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理

最近，看了一个展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史料展览，发现其中竟然缺失了一位著名的电影、戏剧艺术家、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沈西苓，甚感遗憾。正是他和夏衍等左翼人士一起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滩，不惧淫威，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勇敢地运用戏剧、电影的武器，创作和导演了《西线无战事》《怒吼吧中国》《保卫卢沟桥》《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船家女》《十字街头》等一部部优秀话剧和电影，唤起了中国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热情，使沉睡中的人民在黑暗中觉醒，从而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石。

这样的卓越勇士，怎能被遗忘？

沈西苓，原名沈学诚，笔名叶沉，1904年1月诞生于浙江德清，其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毕业后，即考取官费留学生，东渡扶桑，进入东京美术专门学校艺术科学习绘画，与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村山知义交往甚密，使他在艺术上有所升华。24岁时，应老乡加校友夏衍的邀请，回国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中华艺术大学任教。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风紧云急，反动政府疯狂镇压共产党组织，民不聊生，令其十分痛心，不久又再次到日本留学。当沈西苓以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形象回到了上海滩，除了继续在大学任教外，还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和撰写文艺评论，并积极投入由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活动，参加了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成立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并参加过《炭坑夫》等话剧演出。还与夏衍、冯乃超等人共同组织了“艺术剧社”，导演了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等进步话剧，深入工厂、学校进行流动演出，后来又在宁波同乡会礼堂公开演出。其艺术才华得到了田汉、洪深等上海话剧界头面人物的肯定，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外文报刊上为之写了剧评。首演后的座谈会上，洪深紧握沈西苓的手，热情地说：“现在我们都是同行了，都是朋友了。”

1930年2月，沈西苓又和中华艺术大学的同事许幸之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左翼美术团体——“时代美术社”，发表了“争取全国美术家的自由和出路”的宣言，有力地推动了左翼美术运动的发展。当年三月，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沈西苓也是发起人之一……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参加和创立了这么多进步文化团体，积极参与不少文艺活动，并起着策划和组织的重要作用。然而，当他在“上海演艺馆”导演进步话剧《西线无战事》时，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在其参加在虹口天通庵路召开的第一次“左翼美术家联盟”扩大会议时，被警察拘捕了。虽经老校长许炳堃竭力营救，被保释出狱，但该剧社连同“创造社”“上海美专”和“中华艺术大学”等进步文艺团体都被反动当局查封。

为逃避敌人追踪，沈西苓只身住到了上海提篮桥女工区，在大东书局当了一名布置橱窗的伙计。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没有退缩，继续勇敢地用戏剧为武器与敌人作斗争，先后导演了以抗日为题材的话剧《怒吼吧，中国！》《醉生梦死》，尤其在“一·二八”事变后，和几位戏剧家一起执导了话剧《保卫卢沟桥》，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演出多场，轰动申城。

当上海天一电影公司招聘导演、演员和美工时，他便改名为沈西苓，后被录取为美工，从而正式走进电影圈。但是他的愿望是做一个电影导演，因此只要有时间，沈西苓就和同为铁杆影迷的汤晓丹、许幸之等，带着面包，一整天就“泡”在乍浦路上的虹口大戏院，看着同一部电影（该影院设备简陋、票价便宜，而且不清场，只要你喜欢，就可以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他们往往是第一遍看人物形象塑造，第二遍看影片结构、场次设计，第三遍看镜头的组接，第四遍看美术、音乐设计……看到最后，一些重场戏的镜头几乎都能背出来。有时遇到一些好说话的放映员，他们就在散场以后，在放映室的倒片台上一本本、一段段、一个个镜头，按编辑次序记录下来，连呎数、格数也不忽略。近两年中，他们在虹口大戏院这座“电影学校”里，如鱼得水，从许多中外电影中汲取电影艺术的精华，也为今后成为优秀电影导演，打下了扎实的电影艺术基础。而他们看电影能成才，也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样板。

这时，沈西苓不仅对电影艺术悉心研究，还对电影产业的现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联合夏衍等14人发表署名文章《我们的陈诉：今后的批判是建设性的》，又在左联刊物《沙仑》创刊号上撰文《关于电影的几个意见》，指出“电影是教化社会，启示民众的最有力的武器”，还与人合作创办国内最早的电影理论刊物《电影艺术》，并在《现代电影》等杂志上发表题为“1932年中国电影界的总结账与1933年的新期望”“谈谈电影——献给不注意电影的国人”等颇有独特见解的评论文章，提出了“电影艺术要与现实相合的”主张，他希望以此来影响和指导电影的创作和欣赏。当左翼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沈西苓任执行委员兼宣传部主任，夏衍任执行委员兼文学部主任，协会号召电影工作者组织起来，开展“电影文化的向前运动，建设新的银色世界”。

