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珊珊

2017年8月19日的《卫报》网站上，刊载了戴维·布莱克伯恩针对乌尔利希·豪尔夫的新著——《马的告别》的文章。

豪尔夫的著作《马的告别》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文章组成，以从拿破仑（黑格尔所谓“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到二战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为时间界限，详细描绘了“马”在文学、艺术、电影、哲学、历史等材料中的相关呈现。他提醒我们注意，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所谓现代世界的发展过程中，马其实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矿区和铁路服务的，是马匹；在现代大都会运货载客的，也是马匹。1900年，伦敦有马匹三十万、曼哈顿有马匹十三万。甚至人行道的出现，也是为了将马拉的载具与行人区分开来。只是到了一战前，价格更为便宜的机械动能形式才开始取代马匹，但这一过程在农村地区更晚到来，因为农村地区的现代化普遍开始于1945年以后。

豪尔夫认为，马是“速度的机器”，因此也就成了统治的工具。该书关于美国的一章认为，是马匹，使得美国对于西部的征服以及“西部片”（最初被戏称为“马上的戏”）的发明成为可能。而马匹在大型战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即使在二十世纪的机械化战争中，马匹的使用和滥用也是相当惊人的：一战期间战死沙场的马匹数量，就高达一千六百万——电影《战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二战期间，要将重型装备运往前线——特别是东部前线——的要求，使得人们对于马匹的使用更加频繁，但骑兵部队的辉煌时代，却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便已衰退，因为马匹已经无法胜任负载重炮、机枪和钢刺等重武器的任务。豪尔夫还提到了伊萨克·巴别尔的小说《红色骑兵军》——直到二战结束的1950年代中期，它才被解散。

根据豪尔夫的观察，从十八世纪开始，关于马的专业知识更加丰富，且专门化和系统化。而“马匹学”逐渐成型的基本动力之一，就是十八世纪英国赛马业的体制化；同时，马匹解剖学也随之兴起——曾有一位英国马匹医生，在林肯郡的馬厩里待了十八个月，由此精确描绘出了马匹的肌肉、筋腱和血管。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农场、诊所、艺术家和摄影家的诸多努力，都使得人们对于马匹的“科学”理解愈加复杂。

马匹当然也与政治有关。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言：“统治即驾驭。”拿破仑是“坐在马背上的人”，而罗伯斯庇尔则不会骑马；墨索里尼喜欢坐在马上，以彰显自己的权威；还有一些时候，马与暴力、性以及恐惧有着或隐或现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