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子

当我敲下这个标题时，我的嘴角也忍不住扬起微笑的光芒。因为我的母亲曾经在那个叫做曙光缝纫社的地方整整工作了四十余年，也就是说从她的花季时代直至天命之年，她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缝纫事业，母亲一生中到底缝过多少件衣裳，纫过多少条裤子恐怕她自己也无法计算。汶川县有多少人穿过母亲打过的衣服更无从知晓。母亲，心灵手巧的母亲只知道一个月缝纫的衣服要达到多少件才能完成本月的任务？母亲只在意超任务完成的“活路”又增加了多少工分？所有的工分最后变成养育我们三姐妹的生活费和学杂费。所以我用“母亲的曙光缝纫社”作题目，是对母亲这份职业的尊重与敬意，更是对曙光缝纫社曾经激情燃烧过的岁月无尽的追忆。

童年时代，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总是让我写自己最熟悉的人、最尊敬的人、最爱的人。但我从没写过自己的母亲，每当我给自己的同学或者朋友介绍自己的母亲是裁缝时，母亲总会在旁边纠正：“我不是裁工而是车工”。其话语间是一种真正的谦卑。

我还在襁褓里的时候母亲就带着我一块儿去上班，最初她将我背在背上，我总是随着她踩动缝纫机的节奏很快入睡，就像悦耳的摇篮曲。有一次母亲忙碌着打衣服，蹒跚起步的我独自走到威州大桥上去玩，当我看见木板下狂啸的河水时，我吓得没敢哭而是小心翼翼地爬过大桥木板准备去找河对岸做小生意的家爷，结果被守桥人发现了，他们寻问我是谁家的孩子，终于有人识得我，将我抱回母亲上班的地方。我年青的母亲没有任何恐慌与后怕，忙碌依然，那年我刚两岁。

曙光缝纫社的职工家属有十几个和我同龄的孩子，那个时代谁家没有三五个娃娃？单位制度里没有明确不许带着孩子上班这条规定，所以我们的童年过得无拘无束，即使家长们晚上开会，一群猴子一般调皮的孩子从这张案板下爬到另一张案板下“躲猫猫”，有时藏在衣橱柜中，但当时的我们都没有想过假如关在里面闭气出不去的危险。

曙光缝纫社有四种工种：那位腿残疾的阿姨坐在柜台前收货、开票、算账，因为她是高中生，在当时是少有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了会计。第二种工种就是裁剪师傅，对！不能叫其工人，裁剪是技术要求较高的一个工种，一根软尺常常挂在他们的项上，一张木案板一字展开共有四五张，师傅们各有自己的地盘，彩色的画粉、锋利的剪刀等都惬意地躺在案板上，一如自信的他们。第三种工种就是车工（缝纫工），是整个加工的核心程序，也是工人最多的一种工种。第四种工种叫户工，负责后期给成品衣服锁扣眼和钉扣子等。

在少有卖成品衣服的时代，每家人都有政府派发的布票，小县城里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从商店扯好布料后送到缝纫社去加工制作。有些是为老人备好寿衣，有些是机关干部的中山服，还有些则是普通人家的罩衣和棉衣裤，总之那时缝纫社的生意非常好，其热闹程度不逊于今天的菜市场。想穿新衣的人们会按照各自的审美以及师傅们在县城里的口碑找自已喜欢的裁剪师傅，做衣前先问好一件衣服要几尺几寸，剪裁师傅基本上会告之预算数，等顾客来了后先将对方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顾客站直身躯后师傅就先量上身长度、肩宽、袖长、袖口宽度以及胸围、领子的尺寸等。对于机关干部来说，他们的衣服均要求合身、得体、庄重，那么其衣裤就会希望被剪裁得稍微贴身些，才显得有精神和派头。余下的布料一般都会退还给顾客，当然偶尔也会有大块的盈余，有些师傅则会将其悄悄地隐匿积攒着改作他用。对于普通人家而言，打一件衣服往往希望师傅尽可能地将衣服布料用完或者多匀裁出一件哪怕稍微小一点的衣服也好，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制一件新衣服后大人穿了小孩穿，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依次类推，家里的孩子们对新衣都有所期待，即使打上新鲜的花补丁也一样欢天喜地。

