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民 江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北宋承袭唐五代旧制，于建国初设立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3馆，后又增设秘阁，秘阁与3馆合称为馆阁。作为宋廷最大的藏书之府和储才之所，馆阁与国家政治生活、文化教育及文学艺术息息相关。近年来，学界对北宋馆阁职官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其“正馆职”的探讨，对作为“准馆职”的“馆阁对读书籍”的设置、任选和执掌等基本情况却重视不够。北宋馆阁以“聚天下贤才，长育成就”[1]113为宗旨，兼具储备和培育人才的重要社会教育职能，但一直以来却被视为藏书和校书的文化机构或是供皇帝咨询的秘书机构，其社会教育职能常被忽略。文章对“馆阁对读书籍”一职进行考证，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馆阁的社会教育职能及其实现价值。

一、“馆阁对读书籍”考释

北宋馆阁职官有“正馆职”与“准馆职”之别，两者虽均为馆阁供事官，但在设置、执掌以及选任上都存在较大差别。对“正馆职”与“准馆职”的概念和边界进行界定，是考释“馆阁对读书籍”相关问题的基础与前提。

(一)北宋馆职“正”与“准”之辨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将馆职分为3等：“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2]111程俱《麟台故事》亦载“直馆至校勘通谓之馆职”[1]7。在洪迈和程俱看来，上到集贤修撰、史馆修撰、直馆与直院，下至馆阁校勘和史馆检讨，皆为馆职。陈元锋指出，馆职其实是在馆供事官的统称[3]。在馆供事官虽统称为馆职，但一些因事临时而设的职位却不能被等同视之。欧阳修率先提出“馆阁正职”概念，认为“作编校二年，然后升为校勘，未是正职。为校勘四年后，升为校理，始是正职”[4]1729。龚延明在《宋代官制辞典》中沿用了欧阳修这一说法，他认为校勘已被列入馆职，但未属于“正馆职”，于是提出了“正馆职”和“准馆职”概念[5]。此后，李元锋、李更及昌庆志等人在论及校勘时，也都将校勘归入“准馆职”。但以上学者都未对“正馆职”与“准馆职”进行界定，致使两者概念模糊，边界不清。

“准馆职”虽职位待遇与“正馆职”无异，但在职官设置和选任上存在区别特征。其一，“准馆职”因事而设，属临时执事官。据《长编》载，元祐六年(1091)，秘书监王钦臣乞求差遣真靖大师陈景元校正黄本道书，临时设立提举黄本书籍和校对黄本书籍等职[6]4360。《辑稿》又载道：绍圣元年(1094)，校订黄本道书事成，诏令罢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所，所立职官也不复兹选[7]3478。可见，“准馆职”因事而设，事成则废，有具体执掌，但职位并不固定，而“正馆职”则属常设执事馆职，职位固定，没有具体执掌。其二，“准馆职”任期满可通过诏试转为正职。据《长编》载道：“熙宁二年(1069)，始置崇文院校书，规定除因故被罢黜者外，任期满者可奏取者，充任馆阁校勘。”[6]5886朱明之、崔公度和虞太熙等人都由崇文院校书升为馆阁校勘，位列正职。其三，“正馆职”需要诏试除职，而“准馆职”则不同。《宋史》载道：“直馆、直院则谓之馆职……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8]3822洪迈《容斋随笔》亦载曰：“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2]111可见，“正馆职”在北宋为清要之职，前期任选严苛，必须由诏试除职。史书记载，枢密副使张士逊曾为其子张友直请为馆阁校勘，宋仁宗以“馆阁所以待英俊，可以恩请乎”予以严正回绝[1]121。与“正馆职”不同，“准馆职”无需诏试，通常由他官直接兼任或是由大臣恩请除职。《宋史》载曰：“张子皋以父齐贤为相迁校书郎，进馆阁读书。”[8]9160综上，“正馆职”需要诏试除职，属于封建官僚体系内的职官，且职位固定。“准馆职”则临时而设，游离于体制之外，但任职期满后具有通过诏试转为正职的机会。

(二)“馆阁对读书籍”为“准馆职”

