境遇优于踏雪的孟浩然，其欹枕草屋、振衣茅亭的清高，赏花韦曲、留恋残春的风雅更是丝毫不逊于孟浩然。

孟浩然骑驴踏雪寻诗，元代诗画中驴背上的杜甫更是诗情洋溢。程钜夫《少陵春游图》“杜陵野客正寻诗”，“一样东风驴背稳”，刘敏中《少陵醉归图二首》其二“耽诗不自苦，惟醉乃始忘。无使驴失脚，惊觉吟更狂”，尹廷高《杜甫游春》“矍哉驴上一吟翁，诗好平生不虑穷”，吕诚《题杜少陵行春图二首》其二“日斜驴背上，白发似诗多”等句所刻画的骑驴的杜甫，或闲逸，或愁苦，或神采奕奕，或沉醉不堪，但都是吟诗不辍，始终与诗相伴。尤其是陆景龙《杜甫游春》一诗，将策蹇而行的杜甫置于“杨柳暖风”“杏花微雨”的旖旎春光里，完全脱离了雪中骑驴的悲凉基调。“推敲谩说冲京兆，清绝徒怜过灞桥”两句则引贾岛长安骑驴推敲诗句，及孟浩然(亦可谓郑綮)风雪灞桥骑驴寻诗的名典作对比，抬高杜甫骑驴游春的潇洒与欢愉。末更盛赞杜甫文才堪与谪仙李白并称，凸显出杜甫的诗人本质及崇高的诗坛地位。

除此之外，元人笔下骑驴的杜甫则满怀忧国忧民之情，“泪堕中原天万里，蹇驴独过浣花桥”(周霆震《赞少陵骑驴》)；“天子乘骡蜀山险，浣花溪上分骑驴”(许有壬《杜子美骑驴醉归图》)；“胡羯长安满，骑驴短褐穿。画图憔悴色，犹足见忧天”(谢应芳《题杜拾遗像》)；“致君尧舜平生事，驴背谁知醉后思”(同恕《少陵醉归图》)。杜甫的“平生用世心”(赵孟頫《杜陵浣花》)跃然纸上，感人肺腑。元代诗画中驴背上的杜甫并无朝天之举，但是无时或忘的忠君悯世之思更凸现出杜甫爱国诗人的本色。

元代对杜甫是十分推崇的，元惠宗至元三年(1337)夏四月“丁酉，谥唐杜甫为文贞”*《元史》卷三十九《顺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39页。，终元一代，再未有其他文人获此殊荣。杜甫也像孔子、朱熹一样，在这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中得到了前此未有的尊号和崇高的地位，而且这些都被后世广泛接受，影响极大。这样的文化氛围无疑极大促进了元人对杜甫其人其诗的热爱与了解，尽管诗人画家对杜甫骑驴形象的再塑造和杜甫的自述不十分吻合，但却充分把握住了杜甫富于诗才诗情又忧时悯世的“诗圣”的本质，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元人对宋人庸俗化杜甫的超越，及对自唐以来在骑驴文人传统观念中形成的对杜甫狭隘偏见的反驳，这在杜诗学史上尤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