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10月初，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陈家坪老师邀我为本年度的北京青年诗会写一篇文章，主题是“诗歌正义”。按照我的理解，首先想到的是“诗歌与正义”“诗歌的正义”，这个话题立马让我来了劲，好像有很多话，早已郁积在心，在平静的江面下暗涛汹涌，只待时机合适，它们便会井喷式爆发。但真正要下笔时，我却不得不一再延迟写作计划：在当下，发达的娱乐、正确的口号和无处不在的高尚能量早已把诗歌的尊严挤压成可怜巴巴的米粒，即使诗歌一鼓作气，登上高耸的纪念碑顶，举起金属大喇叭，它所发出的声音也会被公共空间的滚滚喧嚣瞬间覆没，没有谁的目光会为它那副孤独的美丽面庞多停留一秒，更没有谁在乎它的严肃、颤栗和悲愤。在无孔不入的大合唱中，“在安分繁荣的路灯下”（腰乐队：《世界呢分钟》），“在立竿见影的人民币斗争热情里”（腰乐队：《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我，一个两手空空的诗人，要谈“诗歌正义”，其实比预想的要难得多，除非我的大脑对媚俗的世界、愚蠢的偏见自带屏蔽模式。

但沉积多年的摇滚素养还是推动着我在犹豫中开始。话题自然而然要从摇滚乐引入。台湾摇滚、文化与政治评论家张铁志写有两本很棒的书：《时代的噪音》和《声音与愤怒》。这两本谈论摇滚乐的书，可视为同一话语体系下的双生子。在双生子身上，张铁志要检视一个涉及到摇滚乐尊严的基因密码：作为一种抵抗现实的力量，摇滚乐是否能改变世界？

要给出一个体面的答案，也并不轻松，即使“是”或者“否”只需噏动嘴唇、脱口而出。1989年，侯孝贤拍下力透纸背的史诗电影《悲情城市》，讲述台湾先辈们在“二·二八事件”中为争取自由与公义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但短短二十多年后，张铁志却深感台湾青年们沉溺于“小我”、醉心娱乐、无所作为——他们“不再管世间的不规则黑洞与烦恼”（高春林：《在徐玉诺故居》）；对于现实，他们主动放弃了批判的权利，也因此丧失了言说与改造的能力。

因此，张铁志呼唤摇滚。“而我们，则会像某人期待欠薪/某人期待上市一样/去期待下一次伟大的摇滚乐”吗？（腰乐队：《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这个疑问，是他写摇滚乐评的出发点。而“这本书是书写西方摇滚与社会的关系，但这些书写背后，其实是为了反思我们自己的摇滚文化，我们的社会”，这是他写作的目标。

一个足够好的时代，应允许人们有选择不同生活的权利，宽容他们的平庸、愚蠢、自私、无所作为；而当一个时代不够好，当它昂贵的锦袍掩盖的已是千疮百孔的肌体之时，更多的注意力会自发地指向其疾病。基于对通俗意义上的幸福的尊重，我们没有理由制止前一种情况，谋杀人类的美梦；而张铁志们，偏偏要打破幸福的幻象，将那些自我说服者和社会意淫者的梦境撕得粉碎，因为真实的常态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垃圾场”（何勇：《垃圾场》）。这个时候，艺术不再“躲进小楼成一统”，它迸发出全部的力量，以勇士的姿态“选择坚强”（指南针乐队：《选择坚强》）。在这个壮丽的反转过程中，艺术所要容纳的洪流，远远超出它自身的饮用需求，它必须迎合、创造并经营各种附加值，以参与到迫使它发声的公共语境中。这一定是对的吗？——被贴满了附加值的艺术，包括被投以“正义”期许的诗歌，像博物馆里穿着金箔片衣服的陶土士兵，你是看重它的衣服呢，还是稀罕它的真身？

二

让我们把古代的士兵暂时摆在一边，先来看看近期发生的事。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来袭，国人又被打脸，评委们居然玩起了跨界，把这一殊荣给了鲍勃·迪伦，称赞他“在美国歌曲的伟大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意表达”。估计不少人是赶紧用百度来检索，这才知道迪伦是以摇滚/民谣著称的美国艺术家。很快，迪伦的诗歌中译本在网上传播开来，这不知激起了多少诗人的酸葡萄情绪：在那些自视甚高（尤其是技术派）的诗人看来，迪伦写的那些文字分行哪像诗啊！如果我们非要给当代汉语新诗定什么标准，那么，单是从对语言复杂性的要求来看，任何一个学院派都可以秒杀迪伦。

