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城垣“三修”及与漕运关系略考<br/>——基于对清代临清方志文献的研究

临清城垣“三修”及与漕运关系略考
——基于对清代临清方志文献的研究

2017-12-21周广骞

殷都学刊 2017年4期

关键词：城垣土城运河

周广骞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临清城垣“三修”及与漕运关系略考
——基于对清代临清方志文献的研究

周广骞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明清两代为临清的发展、繁荣期。随着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临清在漕粮运输、商品集散等方面日趋居于重要地位。修建城垣在临清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本文利用清代至民国临清地方志中关于城垣修筑方面的资料，充分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梳理了临清修筑城垣的三个阶段，并从维持漕运、保护商民、外敌入侵及农民起义等方面，分析了临清修筑城垣的动机、作用及意义。

临清；城垣；修筑

方志以记载一方之事为主，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仓修良称：“大运河所通过的各府、县，所修方志对于运河或漕运记载总是特别详细，……这些内容非运河沿岸的府、州、县志，自然就不会有记载了”[1](P79)。临清未设州以前的志书已无可考见，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知州方元焕纂《临清州志》十卷，今已不传。清代以来，临清凡四修方志，且均为地方官员奉上司之命编修。康熙十一年(1672年)，“俞旨修志，宪檄行州”[2]，知州于睿明遂编《(康熙)临清州志》。高晋《(乾隆)临清州志序》称：“既命儒臣编纂通志，复俾郡县随宜采辑，以备陈风”[3]，则《(乾隆)临清州志》实与编修《通志》前后相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部檄曰其修州志，顷宪檄又督催严”[4]，故有《(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序》之修。《(民国)临清县志》则因“二十二年夏郡人议修县志，复奉省政府通令规定修志大纲”[5]编纂而成。

其中康熙十二年(1673年)《临清州志》四卷，因“宪行限促，乃就方志漫加改削”，故“不逮前志远矣”[3]。乾隆十四年(1749年)，王俊再修州志，凡十二卷，“是书原本方志，于通志兼有参正”[3]。此处所指《通志》为岳濬、法敏修《山东通志》，该《通志》“宁核毋滥，宁朴毋华，宁慎毋速”[6]，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临清升直隶州后，张度、邓希曾承上宪之命，编修《乾隆直隶州志》十一卷。民国建立后，临清撤州设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张自清修《临清县志》，“诸君子博访周咨，阅时三载，一再易稿，旧者宜补补之，新者宜增增之”[5]，以民国中记事为详。据此可见，自明代以至民国，临清凡五修志书，其中四部存世。其修志之勤、保留志书之多、记述内容之丰富，与沿运城市相比毫不逊色。

临清地处汶河、卫河交汇之处，原为县，元属中书省燕南河北道，明属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弘治二年(1489年)升为州，领馆陶、丘县。清属东昌府，不领县；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升直隶州，辖武城、夏津、丘县。明初定都南京，“江西、湖广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吴中之粟由转运河(即吴越运河)，凤泗之粟浮淮，河南、山东之粟下黄河”[7](卷八五)，各地漕粮供给京师均非常便利。为供给北部边疆驻军所需，“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7](卷八五)，此时临清的漕运枢纽地位尚未凸显。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河决原武(今河南原阳县)，漫安山湖而东，会通(河)尽淤”[7](卷八五)，临清以南的运道完全中断。因受元末明初战乱影响，今山东、临清一带人口锐减，异常萧条。刘基《过东昌有感》云：“白杨号悲风，蔓草杳漠漠。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8](卷十三)即为对明初山东一带的真实写照。明成祖即位后，经过宋礼等人的精心治理，山东境内漕“道大通，浅船约万艘，(每艘)载约四百石，(漕)粮约四百万石，浮闸，从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直涉虚然”[9](P2)。此后，朝廷罢陆、海运，每年漕粮四百万石均由京杭运河运输。因“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易泄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河，此其要害也”[10](卷十四)，成为漕粮北运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顾炎武认为山东要塞之地有五，而临清为最，即因为“积贮，天下之大命也”，如有“不逞之徒乘间窃发，八百里中，泥丸可塞也”[11](卷十九)。(清)贺王昌《(康熙)临清州志序》称临清为“东郡名区，西北控燕赵，东接齐鲁，南界魏博，河运直抵京师，水陆交冲”[2]，均对临清不可替代的地位作了精当的概括。

临清的兴衰与运河息息相关，运河对临清有多方面的影响。随着临清成“为漕挽之喉，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夫天下之行旅出乎其涂，岿然一重镇矣”[4]，加强临清城防亦逐渐为各级官员所关注。在上述今存四部临清方志中，关于运河城垣修造的记述散见于建置、食货、宦迹、艺文等不同部分。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山东运河城市城垣建设及城市建筑特色，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以下主要通过临清方志，并结合相关文献，对临清修造城垣情况及原因略加考证。

