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大歌都是，这个山怎么样，这个鸟怎么样，这个水怎么样……相对比较自然，更少了一些小我。”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发自广州

农历十一月是侗族人的新年。侗寨里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组成歌队，互相对歌。有时他们走长长的山路，去其他村寨唱歌。十来个少男少女一队，拢到人家就唱。唱完歌，主人拿出热乎的米饭招待大家。

侗语里，侗族人的音乐被称为“嘎老”。“嘎”指歌，“老”意为宏大和古老，译为“侗族大歌”。侗族大歌是一种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民间合唱，相传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侗族人有一句俗语“饭养身，歌养心”，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很多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通过大歌得以流传。

贵州黎平县的侗族女孩吴金燕四岁开始跟奶奶学歌。2004年，她作为侗族代表队的一员，来到北京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拿下铜奖，之后回到了家乡。2009年，她再次北上，在一个小餐馆做服务员。一天，她在大厅里教唱侗族大歌时，偶然认识了同为侗族人的摇滚音乐人吴虹飞。

吴虹飞出生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但从小跟随母亲搬去汉族区域生活，后来做记者、写书、组乐队、做音乐，一直在北京。和大多数离乡者一样，“侗族身份认同模糊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做了十二年摇滚，吴虹飞时常怀疑，摇滚乐作为舶来品，是否真的存在“原生的东西”。直到她无意中浏览到侗族人唱歌的网络视频，一首经典的《尚重琵琶歌》。虽然会说侗语，但歌里的大量古侗语，她完全听不懂。

“没有一个旋律跟国外任何一首流行歌或摇滚乐类似，我发现它是独一无二的。”吴虹飞说，“就像发现化石一样，可高兴了。”

能不能带我们去北京

然而，原生态的侗族大歌正在渐渐失去它的土壤——年轻人纷纷外出求学务工，侗寨已非旧时模样。

吴虹飞儿时曾见到“行歌坐夜”：男孩在集市上相中外村女孩，夜晚抱着琵琶走寨，在伙伴们的作陪下，围着火塘对歌。这是侗族青年男女之间的传统交往方式。“感谢经济的发展，令他们离开家乡。以后再回家，这些人都不见了。”吴虹飞曾写道。

“我们寨子有三百来户人家，像我们这个年龄会唱侗歌的不到十个吧。”吴金燕也曾经说，“我们家只有我和我妈妈会唱，我弟弟妹妹都不会，他们对侗歌也没有兴趣。”

黎平青年吴良峰立志要做侗族大歌的传承人，他曾与一位歌师在三江县城合办侗族大歌培训班，免费教学。等了一个月，无人报名。

2010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韩宝强教授一行十三人，去往黎平县岩洞村对侗族大歌进行实地考察。韩宝强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的担忧：“年长的歌师年轻时所演唱的曲目，随年龄增长而被遗忘；年轻一辈的歌手，受到外出求学和打工潮流的影响，对家乡的侗歌也逐渐生疏。”

侗族大歌词谱全无，只能口传心授。按照传统惯例，侗寨里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青年自愿组成歌队，由富有造诣的歌师进行指导。随着年龄、学识和经验的增长，一代替换一代，但永不中断。除了民间教育之外，现在，青壮年歌师开始进入大学，以更为现代的学校教育进行传授。

吴虹飞找到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吴培安老师，学习侗族大歌。她又去往离广西家乡一山之隔的贵州小黄村——有“侗歌窝”之称的大歌发源地，寻找当地年长的歌师。

一听来人要找老人唱歌，当地人感到疑惑，“他们想不出老人唱歌有什么好的”。

“老人唱果然是另外一种味道。”吴虹飞说。他们用不那么清亮的嗓音唱道：生命就像树叶一样会落，像花会谢，我们的生命很快就要接近终点。老人看着吴虹飞：“我们老了，七十多岁了，能不能带我们去北京？”

尽管动容，吴虹飞仍有自己的顾虑。“如果我卖不出老人的演出票，我怎么供养他们？”最终，包括吴金燕在内的几位年轻歌者，组成了前往北京的侗族大歌队。

吴良峰看见歌队的新闻报道，也萌生加入的想法。父母和女友都不支持，当时他已经27岁，在侗乡算是大龄，家人希望他尽快结婚办酒，不要外出折腾。但他毅然来北京找到歌队，成为其中一员。

不知道下一场演出在什么时候

侗族大歌队的第一次演出在北京的一个livehouse，歌队成员有些惊讶。“去酒吧唱歌？在他们概念里面，酒吧不就是喝酒、猜码吗？”在吴虹飞解释之后，他们才明白，这是一场音乐会，除了唱歌，还要解说每一首歌的含义和特点，“带着示范和教学的作用”。

每唱完一首歌，歌队成员们会自愿在舞台上说话。

一次在地铁上，有残疾人唱歌卖艺，欧化情迅速地掏出五块钱，抛给对方，然后钻到吴虹飞怀里哭起来了。“她特别小声地说，太可怜了呀。”吴虹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这件事，“她什么都没见过，她唱歌的时候特别特别投入，你说这些城市的人跟她有什么关系？”

