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初期，众多中国历史教科书都重视对晚清国耻进行述写，这些国耻史的书写在当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述写晚清国耻，可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国耻史的述写又为民国政府推翻清政府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关键词：民国初期；中国历史教科书；国耻

民国初期，中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但中国根本的危机并未解除，在国际上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在国内也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民国政府统治合法性的确认问题。中国近代所遭受的国耻正迎合民国初期的多种需要，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对晚清国耻的叙写有着重要价值。

一、重视史鉴传统，激发国民爱国热情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备受列强侵略，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救亡图存成为其时的时代主题。中国历来重视“史鉴”传统，“‘以史为鉴的鉴戒史观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它不仅不局限于史学内部，更是一种政治历史观，历朝历代都受到最高当政者表面上的备加推崇。”民初历史教科书重视叙述清朝外交失败的历史，即中国近代所遭受的耻辱外交，期望能够在清朝失败的历史中寻求借鉴，达到培养国民忧患意识，激发国人爱国热情，避免民族危亡的目的。

在民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大都对晚清时期所遭受的国耻进行了介绍，在潘武编写的《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四》“中英战争及南京条约”一课就对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过程和条约内容进行了比较详细地介绍，其内容是：

“鸦片产于印度，明季以来，英人受之我国。嗜者日多，耗材害民，朝议严禁。林则徐奉宣宗命至广东。令英商出所藏鸦片，烧海口。英人怒，遂宣战，浙海门户多为所据，又北攻天津，势颇锐。清廷罢则徐职，命琦善赴广东议和，英兵又攻广东，据厦门，更进入长江，直逼南京。清廷大震，于是再命耆英至南京议和。赔款二千六百万两，割香港畀之，开广州、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且任其运售鸦片，乃息兵。所谓《南京条约》是也。”

上述对鸦片战争的原因、过程及结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虽未发表评论，但是这些史实的记述足以暴露出英侵略者的罪行以及中国因此遭受的耻辱，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随即愈演愈烈。这种以史实叙写，不加评论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中比教普遍，如在赵征铎撰写的《高等小学新历史教科书》中“朝鲜台湾入日记”一课，也如实地记载了日本抢夺中国藩属的史实，其写到：

“朝鲜自古为我国藩属，日本久窥伺之，清穆宗时，日本与朝鲜定约，认为独立国，清政府未之知也。光绪二十年，朝鲜内乱来乞师，日本闻之，先进兵，清政府诘责之，战端遂启。我海陆两军皆败，清廷乃遣李鸿章赴日本议和，认为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偿银二万万两，割台湾、辽东、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商埠，旋以俄、德、法干预，还辽东，又增偿银三千万两。”

在民国初期对晚清国耻的述写是非常普遍的，中国的近代就如同杨喆、莊启傅所讲的这样“近数十年间，外侮荐至，稽诸纪载，国耻较多”，因此，这就要求国人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重视从清朝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从而做到“前事不忘者，后事之师也。但使居于中国之人，各爱敬其固有之历史，力求所以不坠荣誉，则多难兴邦。”也正如《中国耻辱记》所告诫国人的，不要再重走清廷的覆辙，因此要求“我中华民国万不可如此糊涂，须要拿满清所受的苦楚当作镜子一般，常常看见，刻刻警戒。”

二、注重清朝国耻述写，构建民国政府政权的合法性

历史教科书是向国民传播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的重要载体，同时“作为学校历史教育的主导资源，历史教科书除需传授基本历史知识外，还承担着传播正统历史观、价值观以引导民众的功能，因此，其编写既反映了学者立场，也反映了国家政权对历史资源的态度。”因此历史教科书也是政府向国民灌输自己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民国政府是推翻清政府而确立的，民国初期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政府的建设和其统治合法性的确认问题。而历史教科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民国政府解决这一难题。因为历史教科书能够以史实叙写的方式，着重选择历史内容，从而以史实论证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为民国政府推翻清朝政府提供依据。在赵征铎撰写的《高等小学新历史教科书》就写到：

“自台湾割让后，列强一变其态度，争事割据以求均势。俄、德首先协商，德索租胶州湾，而俄得旅顺、大连湾，清政府不能拒，先后定约，英人继之，索租威海卫以为抵制。未几，法亦援例索租广州湾，清政府悉允之。自是我国沿海重要军港悉为外人有矣。”

赵征铎将列强的贪婪和清政府的无为进行了叙写，这些史实的叙写印证了清朝政府的无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民国政府推翻晚清政府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在民国初期，众多历史教科书就通过书写晚清国耻批判晚清政府。钟毓龙编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中也对晚清政府进行了批判，其写到：

“清代以法网繁密之故，酿成畏葸诞杳之风气。在上者，则以保位全身为主，义国计民生之不顾，良有以也。在下者，则以舔取利禄为主义，廉耻气节之尽丧失，亦良有以也。且自康熙以来，人口增殖几以万计，而地不加辟，利且外溢，生计程度之日高更足，以促成人民苟且侥幸之心，加以重文轻武，崇虚贱、实迷信，夸诞数千年，积习深中。”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之中，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在与列强的对抗中，多以中国战败为结局，接下来就是割地、赔款、开埠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些都是国人难以忘记的国耻史。民国初期的历史教科书在编写过程中重视对晚清国耻的介绍，这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为了以史为鉴、救亡图存，同时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历史教科书为载体，详细介绍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耻辱历史，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从而挽救危机。其次，国耻史的编写和宣传又迎合了民国政府的多种政治诉求，讲述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屈辱史实，易于印证中国晚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为民国政府推翻晚清政府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于此同时，中国在近代所遭受的屈辱历史又不断增强着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从而民族凝聚力得以提升。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国耻教育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发挥着广泛的影响。

【参考文獻】

[1]李帆.浅析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与“亡国”话语[J].人文杂志，2017（02）：89-94.

[2]潘武.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四[M].上海：中华书局，1913：11.

[3]赵征铎.高等小学新历史教科书（第四册）[M].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3：9-10.

[4]杨喆，莊启傅.新式历史教科书（第六册）[M].上海：中华书局，1916：16.

[5]沈亮棨.国耻演说[M].上海：国民教育实进会，1920：1.

[6]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三[M].上海：中华书局，1914：138.

作者简介：管西荣（1990-），女，汉族，山东日照人，硕士研究生，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