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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好之笃不惮劳费谈绍兴内府的书画鉴藏

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史论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宋元时期绘画史研究

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宋高宗赵构（一一〇七年～一一八七年，一一二七年～一一六二年在位）的历史形象颇为复杂，他即位于危时，又为中兴之主；虽有抗金之志，却无反正之能，但亦延续了大宋江山一百五十余载。艺术上，高宗承继其父徽宗，亦擅长书法绘画，其书画鉴藏，更可谓是皇室收藏史中颇为成功的案例。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一一二六年～一一二七年）后，宋皇室的收藏散佚大半，然而在短短的一朝更替间，高宗就使南宋内府书画收藏和画院都恢复到了不逊前朝的水准；在此基础上，高宗非但建立了独特的鉴藏体系，更通过自身的大力推进，弘扬了书法、绘画创作的传统，对承启两宋间皇家书画鉴藏和创作，都可谓功莫大焉。

高宗书画收藏的方式

北宋灭亡，二圣北狩，文物崩散，衣冠尽丧。南宋的第一任皇帝高宗赵构于一一二七年即位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地继续了皇家书画收藏的传统。南宋周密（一二三二年～一二六八年）撰有《绍兴御府书画式》，其开篇便曰：「思陵（宋高宗）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余，展玩摹搨不少怠。盖睿好之笃，不惮劳费，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后又以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周密《齐东野语》）可知，高宗的书画收藏，虽起于艰难，但总高宗一朝的书画收藏，却已经大致恢复到了徽宗朝的规模。另外周密还透露出高宗收藏的主要方式，即「访求」、「奉上」及购入。

高宗曾派人在民间广泛访求书画名迹，被高宗称为「游丝书第一」（赵构《思陵翰墨志》）的吴说（活动于十二世纪），就曾奉旨收集散落于民间的晋唐书迹及先帝名臣墨帖。吴说在《庆门星聚帖》中，

就曾提到他自己「近奉诏旨访求晋唐真迹」，由于时世艰难，「止有唐人临《兰亭》一本」。印证了他曾奉高宗旨意访求名迹的事实。李清照（一〇八四年～一一五六年）在《金石录后续》中曾提到，南渡之后其所藏书画砚墨被邻居盗走后，「尽为吴说转使贱价得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这些东西通过吴说的中转而进入高宗内府，亦不是不可能。因高宗喜爱书画，朝中投其所好之臣不在少数，秦桧（一〇九〇年～一一五五年）便以此得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桧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窥微动静，必具知之，日进珍宝珠玉书画，奇玩羡余，帝宠眷无比。」既有「成功」事例在前，就有效仿在后。绍兴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年）高宗幸「中兴四将」之一张俊（一〇八六年～一一五四年）邸，张俊为示忠诚，进奉书画「有御宝十轴」、「无宝有御书九轴」、「无宝无御书二轴」。（周密《武林旧事》）其中所谓「有御宝」、「有御书」者，当属宋徽宗宣和内府旧藏之物。此外更有甚者，为求高官厚禄，竟向高宗进献赝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言：「乙亥，将仕郎毛公亮献徽宗皇帝御书百轴，诏：『小玺辰翰皆人伪为之，可令大理寺根治。』」每读至此，不禁令人失笑。

南宋 吴说 庆门星聚帖纸本墨笔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从中亦能看到高宗内府对藏品真伪的精鉴把关。

在宋金边境的榷场回购被金人所掳走的名迹，也是高宗重要的收藏途径。榷场是指宋与辽、金等国在边界设置的互市市场。南宋与金在绍兴和议之后，先后在盱眙军、光州等地设置榷场。由于当时南方对北方遗留文物的需求非常之盛，且北方金人不重典籍文物的收藏，视其为无用之物，多于榷场中售予南方渔利，故而当时榷场中的文物交易十分繁荣，南宋内府中的很多收藏都是来自榷场交易，故而清人叶廷琯有「何似榷场南宋置，广收名迹辇临安」一语。古董商毕良史（生卒年不详）曾滞留北方，期间搜求京城乱后遗弃古器书画，在绍兴十年（一一四〇年）金人败盟后，将所藏全部古董献给高宗。（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绍兴十五年之后，毕良史转知盱眙军，盱眙军即当时榷场所在，其目的之一便是在榷场为高宗收集购买北来的文物。此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中还记载了一位主管内帑钱的刘炎，往来榷场，买犀玉书画，依托内侍之门，以宠进身。（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宋刻本《中兴馆阁录》（《南宋馆阁录》）内页