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众爱国意识高涨，观众对那些“处处惟趣味是尚”的神怪武怪、鸳鸯蝴蝶电影产生了厌倦，迫切需要能够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愿望的电影。193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以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有意识地将进步势力渗透到明星、联华、艺华等一些私营电影公司，利用电影的影响力，传播进步思想。根据党的指示，沈西苓随夏衍作为第一批左翼作家进入明星电影公司，将曾经依据夏衍提供的女包身工调查材料创作的电影剧本《女性的呐喊》作了修改，并亲自任導演，完成了这部处女作。《女性的呐喊》第一次在中国银幕上大胆地展示了包身工——“罐装了的劳动力”的非人遭遇，并表现了她们的觉醒。影片反帝、反封建、反剥削的主题倾向是非常鲜明的，也就受到当局的严格检查，并将影片删剪得支离破碎，致使观众大呼看不懂，该片公映失败。但沈西苓遭此挫折，并没有气馁，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出色地导演了由夏衍编剧的电影《上海二十四小时》。影片叙述的故事是：一个女童工在一家外国资本家开设的纱厂里因工致伤，倒在血泊中，而周买办却置之不理，致使她得不到救治而身亡。围绕这个悲惨事件，记录了周边的人在一天内的生活和反映：工人和城市贫民被压迫、受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资产阶级实施压迫和剥削，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1930年代都市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尖锐阶级矛盾和对立。电影界前辈郑正秋在观罢试映后，激动地对沈西苓说：“西苓，谨祝你伟大的成功，这是国产片中一部具有世界性的作品。”endprint

由于《上海二十四小时》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租界及国民党当局害怕该片公映后对他们不利，反复审查达十余次，又强行删剪了很多画面，把影片搞得零乱不堪，甚至还无端扣留影片，拖延了一年后才许公映。由于影片已经面目全非，沈西苓拒绝上映，电影公司老板却坚持要放，沈西苓一气之下，愤然离开明星电影公司。然而，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却是无法抹杀的。

《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是中国最早表现工人生活的影片，沈西苓也就被称之为“工人电影导演”。

1934年，沈西苓经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劝告重回明星公司。当时，公司“编剧委员会”不顾国民党反动派扼杀左翼电影所采取的手段，还是一致决定拍摄一部由全体演员和导演合作编写的集锦式影片，沈西苓也编写一段故事，最后，由夏衍汇总编成了一部独特的电影剧本，再由郑正秋、沈西苓等联合导演电影《女儿经》。影片构思巧妙，用一根线索贯串了八个独立的小故事，真实地叙述了当时社会中几个不同职业的妇女的生活和命运，对歧视女性的封建观念和不合理社会现象作了无情的鞭挞，影片同年上映获得了成功。这时，郑正秋看到了沈西苓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电影导演，就让其做了自己的助理，郑正秋还在他导演的影片《姐妹花》中让他任副导演，此片好评如潮，创下了连映六十天的票房纪录。在这个阶段，他踏踏实实向前辈电影导演学习电影的技巧，学习讲故事的能力，学习斗争的经验。虽然他的光芒被掩盖在郑正秋、张石川、程步高等著名导演的光环之下，可是，他比之前更为成熟了。

又是郑正秋的竭力提携推介，明星公司请他独立执导电影《乡愁》《船家女》。《乡愁》讲述了女主人公杨瑛家破人亡，流落他乡的不幸遭遇，真实地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流亡的苦难生活，是一部以抗日为题材的电影。而《船家女》也是把镜头对准杭州西子湖畔一个以摇船为生的姑娘阿玲：她受到资本主义与恶势力的迫害而陷于悲惨生活之中，以此来透视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这两部影片结构严谨，气氛缓重深沉，多用强烈对比蒙太奇艺术处理手法来展现人物的命运，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左翼电影的涌现，加深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程度，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一些有着进步倾向的电影公司受到威胁、滋扰，国民党的“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加紧对剧本创作、电影拍摄、放映的限制，并强行撤销以左翼文化人为主的明星电影公司“编剧委员会”，沈西苓再次离开电影界。

为推广话剧艺术，著名文化人士陈望道向广西师范专门学校大力推荐上海滩著名戏剧、电影艺术家沈西苓来南宁任教，他在完成电影《船家女》后应邀前往，在该校中文系开设“戏剧概论”课程，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并进一步勾起了该校师生对话剧艺术的浓厚兴趣，师专剧团决定由沈西苓来导演两出大戏《钦差大臣》和《怒吼吧，中国》。这两台戏在桂林演出多场，轰动一时，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激发了广大观众的爱国热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现实，使得每个人不能不从心底发出怒吼的心声。沈西苓在南宁只有短短的半年，却点燃了进步戏剧之火。

1936年7月，明星电影公司改组，分别建立了一厂和二厂，沈西苓回上海后在二厂任编导。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和一帮从东北流亡学生和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失业朋友们彻夜长谈：谈论国事，说起家乡的情况和各自的生活，感慨万分，也从中得到启发和灵感，他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和导演了那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十字街头》。

沈西苓在影片中，以一个生活的横截面，反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和对生活的选择，表现了1930年代青年的苦闷、彷徨以及觉醒，提出正视现实，冲破个人象牙之塔，离开彷徨的十字街头，走向革命的时代要求。那句“出了象牙塔，走出十字街头”的经典台词，曾经在当时社会中流诵一时。