多年后，我仍能记起某些场境，比如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位黄姓的中年师傅，他每次剪裁时都会将一块布料很庄严的对折整齐、抖动再抖动，用木尺将其平铺在案桌上然后端起一大杯水喝进口中，像打台球一般找好角度对准布料鼓足气“噗、噗、噗”均匀地将水喷在衣料的上下左右，然后才开始拿起尺子画形状与弧度，最后开剪。他喷水的样子总让我觉得像老龙喷水，因为在阳光下我常常看见那道叫做“彩虹”的光芒。令人最好笑的則是，每当有单位或上级领导巡视或者他想表达什么时，他总会非常迅速地站立、敬礼，并且大声说到：“报告政府”。后来才知道，他曾对自己的女朋友耍流氓被举报，因此被劳教过几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所谓单位是指政府、党政机关，企业则是国企，至于缝纫社根本就不算是单位更不是企业，人们都称它为“集体摊摊”。记得有一回父亲与母亲开玩笑，他轻蔑地取笑母亲在大集体上班，好脾气的母亲对他咆哮道：“你倒是国营企业，可惜你的工资还没有我挣得多”。是啊，年青时代的母亲手脚特别麻利、她打的衣服几乎很少返工，有些胆小的同事经常会将好料子的衣服交给母亲来缝纫，因为她们担心打坏了会给顾客赔偿。母亲总是胸有成竹，照单全收。那时一个月三十多元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当教师的姑父就经常告诉他的同事，自家的嫂嫂好能干，一个月可以挣四十多元，比他当老师的收入还要高。母亲却说：“我们挣钱是计件，非常辛苦，你们还是好好读书争取当老师吧！”

年近古稀的母亲依然记得：顾客来缝纫社打一件灯芯绒衣服的价格是1.58元；棉袄1.50元；男裤0.63元；女裤0.57元；被单0.17元；内裤0.16元。也就是说每件衣裳的收入35%归剪裁工，40%归车工，余下24%归公家，单位领导和会计将余下部分按比例上缴财税局和二轻主管部门。户工的收入最低，完全不纳入比例分成，是锁一件衣裳给一件衣裳的钱，从事这种职业的均是年老体弱戴着眼镜的婆婆们，而最辛苦的则是年青力壮的车工。

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几岁学会导线的，程序是先将麻花一样的线打散抖伸展，然后绷在像风车一样的线绷绷上，找出线的头子后，双脚慢慢踩动缝纫机让其向怀中方向正常运转，用左手将木棍或者锥子穿过线滚子后摁在缝纫机身的轮子上，用右手拿一枚小布巾将线包裹一下轻轻牵引着，否则火辣辣奔跑的线就会如刀一般锋利地钻进手指里，当一个个线滚渐渐变得丰满起来的时候再换一个线滚直到一把麻花线完全导入完。要导入小玉梭（也就是缝纫机牙板下的底线）其要求更高，小小的玉梭装不了多少线，往往踩动几脚就可以导入好，但是因为玉梭的材质是钢材，将其按在车轮上导入时不能摁太紧，否则会擦出火花，但手摁太松则会打滑，而这些根本难不倒我，我信马游缰几乎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导线工作相当于“军队打仗，粮草先行”，这些是缝纫的前期工作不可小觑，完全节省了大人们的缝纫时间。

我不仅帮母亲导线而且凡是大人们需要我打下手的地方她们都会叫我，刘婆婆经常让我给她打的灯芯绒裤子翻皮带扣，这是一个技术活路，不仅费时还要小技巧，用锥子慢慢地将皮带扣翻身，说简单点就像翻猪肠差不多，只不过让一个又厚又结实的小布袋子内翻外远远没有翻肠衣那么滑腻。将翻好的皮带扣还要用熨斗将其纹路对好后烫平整，这下子她就可以直接打在裤腰上了。为此刘婆婆经常给我吃糖果与胡豆，她喜欢我，我也喜欢她。