高宗书画收藏的内容与数量

关于高宗书画收藏的内容与数量，南宋陈骙（一一二八年～一二〇三年）在孝宗（赵眘，一一二七年～一一九四年）朝所统

计的《秘阁、诸库书目》中曰：「御容四百六十七轴。图画：御画十四轴一册。人物百七十三轴，一册。鬼神二百一轴。畜兽百十八轴。山水窠石百四十四轴。花竹翎毛二百五十轴。屋木十一轴。名贤墨迹一百二十轴一册。」（陈骙《南宋馆阁录》，即《中兴馆阁录》）大致可以推测，高宗朝绘画收藏的下限约为七百九十五件。另据《南宋馆阁续录》卷三「储藏」条，在宁宗（赵扩，一一六八年～一二二四年）时期，皇家已经收藏了二百余轴的历代法书（佚名《南宋馆阁续录》，即《中兴馆阁续录》），这批收藏的基础或许也应来自绍兴内府。（王耀庭《宋高宗书画收藏研究》）

五代 杨凝式 神仙起居法卷（局部）纸本墨笔 纵二七厘米 横二一·二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高宗的另一项重要收藏是御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七中载录，曾一度仕金的郑亿年（活动于十二世纪），在绍兴九年（一一三九年）九月壬午，进献祖宗诸后御容五十余轴，即复为显谟阁直学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此外朱弁也曾「以金国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书画为献」。（脱脱等《宋史》）除了延续不断的个人进献外，亦有大规模御容南迁的记载，《宋史》卷二十九《高宗本纪》就载有绍兴九年五月庚寅，原来收藏在北宋东京钦先殿、孝思殿的累朝御容南迁至南宋都城临安。随着个人进献和大规模迁移的进行，至《南宋馆阁录》成书时，内府所藏历代御容已经多达四百六十七轴。

高宗的书画鉴赏活动

高宗的书画鉴赏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皇家举办的书画雅集；二是奖励、笼络大臣的书画下赐。

《南宋馆阁录》中的「暴书会」条曾记录了高宗举办的雅集活动：「绍兴十三年（一一四三年）七月，诏秘书省依麟台故事，每岁暴书会令临安府排办，侍从、台谏、正言以上及前馆职、贴职皆赴。……是日，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堂并后轩、著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高宗「暴书会」的地点设在秘阁，秘阁是当时南宋内府收藏古书画、古器物的主要场所和机构，在此举办曝书雅集，再合适不过。雅集中鉴赏的主要内容包括古书画、古器物以及典籍等。除了观赏文物典籍外，期间还有宴飨赐食，包括了「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此外，受邀的官员，均有礼品赠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甚至受邀不至者亦得此赏。可谓是宾主尽欢，文物焕然。

高宗的御赐书画，大多恩及近臣、功臣，以示亲密嘉勉。岳珂的《宝真斋法书赞》中载，高宗曾赐米友仁（一〇七四年～一一五三年）御书临写的王羲之《乡里帖》一卷。米友仁即米芾之子，以书画知名，早在宋徽宗宣和四年就入掌书学，南渡后以书画鉴定见知于高宗，绍兴内府名迹及其父书法多经其鉴定。至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米芾《苕溪诗》、杨凝式《神仙起居法》等法书名迹后，尚存其为高宗内府鉴定书画时留下的跋尾。此外岳珂《宝真斋法书赞》中「黄鲁直先王赐帖」条下还记载了高宗对「中兴四将」之一岳飞的赏赐，「上亦闻先王（岳飞）好书帖，尝因近珰宣谕，密赐苏黄等墨迹」。对岳飞的颁赐与其说是奖赏，倒不如说是贿赂，如非如此，为何要以「密赐」的这种方式呢？由此观之，御赐书画无疑是皇帝笼络和控制臣属的手段，体现了皇家书画收藏的多种功能。

高宗收藏的押署印记

虽然高宗力求延续北宋的传统，但也重视建立独特的鉴藏形式。《绍兴御府书画式》载：「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

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渺不可求，为可恨耳。其装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虽然改动徽宗的题名与装裱有「不孝」之嫌，但亦可见高宗重建收藏的决心。

