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10月初，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陈家坪老师邀我为本年度的北京青年诗会写一篇文章，主题是“诗歌正义”。按照我的理解，首先想到的是“诗歌与正义”“诗歌的正义”，这个话题立马让我来了劲，好像有很多话，早已郁积在心，在平静的江面下暗涛汹涌，只待时机合适，它们便会井喷式爆发。但真正要下笔时，我却不得不一再延迟写作计划：在当下，发达的娱乐、正确的口号和无处不在的高尚能量早已把诗歌的尊严挤压成可怜巴巴的米粒，即使诗歌一鼓作气，登上高耸的纪念碑顶，举起金属大喇叭，它所发出的声音也会被公共空间的滚滚喧嚣瞬间覆没，没有谁的目光会为它那副孤独的美丽面庞多停留一秒，更没有谁在乎它的严肃、颤栗和悲愤。在无孔不入的大合唱中，“在安分繁荣的路灯下”（腰乐队：《世界呢分钟》），“在立竿见影的人民币斗争热情里”（腰乐队：《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我，一个两手空空的诗人，要谈“诗歌正义”，其实比预想的要难得多，除非我的大脑对媚俗的世界、愚蠢的偏见自带屏蔽模式。

但沉积多年的摇滚素养还是推动着我在犹豫中开始。话题自然而然要从摇滚乐引入。台湾摇滚、文化与政治评论家张铁志写有两本很棒的书：《时代的噪音》和《声音与愤怒》。这两本谈论摇滚乐的书，可视为同一话语体系下的双生子。在双生子身上，张铁志要检视一个涉及到摇滚乐尊严的基因密码：作为一种抵抗现实的力量，摇滚乐是否能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