但你不能否认迪伦写的就是诗；并且，对诗歌这种文体，他玩得比只懂詞语和修辞的你要高级。迪伦的译者之一、诗人周公度就理直气壮地说，酸葡萄诗人们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迪伦是一个伟大的人。当他们还在争论迪伦的诗是否是诗时，迪伦已经成就了他自己。

其实，摇滚乐迷都知道，不只是迪伦，还有抗议歌手尼尔·杨、呼唤爱与和平的约翰·列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U2主唱波诺……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与不公时所管的“闲事”及产生的影响，已经可以回答张铁志前面的提问。而这种“传说理想的忠诚骑士”（唐朝乐队：《浪漫骑士》），在中国摇滚圈里，其实已并不少见。摇滚乐固然是一种西方舶来品，但它一进入中国，马上就融入了我们当代的语境。这不得不说有汉语的大功劳，借助汉语这一载体，中国的摇滚人也可以思考并分享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并对这个社会发出他们的声音。不论是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不是我不明白》）、窦唯的“噢，我的天，高级动物”（窦唯：《高级动物》），还是扭曲的机器发出的质问“为什么生活中处处都需要有效的证件，为什么没有证件就得不到合格的身份”（扭曲的机器：《证件》），都像斧头一样，在捶打着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秩序。即使只是踮着脚尖踩在小小的烟渚上负隅顽抗，但他们没有停止发声，因为“我要告诉你们/我根本他妈没错/错的是我不应该安静地活着”（扭曲的机器：《我没错》）。

那么，比起摇滚乐，汉语新诗在做什么？在《失去象征的世界》里，耿占春认为，诗歌本是人类话语实践的核心，这种最高级的话语活动，应该被其他学科分享使用。但汉语新诗显然没受到这样的礼遇。在介入公共领域时，汉语新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和现代性知识，同时作为一种高级的审美范式，其影响力却远不及媒体批量生产的话语垃圾；再高明的诗句，也常常在由小机巧撑起的广告语面前败下阵来。而在深入人心或公信力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高明一无是处。但，我不禁要问：这种被边缘、被排斥，仅仅是外部世界施加于诗歌的吗？诗歌自身没有一点错误，它像窦娥一样洁白无辜？始终面临着身份合法性困扰的汉语新诗，还能不能为自己负责？

而我亲爱的汉语诗人们，既拥有使用、改造汉语的权力，还拥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丧失的敏感心性，却将大量的精力投入语词的迷宫，在精雕细琢的象牙塔里流连忘返。“用一张假钞，买一把假枪，保卫她的生活，直到大厦崩塌”（万能青年旅店：《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他们可以视而不见，“不毛之地已高楼林立，流亡之处已灯红酒绿”（舌头乐队：《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但我愈来愈怀疑，这种自我蒙蔽是否真的有助于过滤现实中无处不在的苦难、不公与荒诞？而它是否又真的能建造起一个自足的王国，吸引人们“抛开一切，走进天堂”（唐朝乐队：《天堂》）？先不论这种诗歌自我蒙蔽法的有效性，真实的情况是：这个现实是我们共同面对的，穹顶之下，同为家园。我想，周公度说的迪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打破了艺术范式的壁垒，将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用一种利于传播的方式去表现这些问题，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去反思并做出改变。这样的艺术，不再是只生长于摇滚或民谣的后花园，它在向外飞翔时接触了人间的生气，它明白人类的眼泪、欢笑、挣扎与从容，于是能跨越肤色、种族与国度，成为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知识体，当然，更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人生最大的伟业，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知识带来可能，行动改变世界。纵观西方摇滚史，我们无法无视摇滚乐为世界带来的改变，它的“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的梦想，始终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传唱。而我们的汉语新诗，面对这广阔的一切，却反身走进了一扇有可能行不通也有可能通向虚无的窄门，这扇窄门除了能证明某种自私以外，并不能证明自身的高尚与价值的正确。自带精英幻想的汉语诗人，前仆后继地涌入这扇窄门，彼此讨伐、树敌，争取自我陶醉的合法性以把玩语言和技巧。而结果是，在这人人都高高在上的狭窄地带，诗歌正在成为一门复杂精湛却毫无用处的学问，被华丽的修辞所一再强化的，不過是它的小而无用。这就像拉什迪在《羞耻》里所写的，神秘的三姐妹将家族的生活锁闭于城堡的高墙之内，拒绝与外界发生联系。汉语新诗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打开城堡大门的钥匙，到底在哪里？如果，钥匙就在眼前，那么，这门是开还是不开？如果开了，那放开了腿脚的汉语新诗还能跑多远？它如何应对外面的世界？在更大的范围内，它还会不会受到待见？它的影响力的边界在哪里？而在诗歌的内外，我们还要用什么，才能有力地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与独特性？由此看来，“诗歌正义”不只是偏正结构的“诗歌的正义”，还是动宾结构上的“正义”，也即对诗歌意义的注疏、义训。