只要一放学，我就跑到母亲上班处等她下班。我只要看见有空的缝纫机，就会迅速地在地上找几块花花绿绿的布拼凑好后自己踩着缝纫机打几个玩耍时的沙包，所以我的沙包不需要手工缝制，自己随心所欲地想打多少个就打多少个，沙包里有时装沙，有时装玉米，打沙包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实用的玩具和礼物。

至今我仍然记得母亲的同事们：焦阿姨、许阿姨、岳叔、肖阿姨、何阿姨、戴叔、颜阿姨等等，其中还有一个叫九云的哑巴阿姨。

我记得许阿姨的唇边总是掛着一根刚用牙齿咬断的线，她一边打衣服一边给大家讲《封神榜》，我亦听得津津有味，记得那次当她讲到雷震子吃了杏子后立刻长出一双翅膀时，有一位阿姨一不小心将缝纫针打穿在自己的手指上了，那个疼痛现在想起来都令我蹙眉。我看的第一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就是许阿姨借给我母亲的，我每天从母亲枕头下偷出来悄悄看几页，也许这是我文学最早的启蒙吧。

母亲的人际关系很好，也许源于她温和与憨厚的性格。她们单位上有一个叫“李歪”的阿姨（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喻其厉害的绰号）泼辣得要命，工作上的事谁也不敢惹她，更不敢轻易分配给她工分值低的衣服，但她对我母亲则特别好，甚至有一回她让母亲陪她去商店挑块花布，母亲选好后她付了钱和布票后就把花布赠给了母亲，而她家里还有四个正在读书的孩子，究其原因，母亲说也许是为了祝贺她生了三女儿的一份礼物吧？母亲是懂哑语的，她几乎会用手语耐心地告诉九云阿姨很多制衣技术上的问题，每当得到满意的答案时，哑巴阿姨会搂着母亲的肩膀手舞足蹈。

记得每年大年三十，母亲总是回家特别晚，因为必须加班。但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我们三姐妹的枕头边都各自有一件折叠得很漂亮的新衣。后来才知道，是母亲加班回来后用家里的缝纫机连夜做出来的，因为自家的衣服是不允许拿到单位上去打的，那有揩油的嫌疑。所以母亲攒钱也买了一台上海的蝴蝶牌缝纫机。家里虽然方便了许多，但这一买不打紧，她几乎要包揽自家亲戚和邻居家衣服上的各类杂活，比如今天帮谁家裤子的后疤打一个像靶子一样结实的圈圈，明天会帮谁家孩子的棉衣接一截棉布，总之她上班忙碌，下班更忙碌。

改革开放后，成品衣越来越多，曙光缝纫社即使迅速购进几台电动缝纫机也无法追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原始的制衣坊和落后的款式逐渐被淘汰。缝纫社转制并与五金社合并，于是处于黄金口岸的缝纫社一半改成了商店，一半改成了旅馆。如此又过了十多年，当县城里的国企也难以生存下去的时候，好的口岸被拍卖，母亲四十多年的工龄被折算成现金来补偿，她用那笔钱买下了四十平米的公房，单位用拍卖的集体资产安置了所有职工，并在县社会养老保险处买了社保与医保。母亲常常说做人要知足常乐，她退休时的工资只有三百多元钱，如今退休十九年，工资也快长到近二千元了。

四十余年的缝纫生涯没有给母亲留下任何职业病，是何其幸运。母亲偶尔与我说起当年的点滴委屈，我总是悉心地安慰她，毕竟人生失落与拥有总是带着一个时代的宿命与烙印。如今陪伴她三十余年的缝纫机放在我家阳台上，满头白发的老母偶尔会戴着眼镜帮我把淘汰的呢子大衣翻一面新的改成一件件时尚的马甲，她喃喃地怪我不好好向她学习这门技艺。

我偶尔也想，是不是从明天起就开始有计划地学习缝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