北宋 米芾 苕溪诗卷（局部）纸本墨笔 纵三〇·三厘米 横一八九·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唐 冯承素（传） 摹兰亭序卷（局部）纸本墨笔 纵二四·五厘米 横六九·九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唐 褚遂良（传） 摹兰亭序卷（局部）纸本墨笔 纵二四厘米 横八八·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周密在《云烟过眼录》中记述了高宗收藏书画的基本格式：「高宗御府手卷，画前上白引首，缝间用乾卦圆印，其下用希世藏小方印，画卷尽处之下，用绍兴二字印，墨迹不用卷上合缝卦印，止用其下希世藏小印，其后仍用绍兴小玺。」另《绍兴御府书画式》记：「出等真迹法书。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并系御题签，各书『妙』字）」现存的同时具有高宗题签、乾卦印（书法无）、「希世藏」印和「绍兴」印的书画已经不复得见。

现存的具有高宗亲笔题签的书画，有传王维（七〇一年～七六一年，一说六九九年～七六一年）的《伏生授经图》、戴嵩（生卒年不详）的《乳牛图》和《褚遂良摹兰亭序》卷。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的传王维《伏生授经图》，被认为是传世最接近《绍兴御府书画式》的旧装潢。（王耀庭《宋高宗书画收藏研究》）此件前隔水绫上左边有高宗小正字的押署「王维写济南伏生」。 绫与本幅之间，有朱文的乾卦圆印，本幅的左下角钤「绍兴」金文连珠印。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传唐代戴嵩的《乳牛图》，题签为高宗小正字「戴嵩乳牛图」。在题签之上有乾卦圆印。画面左下角用「希世藏」小方印。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兰亭八柱」之二褚遂良《摹兰亭序》，前隔水有高宗题「褚摸王羲之兰亭帖」。「兰亭八柱」之三的《神龙本兰亭》的右半边题签尚存，通过比较，此签或是高宗亲笔（王耀庭《宋高宗书画收藏研究》），幅后左下钤有「绍兴」鸟虫文连珠印。

除了「绍兴」金文连珠印之外，还有一批钤「绍兴」小篆连珠印的作品，不少是高宗收藏的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的书帖。包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米芾《苕溪诗》、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和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米芾《戏呈诗帖》和黄庭坚《书寒山子庞居士诗》，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的米芾《海岱帖》，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所藏的黄庭坚《行书赠张大同跋尾》。

除上文所述的乾卦圆印、「绍兴」金文连珠印、「绍兴」小篆连珠印之外，高宗还有其他的鉴藏印。以褚遂良《摹兰亭序》为例，幅面的右下角的「机暇清玩之印」，卷后米芾题跋之纸与前纸接续的左上方，有「内府书印」（十字栏）朱文印，中间有「机暇珍赏」白文方印，下方有「睿思东阁」白文方印，皆是高宗用印。

整体而言，高宗收藏的古画常用「绍兴」金文连珠印；晋唐人的法帖，钤盖「绍兴」金文连珠印和小篆连珠印的均有；「宋四家」的书法，则多用「绍兴」小篆连珠印。「内府书印」和「睿思东阁」两印，多为米芾等北宋士人书法的印记，在唐人的书法中也能见到。

高宗的书画鉴藏趣味

在书法方面，高宗以「二王」法书为重，尤其注重王羲之。《思陵翰墨志》曰：「余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另外在《绍兴御府书画式》中高宗收藏的法书真迹分为「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诸多名目，其中「二王」独占一题，以此足见高宗嗜好。

北宋米芾《苕溪诗》卷（局部）

唐褚遂良（传）《摹兰亭序》卷（局部）

北宋 黄庭坚 诸上座帖卷（局部）纸本墨笔 纵三三厘米 横七二九·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在北宋的书法中，高宗欣赏的是「宋四家」以及薛绍彭。《思陵翰墨志》载：「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书画可称。……继苏、黄、米、蔡，笔势澜翻，各有趣向。」在《绍兴御府书画式》中，则专列「苏、黄、米芾、薛绍彭、蔡襄等杂诗、赋、书简真迹」和「米芾书杂文、简牍」两项。

因南宋总结「靖康之变」的前因后果，多将「新党」当政作为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故而高宗受「旧党」当政的哲宗（赵顼，一〇四八年～一〇八五年）时期士风的影响颇深，曾曰「朕最爱元祐」。（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陆游（一一二五年～一二一〇年）亦曰：「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在《绍兴御府书画式》中，专有「苏轼、文与可杂画」与「米芾杂画横轴」条目。此外，高宗还收藏和主持创作了一批具政治意味的画作，如李唐（一〇六六年～一一五〇年）的《采薇图》、萧照（活动于十二世纪）的《中兴瑞应图》等，主题多与祥瑞、复国和迎銮等政治主题有关，学者曾有专题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北宋 黄庭坚 贺兰铦诗帖（局部）纸本墨笔 纵三四·七厘米 横六九·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