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迪雅 郑士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一系列战争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签订而来的耻辱感与危机感，深深地激发了一些社会进步人士的救亡意识，他们开始试图将个人和国家的耻辱结合起来，并想要将其变成一种群体认知，以激发民众普遍的爱国救亡之情。在这一过程中，国耻教育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国耻教育主要是运用中国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国耻日，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本文拟从社会方面对清末民初中国国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作一初步探讨，结合这方面的动员力量在推动近代国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所得所失，希望对当代国耻教育的有效实施和开展有所借鉴。

一、清末民初国耻教育的社会动员力量

（一）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社团组织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环境，想靠个人力量去挽救国家危亡局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社会中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结成社团组织，其中开展国耻教育成为他们救亡图存的重要方式之一。

最早出现的带有国耻教育性质的社团，应是1897年康有为、寿富创立的知耻学会。梁启超为其撰序，称日本落后可以知耻而维新，如今中国危亡在即，民贵知耻，愿“诵耻以倡于天下”。寿富亦作后序痛陈甲午战后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之耻，提倡“为学”而明耻雪恨。知耻学会希望通过兴办新学使得满洲贵族子弟能知国耻，开民智，兴民族。随后社会上掀起了国耻教育的风潮。

对日“二十一条”签订后，社会上掀起了反日爱国运动的浪潮。1923年7月 17日成立的中国少年自强会预备会上，彭十严便陈述了发起中国少年自强会的动机，指出“中国之事业几无一不在外人之手”，鼓励青年“急起直追，以图挽救之”[1]。同年，在国家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中国青年党成立，并设有《醒狮周报》。《醒狮周报》采用发行专号的方式，对国耻史实如“五九国耻纪念号”、“外抗强权方法号”、“中俄问题专号”等进行专门的报道和评论，呼吁民众在国家主义旗帜下团结一致、共抗外侮。

在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的第四次年会上，陈启天提出要“厉行国耻教育，以培植御侮靖难之深厚感情”，经过修改，为教育行政组所采纳。[2]会上，初等教育组也通过了司寿山等提出的“小学校施行国耻教育”的议案。[3]同年10月，第十一届全国教联会通过的《今后教育宜注意民族主义案》强调：编写历史教科书“应多取吾国民族光荣之历史，及说明今日民族衰弱之原因”，儿童教育“多采用国耻图画、国耻故事， 以引起其爱国爱家爱种族之观念”[4]。此时在社团组织的进一步强调下，国耻教育的重要性得到认可并以议案的形式公开发布。

综上所述，由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社团组织通过直接参与社会活动，推动了国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这些社团组织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往往与政治挂钩，因此他们的提议在获得国家行政组的支持后，更是推动了有关国耻教育议案的施行，使得国耻教育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国耻教育的实际实践也有所保障。

（二）以启发民智为目标的国耻著述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有关“国耻”和“亡国”的著述内容开始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热点。这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对国耻史实的写作，唤醒人们的救亡意识。

1896年王炳耀将外国报刊的有关资料汇编为《中日战辑》（后被收录为《甲午中日战辑》），并在其中写道：“当思倭之所以胜，吾之所以败。亡羊补牢，尚未为晚”[5]，呼吁人们牢记国耻，自强救国。1897年，姚锡光将自己在甲午战争中的所见所闻编写成《东方兵事记略》，希望国人明国耻，以救亡图存。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有关“国耻”的分析和论述更是成为写作的焦点。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国耻著述，部分如下表所示。

时间 作者 著作

1903年 陈天华 《猛回头 警世钟》

1905年 沈文浚 《国耻小史》

1906年 黄毅等编 《中国最近耻辱记》

1915年 赵玉森 《国耻小史续编》

孙鑫源 《国耻鉴》

郁慕侠 《国耻小志》

1917年 吕思勉 《国耻小史》

1924年 朱寿因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小史》

1926年 谢彬 《中国丧地史》

其中，沈文浚的《国耻小史》从鸦片战争开始，详细记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历程，成为此后编写国耻史的样板。孙鑫源的《国耻鉴》更为系统地按历次订约的损失将国耻分为了割地、藩属丧失、国疆被侵等八类。郁慕侠的《国耻小志》将内容创新地分为“国耻论说、国耻歌谣、国耻楹联、国耻诗词、国耻童经、国耻格言等栏。”

在当时除了有关于列举条约、外交失败的相关书籍外，也有相关国耻小说的流行，如包天笑的小说《国耻记念之一》、张愕臣的《碧玻璃》、七幕剧《胭脂井》等。还有绘制《中华国耻地图》，旁列画界条约、租借条约、媾和条约等。[6]

知识分子通过对国耻内容的写作与记述，不仅加深了民众對于国家情形严峻性的认识，还在潜移默化中对读者进行了国耻史实的教育，有利于国耻教育的推行，唤醒民众的爱国救亡之情。