欧化情在家乡已成婚，与丈夫相识于侗戏舞台。她外出演出，丈夫不放心，也跟着歌队一起，在北京待了十来天。吴虹飞为他出路费，戏称这是“看守费”。

支撑起一支侗族大歌队，钱是最大的问题。起初加入时，没有人知道歌队会如何运作，只知道可以去北京，包路费，管吃住。

吴虹飞怕演出没人看，给自己的朋友一一写邮件、发短信，花了四个多小时，发给两千多个人。第一封信介绍侗族大歌队，号召朋友们来看；第二封信开始感谢对方，“因为你的关注，第一场演出卖出了两百多张票”；写到第三封信，有点不好意思了，开头只好“这是第三次给你写信呀”。

“我这种办法是非常笨的，但是非常有效。”吴虹飞知道，她只能招揽来有限的观众，“不可持续，因为不可能靠别人的同情心活着”。

在上海演出，只卖了四千元票，刚刚好支付场地费，没有余钱再发给队员们，算上路费还亏了两千。吴虹飞着急地在微博上哭诉，一个台商朋友看见，主动资助了一万元——这就是那场演出的收入，以及下一场的路费。

“侗族大歌的演出汇集了大部分善意的人的资助。我也透支了我的所有人际关系。”吴虹飞曾经写道。她已经让这些侗族女孩离开家乡，如果不能给予现实利益，“我心里面会内疚的”。

逢演出的月份，每个人平均能挣六七千元。欧化情告诉媒体，这相当于在家乡一年的收入。得益于这份收入，吴良峰的父母也缓和了态度，支持他唱歌。

一轮演出后，大部分成员又回到老家插秧种田。2012年4月，欧化情回到大山深处的黎平县口江乡朝坪村，乡里们像过节一样来到她家拜贺。当地媒体报道，“乡亲们争相把子女交给她，拜师学艺，立志也要唱到北京去”。

三年里，侗族歌队举办了近70场小型音乐会，行程三万公里，与此同时，也筹款50万元。吴虹飞曾设想一些运作模式，却始终难以成型。例如有明星看中，请歌队配和声，但歌队压根不会和声——他们只会唱侗族大歌。

直到现在，歌队仍难以保持稳定的演出。“你问我下一场演出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吴虹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3年，侗族大歌队发表了专辑《萨岁之歌》。在录音棚内录制的效果会不同于本人声音，第一次进棚的人通常都很不习惯。侗族女孩们也不例外，听着陌生的声音，纷纷自责唱得不好。

“没时间了，棚时在那儿，得交钱的。”吴虹飞只能有些赶鸭子上架，催促大家录完了两张专辑。第二张《侗族大歌》在手里攒了五年，“不挣钱就发表了，我觉得发表了也好，它就是一个资料”。

用侗语唱《小苹果》

来自小黄村的歌队成员美兰和小潘都经历过家人的英年早逝。由于锰矿开采，小黄村的水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历经了长年的治理修复。吴虹飞把村里的饮用水、井水、灌溉水取样，请一位科学家朋友化验，化验结果令她担忧。

她在微博上疾呼，联系媒体报道，也未见太多回响。她在歌队女孩面前控诉，小潘对她说：姐姐，你不要讲了，讲了之后大家都不去我们村子里面。

侗族人有开阔的生死观。“侗族人有个习惯，结婚之后两口棺材摆在家楼下了，就是跟死为伴了。”吴虹飞说，“他们对生死没有咱那么大惊小怪，他们讲得特别淡：我们这20年来一直有人得怪病死，也就不往下讲了。”

为了了解少数民族音乐，吴虹飞这些年看了不少演出，却发现很多只是“风情化的布景”。北京台一档电视节目里，安排侗族大歌团体唱《小苹果》，评委面露尴尬。吴虹飞也试过在县文工团寻找歌手，看见他们组织的节日表演场合，只唱一两首侗族大歌作为点缀，失望而返。

唯一令她满意的是一次新疆之行，半途中偶然遇见十来个维族大爷，合奏着“刀郎木卡姆”。音乐传来游牧民族的铿锵、凶悍，“原来好的民间音乐是有前世的，每个人都能听到这个民族的前世。”吴虹飞感叹。

侗族大歌里的前世，“就是一个特别温顺的稻作民族”。侗人惯于与其他民族混居，给人以平和包容的印象。“我们用侗语给你们唱《小苹果》，是想让你们看我们也很现代，跟外界沟通的愿望特别迫切。”吴虹飞说。

对于要不要往侗族大歌里加东西，吴虹飞犹豫了很久。最终，她决定一试。还是从《尚重琵琶歌》开始，她把侗族经典曲目配上节奏和摇滚。演出后，一位古琴老师提出质疑，这改变了原本的韵味。“这个问题我纠结了四年，但我必须做一次糟糕的试验。”她回答。

过去写摇滚乐，她时常带着抑郁或愤怒的情绪。“原来我们写歌都是‘我怎么样，”吴虹飞说，“侗族大歌都是，这个山怎么样，这个鸟怎么样，这个水怎么样……相对比较自然一些，更少了一些小我。”

作为侗乡的众多出走者之一，吴虹飞想帮助自己的族人完成一次音乐的出走。“我们能够带着我们的音乐，把这个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告诉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