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鲁迅接触域外文明，因为有他本人《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提示，日、德、俄、东北欧和“巴尔干诸小国”过去被人关注不少，但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相对就遭忽视。目前仅《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一年第四期姚锡佩《鲁迅探求的意大利文学新源》介绍鲁迅购置意大利图书稍见系统性，其他文章则局限于鲁迅与但丁一个题目。主张“拿来主义”的鲁迅毕生“拿来”的范围几乎覆盖世界文明所有成熟形态（他还经常提到非洲等地），文艺复兴以后意大利以及关系密切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他的接触其实也相当深广。

中国近现代许多作家去意大利都属于短期“壮游”（grand tour），如盛成（1922）、徐志摩（1925）、王独清（1926）、朱自清（1932）、李健吾（1933）等。更早还有晚清郭嵩焘（1879）和康有为（1904）。这些作家（以上括号内年份皆为他们游历意大利的时间）途中或回国之后都留下纪游作品，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在拿波里的胡同里》一书对此梳理颇细。鲁迅未曾旅行意大利，但他收罗宏富，勤于披览，对意大利的了解很可能远超上述诸人。

先举两个小例子，略见鲁迅熟悉意大利文化之一斑。

第一例，是鲁迅的日本学生增田涉问鲁迅，张天翼小说《稀松的恋爱故事》中“瘟西”一词“不知指什么？”鲁迅给予详细答复：“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Leonardo da Vinci。张天翼常常乱写西洋人名，其实这不是好习惯。”能这样答复，前提固然是熟悉张天翼小说和张氏“乱写西洋人名”的习惯，但对“西洋人名”也须有超出一般水平的了解，这样才能透过张天翼的“乱写”而知道“西洋人名”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