影片有着成熟的编剧技巧，各个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老杨和杨芝瑛在公寓里发生误会，又在电车上邂逅，诙谐风趣，很有生活气息。同時采用了梦境、幻觉、叠印等手法，剪辑简练、流畅，具有轻松明朗的风格。即使今天我们重看这部影片，也会为精彩的叙事和赵丹、白杨等明星的风采所倾倒，其质量甚至超过今天拍摄的一些都市爱情影片。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在国内外重映，被公认是中国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影片。上世纪九十年代，又被赵丹、白杨的子女重新搬上了银幕。

《十字街头》拍摄期间，鲁迅先生去世的噩耗传到了剧组，沈西苓十分悲痛，立刻要求大家停止工作，他当场亲手画了一幅鲁迅的肖像，挂在剧中人的家中，增添了影片的环境气氛，也使剧情有了悼念鲁迅的这一细节。

在这部影片中，反映了沈西苓在思想认识上的可喜的发展。如果说在这之前他创作的《乡愁》和《船家女》中，主要是以低沉的调子，反映了自己在民族危机和在反动派迫害下，看不清出路的苦闷心情，那么，《十字街头》则表明他已经看到了反抗和斗争的道路，从而使得他不但写出了老赵这个从彷徨而终于变得坚定的人物，而且也写出了刘大哥这个为作者所称颂的追求革命理想的形象。

这样的题材当然受到当局的“十分关注”，《十字街头》拍摄前，剧本就曾经被国民党检察官一再篡改，影片完成后又被国民党当局及上海租界工部局多次删剪，其中许多有意义的镜头和场面：如姚大姐在丝厂倒闭后，对小杨所说的“现在，资本家总该明白了……跟他们捣乱的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和汉奸！”的整段对白；还有老赵在看报时所看到的载有刘大哥照片和“红格尔图我军大胜”的消息报纸特写，全部都被剪掉了。而他们和刘大哥一起唱的《思故乡》歌曲里面的歌词“我不忘记最可爱的家乡，我不忘记我故乡三千万的奴隶”“我要用武器打倒仇敌，我要回去，回到我可爱的故乡，我要回去，唤起那被压迫的奴隶”竟被删得只剩下曲谱了！为此，沈西苓沉痛地说：“我们得不到创作的自由，在租界上我们不能说一句收复失地，我们不能挂一张东北地图……”

尽管如此，《十字街头》公映后，仍然获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轰动一时。进步电影评论工作者还为它召开了座谈会，认为这是一部“情节卓绝，精趣艺术已臻极峰，值得推荐的国产佳片”，也认为沈西苓导演的《十字街头》和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是标志着中国左翼电影的第一个高峰。夏衍认为“《十字街头》之所以成功，就因为沈西苓熟悉剧中老赵这些人物，他们的生活和属于他们的环境，并有过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沈西苓在拍摄《十字街头》的同时，还积极地从事国防戏剧运动，与夏衍、尤兢、石凌鹤等集体创作了戏剧《撤退赵家庄》，参加“光明剧社”和“业余实验剧团”等进步话剧团体，导演了《武则天》《醉生梦死》等戏。为了纪念鲁迅的逝世，他曾计划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但却没有能够实现。接着，他便把曹禺的名作《日出》改编为电影，并已在当年7月开拍，但“八一三”全面抗战后，该片的拍摄遂告停顿。而沈西苓也走上抗日前线，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参加了战地新闻片摄制工作。以后，又在汉口、成都和重庆继续参加戏剧运动，他相继导演了《在烽火中》《罗店血战》《塞上风云》《民族万岁》等话剧，而他导演的夏衍话剧《一年间》，宣传抗战爱国，轰动了重庆。

1939年9月，沈西苓完成了编导抗战题材电影《中华女儿》，影片用四个小故事组成，表现了中国不同阶级的人们参加抗战的情况，交织成一幅广大人民团结抗战的动人画卷。至此，沈西苓电影作品也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从前期的稚嫩和无畏，到接下来的学习和充实，再到后来的成熟与技巧，最后达到巅峰与不朽。

然而，1940年12月17日，沈西苓因伤寒病逝于重庆，年仅36岁。而在他逝世前两个月，仍在大声疾呼：“抢救沪港的电影文化事业，要求最低限度地移动电影放映队，希望扩充电影文化事业基金……”

沈西苓既是话剧奇才，又是电影精英，且精通翻译，善写影评，是个全才的艺术家。英年便撒手人寰，实在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重大损失。夏衍回顾与他的相交，为其作了一幅挽联：“银幕奇才凭作育，剧坛奇绩足讴歌”。在沈西苓逝世一周年时，夏衍还在上海《神州日报》副刊上写了《悼念西苓》一文，文章最后说：“不单是为了友情，在戏剧、电影界寥落的时候，一个真正酷爱电影的‘熟练工的逝去，总觉得是一件难以排遣使人哀寂的事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