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述务

新近一期《文化纵横》刊载了曹锦清的文章，就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复兴进程中话语体系的重建问题发表了看法。

曹锦清说，相比于之前五百年间发生过的不同国家的崛起来说，中国崛起与之最大的差别，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可能是带有自己“语言”的复兴。这个语言因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理论体系，会让西方世界更感到震惊。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西方世界还是把中国崛起纳入到西方整个话语里在言说。去年美国就在讨论“修昔底德陷阱”。那么，中国崛起以后会不会带来不一样的格局？中国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一套话语来表达？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在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之后，我们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结伴不结盟”。在国际关系上提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实际上也是希望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体系。现在很难说这样一个新的体系能够完全被接受，但至少这样一套语言是以文化自信应对西方已有的体系。

但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虽然文明复兴的物质力量不断显现，关于文明复兴的话语重建，却非常困难。为什么？

首先，我们现在还处于崛起的前夜，即还没有完全完成赶超的目标。因而，我们有点自信，但自信并不太多。这种自信不多，在国内的自由主义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不说自由主义现在是错了，而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明显落伍，它有点跟不上中国复杂的进程，看不到中国和西方如今各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其次，这个问题和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有关。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对中国未来的影响非常重大。一百多年来，我们通过整个的教育系统全面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及它的专业知识，我们以此来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任务，但也以此为尺度来重新考量中国的现实经验和中国的历史经验。从此以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中国自身的经验都成为这种知识分类体系的研究对象及西方理论的分析对象，从此，中国的经验大部分就被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定义。

曹锦清认为，这种困境可概括为两句话：如果没有西方的话语，我们已经无法表述；但是有了西方的话语，我们就胡乱地表述。

近些年来，为了走出这样的困境，很多学者有着从传统里面寻找思想资源的动力。但目前来看，寻找的大部分都是传统的观念——基本是以儒家为主的某些个概念，诸如和谐、大同、小康等等。寻找这些概念本身没有错，但这远远不够。

我们应从制度研究入手落实对于中国话语的重建，要从制度角度入手研究当代中国的治理结构与传统中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为强大，王朝有兴衰，但制度是有沿有革。比如郡縣制贯穿百代、两千多年；监察制、巡视制也例行两千多年，且巡视制在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当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

要研究这些制度，意味着我们研究的重点应从政体转向治体。如果我们摆脱用政体来理解我们的经验，转而以治理体系作为理解我们自身发展的重点，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做东西方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中国史学叙述有一类是制度史，以唐代杜佑的《通典》为典型。今天，我们应重返这个资源，看到古代制度的近代沿革，从当代治理的绩效来重新评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信息化时代的快速流动，给我们的治理制度带来的冲击。我们要从这儿出发，梳理中国的内部治理和对外治理的话语。也许这样的传统并不是一无是处，也许这其中有能够满足当代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和一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