“馆阁对读书籍”是否为馆职，目前尚无定论。白金在《北宋目录学研究》一书中对“馆阁对读书籍”是否为馆职提出质疑，但并未展开论述[9]。通过考证吕公绰、张子思和盛申甫等人的在馆①经历，可确定“馆阁对读书籍”为“准馆职”。据《辑稿》记载：“(天圣)十年二月十九日，学士院试监丞大理寺丞、馆阁对读书籍吕公绰，赋稍优；光禄寺丞、馆阁对读书籍张子思赋堪、诗低次。诏公绰充集贤校理，子思充秘阁校理。公绰、子思皆以在馆二年，特诏命试。”[7]5855由此可知，担任“馆阁对读书籍”的吕公绰和张子思在充任“正馆职”秘阁校理②之前都已经在馆两年。《麟台故事》载曰：“祖宗朝有馆阁读书，或上书自陈，美妙被选，或宰执子弟。”[1]121吕公绰乃北宋名相吕夷简之子，张子思乃宰相张知白之侄，此二人皆因宰执子弟的身份得以入馆读书。此外，同任“馆阁对读书籍”一职的盛申甫也因其父翰林学士盛度之请得以在馆读书[1]142，张充乃宰相李迪之婿，因李迪之请得以入馆读书，并担任“馆阁对读书籍”一职[7]5856。另据《辑稿》记载可知，吕公绰与张充等4人在天圣八年(1030)至景佑三年(1036)之间入馆读书，“馆阁对读书籍”一职当授于此间，且笔者遍考宋代文献未见其他人再但任过该职。由此可推知，“馆阁对读书籍”当为吕公绰、张子思、盛申甫和张充4人在馆阁读书期间被临时差遣，既不是专职也不是正官。此外，根据《辑稿》“(景佑三年)学士院试秘书丞、馆阁对读书籍张充……诏充集贤校理。充，宰相李迪之壻，自陈对读书籍已二年，诏更候一年，至是岁满，命试”的记载可知，“馆阁对读书籍”任期满便可以申请诏试转为正职。因此，可以确定“馆阁对读书籍”为“准馆职”。

(三)“馆阁对读书籍”的设置、选任与执掌

据上文考证，“馆阁对读书籍”为“准馆职”。因此，该职位应是据馆阁工作所需临时设置。限于史料匮乏，“馆阁对读书籍”一职的设置与人员任选未见相关记载，但可以参考同为“准馆职”的“校对黄本书籍”一职。据《长编》载曰：“元裕六年(1091)闰八月，秘书监王钦臣乞差真靖大师陈景元校黄本道书……元佑七年(1092)三月，秘书省增加校对黄本书籍官五员。”[6]4360由此可知，“校对黄本书籍”因事而设，人数不定，依实际需要增减。作为执事官，“校对黄本书籍”又有具体执掌，其执掌与职名相应。可以断定，“馆阁对读书籍”一职当为临时设置，无定员，其职掌为对读书籍。宋人在对古籍版本进行考校时，一人持异本朗读，一人比照原本，遇到不同地方则标注异同，谓之对读。此法在北宋被广泛应用，是最基础的校勘方法。吴缜《新唐书纠谬》载道：“方《新书》来上，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校勘。若校勘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雠对，则二三胥吏足办，何假文馆之士？”[10]其所谓“执卷唱读，案文雠对”，就是“对读法”。北宋馆职往往“名数虽异，职务略同”[6]700，且“有位号而无分职”[11]400，直馆、修撰、校理和校勘等职官虽称谓不同，但实际职务都为书籍校雠。据《辑稿》“(景佑二年)学士院试秘书丞盛申甫……诏充集贤校理。盛申甫先在馆阁校勘书籍，有诏候及三年，至是岁满，命试”[7]5855记载可知，“馆阁对读书籍”一职与校勘及校书正字一样都为馆阁校书官，执掌馆阁图籍校雠所属之事，并非仅是书籍对读。

二、馆阁的社会教育职能探析

北宋馆阁是宋廷重要的藏书和校书的文化机构，兼备“储才”和“育才”的社会教育职能。它以“聚天下贤才，长育成就”为宗旨，招揽众多文学俊士，为朝廷储备了大批优秀人才，并通过日常图书校勘工作和重大政治活动对人才进行历练与培育。

(一)北宋文学俊士储备机构

宋初，太祖设立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3馆，目的在于广聚天下经籍图书，以培育英俊贤才。为招揽天下文学俊士，3馆秘阁各设职位，各有执掌。文馆设大学士、学士及直学士判昭文馆事等职，掌经史子集四库图籍修写校雠之事；集贤院设集贤殿大学士、学士、直学士、集贤殿修撰和校理等职，校勘集贤院书籍；史馆设监修国史与史馆修撰等职，掌修国史、实录、会要和日历。秘阁设直秘阁、秘阁校理、秘阁判事与秘阁校理等职，执掌专供皇帝阅读书籍的校正，以备咨询。北宋馆阁汇聚天下图书，其职位清要贵重，天下才学之士无不心驰神往。苏轼亦云：“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12]196或是文学高科诏试，或是大臣举荐诏试，宋廷将大批优秀人才汇聚馆阁。北宋初，皇帝以准入馆阁读书的方法表示对士子的优待和恩宠，后逐渐成为定制，被获准入馆读书成为士子至高无上的荣耀。进入馆阁读书的途径有3种：“或是上书自陈，或是美妙被选，或是总宰子弟。”据史料记载，洪熙元年(984)，福州蒲城杨忆11岁，宋太宗闻其名，诏送阙下试赋，授秘书省正字，令就馆阁读书。景德二年(1005)，晏殊被提拔为秘书省正字，获准入秘阁读书。宋绶，15岁，“诏试中书，真宗爱其文，迁大理评事，听于秘阁读书”。以上3人皆是闻名一时的文学才俊，以才华被选入馆阁读书。此外，当时的执政者往往请求将其子弟置于馆阁读书，如枢密副使张士逊之子张友直、翰林侍读学士盛度之子盛申甫以及宰相张知白之子张充等，都因大臣请求得以入馆。长此以往，进入馆阁读书的士子构成了较为庞大的读书群体。他们不仅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还可通过诏试获得正式的馆职而步入仕途，馆阁形成了读书、考试及任官一套完整的人才培育和选拔机制。因此，馆阁兼备了储才、育才与选才的综合职能，是北宋重要的人才培育机构。