（三）以纪念国耻、开展教育为主题的生活报刊和学术杂志

民国时期，《申报》作为近代报刊的重要代表，大量刊载了关于国耻纪念的内容。1915年5月9日“二十一条”签订后，民族情绪空前高涨，深重的国耻感笼罩全国。次日，章士钊救发表《时局痛言》一文，在结尾标明作于“五月九日，即国耻纪念日”[7]，是为最先使用的“国耻纪念日”的概念。5月21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对上海企业家穆湘玥的致电做出回复，决议设立“五九国耻日”以砥砺国人。[8]同时，《申报》还积极关注并报道了当时社会各界对“五九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如1915年5月19日《赣人士纪念国耻》报道，奉新商黄寿彭在售卖的一块玻璃镜上刻上“中华民国四年五月初七日国耻纪念”十五个字，在日用茶杯饭碗上刻上“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八个字以警醒世人;新建人张祺庆割破手指写血书并送交报馆，呼吁国人勿忘国耻等。[9]此后，直到建国前，每年的5月9日在《申报》上都会刊载有关国耻纪念活动的报道。

“五九国耻日”的设立后，许多教育家、学者也纷纷在学术杂志中发表国耻教育的相关文章。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期刊史上的“双子星”，以《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为代表的期刊开始收录刊载大批关于国耻教育研究和交流的文章，如在1915年所刊载的候鸿鉴的《国学国耻劳苦三大主义表例》中明确指出要挽救民族危机，各科教授应注意“国耻”，并具体举例进行了分析。[10]1923年常道直的《教育评坛：小学史地科中之国耻史实》和1925年徐映川的《小学史地教本中的国耻教材问题》、益三的《自由论坛：有关国耻的史地教材应否酌量输入以激励民气》等也都强调了国耻史教学的必要性并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了构思。1926 年，《中华教育界》的第一期還推出了“小学爱国教材”专号，分别介绍了国语科、历史科、地理科、算术科等科的爱国教材，并就各科如何进行国耻教学分别做出了详细的介绍。此外，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的国耻刊物， 如 1921年出版的《国耻杂志》等。

综上所述，报纸作为当时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有力地促进了国耻观念的传播，在国耻教育的社会动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术杂志为国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学者们在杂志中明确指出了在学校进行国耻教育的必要性，推动了国耻教育和学校教学的进一步结合。

二、对于近代国耻教育社会动员力量的评价

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之际，一大批进步人士率先意识到救亡图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面对政府的软弱妥协、民众的顽愚麻木，他们不仅联合建立社团组织，投身“开化民智”的社会宣讲和政治洪流中，还以文字为武器，通过写作形式多样的国耻著述、报道动态的国耻史实、发表关于国耻的评论以及刊登国耻教育相关学术文章的方法开展国耻教育，从而把握住了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最大范围的受众群体，使部分民众能够及时了解国家的危急局势，对他们进行国耻史实的普及和教育，以激发民众的救亡图存意识，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感。

但是，这种基于传统媒介即以书籍报刊为主的宣传在当时社会也有一定的不现实性。在战乱年代，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尚无法保障，何谈花钱去购买读物以享时政之利弊。加之清末以来，传统封建教育尚存，平民教育也未普遍推广，普通百姓识字不多，知识分子怀揣救国之心呕心沥血的文字，在他们面前也未必有多大启蒙作用。故进步人士的社会动员对于当时的受众群体来说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宣传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近代国耻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尽管当时社会动员的力量有所不足，但对国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也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进入和平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长足发展。但优渥的生活条件使得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无法对过去中国经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因此国耻观念日益淡泊，辱骂烈士、分裂国家、崇洋媚外的现象屡见不鲜。故希望通过本文对清末民初国耻教育社会动员力量的简要探析，给当代国耻教育的有效实施和开展稍予启迪和借鉴。

【注释】

[1] 吴绍熙：《会务纪要》，《行健》1924年第1期，第198页。

[2]《分组会议议案汇录·教育行政组》，《新教育》1925年第11卷第2期，第77页。

[3]《分组会议议案汇录·初等教育组》，《新教育》1925年第11卷第2期，第104—105页。

[4]《今后教育宜注意?族主义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6年第2卷第1期，第74?。。

[5]阿英：《近代外祸史》，上海：潮锋出版社，1947年，第246页。

[6] 《介绍新图》，《申报》1916年7月29日，第11版。

[7] 章士钊：《章士钊全集 第3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77页。

[8]《教育联合会覆穆湘玥电》，《申报》，1915年5月22日，第10版。

[9]《赣人士纪念国耻》，《申报》，1915年5月19日，第6版。

[10] 候鸿鉴：《国学国耻劳苦三大主义表例》，《教育杂志》1915年第7卷第7期，第2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