一、建城之始：广积仓城

朱元璋驱逐元朝势力，山东纳入明朝版图，“洪武己酉(二年，1369年)，徙县治汶、卫环流之中，未城”[2](卷一)。此处之“汶、卫环流”即为后世之临清中州。明永乐中，漕运实行支运法，由百姓运粮就近交纳给各仓，再由官军从各仓支取，运送至京、通二仓。临清作为汶、卫合流之地，逐渐成为重要的贮粮基地，永乐十三年(1415年)，在临清设户部督饷分司，“仓三，曰广积，曰临清，廒八十一连，连十间；曰常盈，廒二连，百间”[3](卷三)。(明)户部主事胡尧元《仓部题名记》云：“临清南引徐淮，北迆德津，据要而中居之，岁受山东、河南之赋几三十万，以节漕力，以望京储，厥惟重哉！”[3](卷三)因此朝廷于“靖难后，会通渠北置广积仓城”[2](卷一)，即为临清建城之始。

初具规模：临清砖城

漕运的畅通，带来了临清商业的逐步繁荣。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陈济称：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明户部主事郭应聘《重建玉音楼记》云：“我国家统一区宇，军国之费寖广，而任土之供或匮于给。乃度商贾舟车之会，置署命官，以榷其利，……清源其一也。”[3](卷三)随着临清逐步发展成为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加强临清防卫已经相当迫切。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后，明朝面临瓦剌铁骑南侵的巨大危险。当时有民间传言称，北兵曾到宁晋泊内踏看水草，扬言去临清抢掳，宣府、怀来、山西蔚州及白羊、紫荆关口总兵、守备等官员也先后多次上奏北兵意图大举入侵的情形。在瓦剌南侵的巨大威胁下，京师九门戒严。为防范北兵越长城南下、危及运河漕运，兵部尚书于谦在积极主持北京防务的同时，“议临清当城，以平江侯陈豫、都御史孙曰良治其事”。[2](卷一)(明)吏部尚书王直亦对修建临清城垣非常认可，其《临清建城记》称：“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为要且切也如此，而可以无城池兵戎之保障乎？”[3](卷三)陈豫、孙曰良因广积仓城建城，“故其西北特出，缘仓基也，俗谓之幞头城。城高四寻，广三寻，围九里百步，甃以甓。为门四，东威武，南永清，西广积，北镇定。”临清砖城防御设施完备，“正隅为戍楼八，戍铺四十六，人马陟降处为蛾眉甬道，外凿湟，周匝深广皆九尺”。[2](卷一)从王直此篇记文可知，朝廷官员修建临清城垣，已经从建造广积仓城时的单纯保护漕粮，转变为在护漕的同时兼顾商民，商业发展已经逐步成为临清修建城垣必须考虑的因素。

二、最终定型：临清土城

临清砖城建于会通河东岸，城周仅9里余，粮仓占地四分之一，其余多为衙署，发展工商业的空间很小。而“州四方贸易地，溯河之民生聚日衍，城居不能十一”[2](卷一)，商贾列肆于城外的越来越多。会通河在靠近卫河处分为两支，分别在南北两处流入卫河，因此在会通河与卫河之间形成了一块周围环水的狭长陆地，市肆林立栉比，著名的临清鳌头矶即在中州。《(乾隆)临清州志》称“鳌头矶在中州东起处，砌石如鳌头突出，筑观音阁其上，旧闸二、新开闸二各分左右如足”[3](卷十)，鳌头矶附近，均为临清最繁华的商业区。李东阳《过鳌头矶》诗称：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5](卷十一)

对临清中州一带的繁华景象进行了非常生动精细的描绘。此外，临清砖城以南的中州不仅商民聚集，朝廷也相应设立了不少衙署。《(乾隆)临清州志》载：“户部榷税分司，明宣德间设，署在会通河新开闸西浒，中为正堂三间，扁曰廉平。”[3](卷三)临清钞关为全国所设十一座钞关之一，山东巡抚喀尔吉善《重修榷关公署记》云：“宣德四年，又设户部钞关，以御史或郡佐兼领，宏(避弘历讳，改“弘”为“宏”)治初，始岁差主事一员，督收船料商税，课无定额，岁约四万余金。”[4](卷九)此项税收分季解京，以充内帑。由此可见，随着临清经济的繁荣，临清的工商业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州和运河两岸，当地商民随之盼望修建城垣，以卫室庐，以求安居。

但相对于商业发展和税款征收，朝廷更为关注的仍是漕运是否能够畅通。丘濬是临清扩建城垣的首倡者。他称临清“东控青齐，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请跨河为城，各为水门，以通舟楫，包诸闸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预防之一事也”[12](卷三十四)明正德五年(1510年)，刘六、刘七在河北霸州起义，六年(1511年)转战沧州、东昌等地，阻断漕运，“守臣掘堑筑土，以卫城外之众，谓之边墙。嘉靖壬寅，巡抚都御史曾铣、兵备副使王杨得丘文庄(丘濬)公书，曰临清宜跨河为城，遂协群议，由旧城乾、巽两隅拓而广之，延袤二十里，……第诎于时，未有甃甓。”因砖城、土城相连，因此又称连城。此时临清城规模宏大，“州跨两河，新旧周连29里，巍然巨观矣”，“垣高广并如旧城，而闉闍之宏丽峻敞实过之”[2](卷一)。土城在原有砖城基础上拓展而成，将原有砖城西、南两侧城墙包入城中，砖城之广积门、永清门成为自土城进出砖城的通道。据《(乾隆)临清州志》卷首《州城图》可知，土城将汶、卫交汇之处的临清闸、砖闸、板闸等关键水利设施及沿河最为繁华的中州一带完全包于城中。为方便进出，土城“为门六：东宾阳、景岱，南钦明，西靖西、绥远，北怀朔。为水门三：汶一，卫二”。而且为便于防守，每门均“各为戍楼对峙，为月城四，为戍铺三十有二，凿池深阔”[2](卷一)。至此，临清城防体系全部告成。