(二)北宋高级官僚的培育机构

北宋馆阁既是宋廷重要的藏书机构，也是负责给皇帝提供咨询的重要秘书机构，为宋廷培育了大批优秀的高级统治人才。范祖禹云：“臣窃惟祖宗置三馆秘阁以待天下贤材，公卿侍从皆由此出，不专为聚书设校理、校勘之职，亦非专为校书也。”[12]4360作为北宋重要储才与育才中心，馆阁主要是以“培育政治人才，满足朝廷用人需求”为第一要义。曾巩云：“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11]214故馆阁十分注重对馆员的能力以及政治素养的培养。每当遇到国家重大典礼等政事活动，宋廷都会命令馆员参与讨论。《麟台故事》载道：“仁宗谓辅臣曰：‘二府政事之臣既日谋谟于前，至于侍从之臣亦间尝访对。朕设三馆，以育才，当有通明边防攻击之宜、国家利病之要者……其诏自今三馆臣僚各上对事，如须面陈，并许请对。’”[1]127在与同僚交游议论和群居讲习之间，馆员逐渐知晓了朝廷之政体事务。所谓“图书之府所以待贤俊而备讨论也”[13]，有关坟籍整理和礼义制度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馆员的知识储备和政治素养。汪藻对馆阁培养政治人才的职能作了很好的总结：“祖宗辟三馆，而侈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图书为四部，而详及于《凡将》《急就》之学。于此聚当时能言之士，使之读平生未见之书。岂专求简编之断残，将因致簪缨之远大。”[14]馆员需要大量阅读书籍以备侍从咨询，为皇帝指出为政的得失，并在议政过程中培养他们才能学识，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北宋馆阁为宋廷培养了大批高级官僚，不少名臣贤相皆出身馆职。刘安世云：“祖宗初定天下，首辟儒馆，以育人材，累圣遵业，益加崇奖，处于英俊之地而厉其名节，观古今之书而开其聪明，廪食太官，不任吏责，所以成就德器，推择豪杰，名卿贤相，多出此途。”[6]10029可见，馆阁俨然已成为宋廷高级官僚的培育机构和士子升迁的捷径。北宋士子由进士获得荐试的机会，担任馆职，又由馆职选任两制词臣，再由两制拔擢辅相，一路升迁，畅通无阻。可见，馆员的快速升迁与馆阁主要以培养政治所需人才为指向的社会教育职能紧密关联。

三、馆阁社会教育职能的实现

馆阁兼备“储才”和“育才”的重要社会教育职能，对宋代政治、文化和教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馆阁社会教育职能的实现离不开宋廷政策与制度的保障。宋廷广蓄天下书籍并制定完善的图书借阅制度，还通过诏令规定馆员享有俸禄和津贴，这些措施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馆阁社会教育职能的实现。

(一)书籍阅读、校雠与自我教育

北宋统治者重视儒学教化，广蓄天下书籍。至北宋中期，馆阁藏书已超越前朝各代，并在徽宗政和七年(1117)达到55 923卷。北宋馆阁藏书不仅数量庞大，且种类丰富，“上自文籍之初，六经传记，百家之说，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医卜、禁呪、神仙、黄老、浮图、异域之言，靡所不有，号为书林”[4]1446。为了保证馆阁丰富的文献图籍得到充分利用，宋廷规定除秘阁书籍外，三馆书籍均可外借。《辑稿》载曰：“帝谓宰臣曰：‘近闻图书之府，甚不齐，假借之余，散失尤多……’(薛)昂等上言：‘四部书为朝臣所借者凡四百六十卷。’”[7]2780“熙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监三馆秘阁言，欲将借本书库原书籍添入经史子集，书数足备，更准备阅览，其馆阁书籍浩翰……如遇殿试科场，即馆阁一面供书入殿，从之。”[7]3473由此可见，3馆书籍的外借为馆外士子阅览书籍提供了便利。