三

在解决这些问题前，我们先容许汉语新诗进行自我辩解。汉语新诗能在文明的荒原上坚守一亩三分地，躬耕不辍，必会有动人的丰收。它对自留地的态度，不得不说有维持话语权力的考虑，但也有孤芳自赏的成分。因此它有超然的一面，并不急于向外界展示、推销自己的魅力，而是敞开竹篱笆，等候着寻找美的人主动找来。无论如何，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庆幸：我们陷于文字内的弱小自由，我们可怜巴巴的精神胜利法，我们建立于小抒情上的小快乐，都被绑在这一亩三分地的裤腿上。

但换个角度，汉语新诗广受诟病的一点，在于它与大众拉开了距离。它自造、自营一套规则，并用一再推进的难度来保障自身地位及价值。它的门槛频频加高，更多的人被拒之门外。抛开极个别的历史时刻，似乎一直以来，总是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用它的蜜汁。它自身内部的分裂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没有一个安迪·沃霍尔式的人物（在这里我更愿意称之为“super star”），一只手娴熟地操控着美的制造，另一只手翻云覆雨，搧动起无法阻止的影响力，蔓延过广泛的人群。

当诗人们在一再抬高汉语新诗的门槛时，也在一再地加强自身对外界的免疫力——承认吧，我们已毫无疑问地“产生了对社会行动和正义冲动的道德诱惑的免疫力”（耿占春：《丧失行动的知识人》）。在这里，云集着大量的使用显微镜的诗人，没有谁使用瞭望镜——仿佛使用瞭望镜即意味着对美和诗歌的背叛，就是自身格调低下的象征。在一亩三分地的美丽新世界幻象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诗人们已习惯了注射疫苗，那带着细菌的广阔天地被排除在敞开的竹篱笆外。当弥漫着尘土气息的风消逝不再来，天空中悬浮的只是毫无杂质的冰冷晶体，汉语新诗就变成诗人们不可或缺的梭麻（梭麻，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里人类发展到更高级时所使用的一种药品，可帮助人调节、控制情绪和思想），服下了它，我们就能自我欺骗：“我的舌头纯化了/人对世界的终极评价/——甜”（宋琳：《忆故人》），并在药物的力量下看到美好的幻象——“没有了，早就没有人孤单/没有人不爱捐助/没有人/无心睡眠”（腰乐队：《世界呢分钟》）。

在自我欺骗与相互欺骗的合谋下，愈发技术化与工艺化的汉语新诗，就像是现代陶瓷厂流水线上的瓷器，一个个面孔精致却轻脆易碎。阅读它们，又像观看一场韩国选美大赛，持续不断的语言整容术将它们一个个打理得趋近完美，但你无法记住其中任何一位。面对它们，仿佛“倒在自我虚设的洞里”“感到越来越有些疲倦”（汪峰：《晚安北京》），总有一天，你会质疑这样的审美，你呼唤血性，但它已被汉语新诗关在了竹篱笆门外，游荡至远方，再也不见踪影。“乱石间，陈寅恪犹峭然冷对/而我，只屈从于这阵鸟鸣”（飞廉：《春山晚晴》），在苟活哲学与权力话语的双重催眠下，诗人们在白日梦中进化成稳定、精密的写作机器，不用再添加感情原料，只需往里面投入一个个词语，即可批量生产面目统一的诗歌。

难道我们的肠胃也会被调教得只能消化精粮？难道“你那永远不变/低收入的镜头里/永远是春天”（腰乐队：《世界呢分钟》）？而事实是，我，“很想把对你乐观的理解，深深地/插进你的喉管”。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只是被巨大无边的机器所抽打的陀螺，被动地“在酒杯里转/在噩梦里转/在不可告人的阴谋里转/在欲望里转/在挣扎里转/在东窗事发的麻木里转”（万晓利：《陀螺》）。然而，鲜有人意识到这就是悲剧，悲剧正在发生，我们都为其所害却又都沉默地参与其中！身处这悲剧中，你不过是发出这样的疑问：“昨天晚上我可能死了/是怎么死的我也忘了/昨天晚上我忘了活了/怎么是活着我也忘了”（谢天笑：《昨天晚上我可能死了》）。一切的界线都模糊了，喜剧与悲剧同台，连死也与生相拥。