临清城垣周长29里，规模相当宏大，对保障明清时期临清漕运畅通、人烟辐辏、官署聚集、工商业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万历年间，临清“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4](卷三)。清朝建立后不久，临清即迅速恢复了繁荣的景象。贺王昌在《(康熙)临清州志序》中称自己髫年路过临清时，所见景物尚很萧条。康熙十二年(1673)为官临清，则“见其甲第连云，人物熙攘。漕运万艘衔尾北上，市肆毂击肩摩，不减临淄、即墨”[2]。今据《(康熙)临清州志》编列临清街市巷厂表格如下：

清康熙初临清街市巷厂表

注：本表据《(康熙)临清州志》(清抄本)卷一《村市》编制。

由上表可知，在康熙初年，临清有街20条、市13个、巷29条，另有各种手工工场6个，临清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乾隆前期，临清城持续兴盛不衰，砖城内有街十、市二，土城内有街十三，市十，巷二十九，厂七，这些街巷多以传统工商业为名，如马市街、锅市街、炭厂、粮市、白布巷等。外地商人也纷纷在临清居住经商，谢肇淛《五杂组》称“十九皆徽商占籍”[13](卷十四)，清乾隆时临清商贾辐辏，多于居民十倍。临清因运河而繁盛，至乾隆朝达到顶峰后。此后临清多次遭遇战乱摧残，特别是晚清漕运停止后，外地商人纷纷他迁，临清城垣之中亦日趋衰败。《(民国)临清县志》称：“按城内街市，当全盛时代，人烟辐辏，有毂击肩摩之势。自经兵燹，元气不复，劫烬之余，……若西门内三两人家，已不成其为街市，北门之内则白骨如莽，瓦砾苍凉，过其地者，不胜今昔之感焉”[5](卷二)。随着临清城逐步走向沉寂与没落，全长29里的临清城垣已经失去了保漕护商的原有作用。

总体来看，临清作为凭借运河漕运兴盛起来的城市，其发展有一个由小到大、逐步铺开的过程，因此临清城垣的建造，也随之出现了前后相连的三个阶段：临清因贮粮之需，而建广积仓城；因护漕保商之需，而建临清砖城；因地处漕运要冲，工商业繁荣兴盛，而建土城加以保护。临清砖城为州治所在和仓储重地，土城为商业和交通运输中心，完全改变了景泰、弘治以来城池布局和工商业发展不协调的情况。扩建土城，是临清中州附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临清进入全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临清在保障漕运上具有非常重要地位，因此临清建城多由较高级官员决策和实施。如景泰砖城之兴建，即为兵部尚书于谦提议，平江侯陈豫、都御史孙曰良主持兴建。嘉靖土城之兴建，则采用了已故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丘濬的建议。从外部环境看，当明王朝遭遇外患内乱之时，漕运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就会更加凸显，朝廷就会对临清的防卫更加关注。土木之变后，北兵有南下之虞，故随即于景泰初年即修筑砖城。正德中，刘六、刘七起义，焚烧漕船，威胁漕运，“守臣掘堑筑土，以卫城外之众，谓之边墙”[2](卷一)，此即为临清修筑土城之始。此外，临清百货聚集，为一大商业都会，临清钞关设于会通河西砖闸北侧，水次仓、税课局、北河行台设在中州之中，砖厂亦设在土城内卫河两侧，这些都对朝廷税收和营建具有直接的影响。

据此可见，临清城垣初修、扩修是朝廷维护统治、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临清城垣的破败以至荒废，也是运河漕运逐渐衰落的必然结果。临清城垣的兴衰历程，是临清兴衰历程的标志，也是山东境内运河漕运兴衰历程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侧面，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济南：齐鲁书社，1990.

[2](清)于睿明修，胡悉宁纂.(康熙)临清州志[M].清抄本.

[3](清)王俊修，李森纂.(乾隆)临清州志[M]，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4](清)张度、邓希曾修，朱钟纂.(乾隆)临清直隶州志[M]，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5]张自清修，张树梅、王贵笙纂.(民国)临清县志[M]，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6](清)岳濬、法敏修，杜诏、顾瀛纂.山东通志[M]，乾隆元年(1736)刻本.

[7](清)张廷玉.明史[M]，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

[8](明)刘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M]，景乌程许氏藏明刊本.

[9](明)万恭.治水筌蹄[M]，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

[10](清)谈迁.国榷[M]，清抄本.

[1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