馆阁既是国家藏书要地，又是文献生产中心。除收集和整理书籍外，馆员还需利用馆阁的藏书编修国史，完成编纂官书与书目等任务。馆阁的古籍整理遍及所有图书门类：崇文院负责经史子集四库图籍校订修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4部类书皆出自崇文院；秘阁则负责缮写专供皇帝阅读的书籍。图书编校工作使馆员得以阅览大量书籍，天地事物、古今治乱及至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7]1446。书籍是知识的重要载体，收集、整理、查阅及编纂图书等工作成为教育风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对促进学风与培育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曾巩言道：“天下图书始复聚，而缙绅之学彬彬矣。”[11]675综上，馆阁书籍的借阅和校雠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与流通，使士子得以饱览群书，充分实现自我教育。

(二)文人雅集、拜师与精神生活

馆员“除了平日较为严肃的编书校文、顾问侍从外，宴饮游乐、谈诗论文和相互戏谑屡见不鲜”[15]。馆阁学士雅好文学，每结伴同行，则集于名区僧舍，或酒楼坊肆，饮酒赋诗。《梦溪笔谈》卷九载曰：“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16]由此可知，馆员在推杯换盏与欢笑契谈之间提笔写情，切磋诗文。在日常校雠阅典之时，每遇不解之处，馆阁则会选明博通辨的文学之士群居讲解。馆阁藏书宏富，且读书环境良好，馆员可以在雅集交游中切磋技艺，这极大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此外，馆阁求学拜师之风盛行。晏殊14岁被选中入馆读书，真宗让晏殊跟随直使馆陈彭年学习。晏殊在馆期间学习勤奋且交游持重，深得陈彭年的器重。此后，范仲淹因晏殊举荐得以入馆，与晏殊属门生关系。在馆读书期间，范仲俺得到了晏殊的提携与教导。如其诗作所言：“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17]，两人的师生情谊为人所称赞。北宋馆阁职员学风兴盛，拜师活动方兴未艾。师长的提携与指导对年轻馆员的见闻增长、视野开阔以及知识技能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馆职俸禄、津贴与物质保障

北宋皇帝重视馆阁建设，并为馆员提供了俸禄、津贴与物质保障。《麟台故事》载道：“帝登阁，观群书齐整，喜谓侍臣曰：‘丧乱己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联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赐坐，命酒三行。”[1]38除皇帝临幸赏赐外，宋廷还制定了明确的馆阁职员俸禄和津贴制度，以确保在馆士子安心学习和工作。如《麟台故事》载曰：“政和禄格：行秘书监职钱四十二贯，守三十八贯，试三十五贯，米麦各十石……行秘书郎、著作佐郎职钱二十二贯，守二十贯，试十八贯，行校书郎职钱十八贯，守十六贯，试十四贯；行正字职钱十六贯，守十五贯，试十四贯。”[1]210-211供事馆阁之官不仅有固定俸禄，还经常有粮食和衣物的津贴。又如《麟台故事》载曰：“史馆四库书直言官，旧请钱七贯五百，粮一石，折细色六斗、绢、葛、棉如三馆孔目官，增为料钱、添给钱各五贯，米、麦各一旦，春、冬衣绢各二疋，棉十两。”[1]213北宋皇帝诏令，凡在馆读书人员皆由大臣免费供给餐食，若参与馆阁编校书籍则还可以享受额外津贴。《麟台故事》载：“(秘阁)正名楷书请给自补充日支月钱五贯……寻以轮差祠祭邸应并抄写本省文字，每月添钱三贯。”[1]214宋廷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为馆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使得馆职贤才得以“日玩典籍，不亲米盐之务，专修经纬之业”[18]。

综上所述，“馆阁对读书籍”是北宋馆阁于天圣八年(1030)至景佑三年(1036)之间，因工作需要而临时设立的“准馆职”。“馆阁对读书籍”虽游离于馆阁职官体制之外，却是转为正式馆职的重要条件。馆阁作为宋廷重要的藏书机构和文化中心，兼备储才和育人的重要社会教育职能，对宋代政治、文化以及教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 释：

① 此处“在馆”指“馆阁读书”，“在馆读书”是北宋时期皇帝对臣僚子弟或少年才俊入馆阁读书的一种特许。

② 程俱《麟台故事》卷三《任选》载曰：吕公绰和张子思通过诏试充任馆阁校勘，这与《宋会要辑要》所载“馆阁校理”相异。馆阁校理在校勘之上，吕公绰和张子思此时刚转为正馆职，故此处当以《麟台故事》记载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