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凌畅

近些年来，财税法学界提出了公共财产法理论，为财税法学研究与财税制度完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具有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意义。就理论层面而言，当前财税法仍然处于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项下，但“宏观调控其实只是财税法的非常态的、次要的和附随的功能”[注]刘剑文：“财税法功能的定位及其当代变迁”，《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第168页。，过于强调财税的调控职能偏离了财税法学科的应有内涵，而以“公共财产法”为基石无疑有助于建构财税法自身独立且全面的逻辑体系。从实践层面来看，公共财产法理论认为“政府与纳税人是共存于同一片时空之下的两类主体”[注]刘剑文：“财税法治的破局与立势——一种以关系平衡为核心的治国之路”，《清华法学》2013年第5期，第23页。，因此“财税法有必要更多地强调协商与合作，而不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对抗。将财税法定位为一种财产法或者公共财产法，而不是侵权法，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注]刘剑文：“公共财产法视角下的财税法学新思维”，载刘剑文：《财税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可以看到，将财税法的定位由“侵权法”向“财产法”乃至“公共财产法”的理论转向，有助于消解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紧张的对抗态势，从而营造出良性互动的财税文化，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建设至关重要。[注]参见前注〔1〕，第179页。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财税法学科中的公共财产法理论也存在着两方面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