当下汉语新诗，沉睡在密密埋伏的地雷之上！

四

然而，在面对当下汉语新诗的诸多问题时，虽然我一再地震惊于它的孱弱与自私，但既然还要赋予其希望，就必须认识到它的特殊性。

还是以摇滚乐来展开比较。先说普及方式。摇滚乐产生于现代音像技术已臻成熟的前提下，由于音像的特质，摇滚乐的传播也主要是依赖于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因而它能够更容易地抓取更广大的受众面。而在网络传播普及之前，汉语新诗的传播主要是依赖于传统纸媒，比起摇滚乐所倚靠的电视、电台而言，传统纸媒的普及能力显然有其局限性。

而现在，虽然汉语新诗与摇滚乐越来越多地分享着同样的、类似的普及方式，但它们还是各有各的侧重点。提到摇滚乐，人们常常会联想到它在拷问世界时释放出的独特力量，它就像一把尖刀，又准，又狠，直捅社会的阴暗与不公正。这一行为，常有奔放的旋律与强烈的鼓点助推，瞬间激起你的痛感，让你凛然一震，为之揪心。而文字似乎没有这么直接、强大的生理催动力，相比起来，靠文字说话的汉语新诗就柔弱得多。摇滚乐偏爱直捅与插入，但诗歌偏爱徐徐的渗透，它很少以暴雨的形式出现，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它极为耐心地、一点一滴地打湿芸芸众生麻木不堪的神经，待这根神经湿透了、恢复了知觉，我们才会蓦然发现许多的问题。很多时候，在诗歌里，我们的痛感与怀疑，我们的自我建构，就是这样缓慢来临的。

因此，我们又怎能要求正义踏着风火轮，朝诗歌狂奔而来？不要忘记，曾经的普罗文学、新民歌运动，又何尝不是疾风骤雨式的？可即使它们在短时间内形成了潮流，事后却并没留下什么经得起检验的文本。如果对正义的追求盖过了对诗歌中其他美学因素的要求——而这些美学因素正是构成诗歌的织体，它们的变形或消匿会直接导致诗歌性质的转化——那么，所谓的诗歌，也就被扁平化为一种工具性的话语，失去审美性。所以，我在文章开篇时提到的下笔困难，其实正源于此。我担心自己的忧虑会在急切的叙述中不自觉地滑向表面上的幼稚的激进，而这种激进必然会遮蔽真实的忧患，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在犹豫：正义、和平等诸多美好的词汇，无论有多吸引人，都不能替代诗歌的主体性。这些漂亮的附加值就像是衣服，只有剪裁得合身了，让诗歌穿上它们，才会显得彼此都锦上添花。而作为衣服的拥有者，诗歌必须从内在上调养自己，才能更好地驾驭这些衣服，并使自己与其相得益彰。同时，也只有承认诗歌拥有这种选择与自我调解的权力，我们才能来谈它与附加值的关系，谈诗歌的正义。

而这样一个时代，诗歌是否需要正义？其实我的立场，在前面几章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我并不认为，“我的反抗只是要消耗自己的不甘”（李浩：《苍蝇，或者无题》）。正义，这个特殊的附加值，它的一种反抗沉默的方式，就是与代表着人类美好向往的诗歌结合起来，通过诗歌发出自己的声音。诗歌，也会因为正义的参与而变得更有重量。

托马斯·索维尔曾悲观地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世界中的关键性事实则是：所有的作为或所有的不作为都会付出代价。”既然作为或不作为都要付出代价，那么，我们不妨参考一下鲁迅的做法：摘下诗歌——这地雷上的玫瑰，刻不容缓，唤醒铁屋子里的人。

而我们的行动应带着这样的一个诗学问题去进行实践：在对诗歌正义的追求中，汉语新诗应该如何继续自身内部的修炼？它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发声以介入公共空间，才能确保自身的存在不被附加值掩盖、滑入空荡的巨响之中？这是诗人们在进行正義实践时的切身问题，透过它，我们也可以明确，正义诉求与诗学内部是不能割裂的整体。

杨碧薇，诗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诗集《诗摇滚》《坐在对面的爱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