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亦鑫

摘 要：众所周知鲁迅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在中小学课本上屡屡可见。但与此同时鲁迅在翻译领域也同样十分活跃，他一生翻译了大量的作品，主要是翻译日文作品和俄文作品以及通过日文译文二次翻译一些西方作品。他有自己独到的翻译观，但其作品存在多次转译，准确性值得商榷，加上其翻译的作品比较生硬难懂，在翻译领域是个十分有争议的人物。

关键词：归化 异化 翻译观

一、引言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来改名为我们熟知的周树人，是中国近代非常伟大的文学家以及翻译家。他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在后世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还翻译和引进了不少外国优秀文学，试图借用外国文学的先进思想来唤醒在那个黑暗的年代的中国人的思想和意识。鲁迅的翻译虽然有不少值得争议的地方，但不可否认其在近代翻译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从最开始翻译俄国政治小说《斯巴达之魂》到去世前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鲁迅先生一生共翻译了14 个國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部（篇）作品”可以说是近代翻译界的中流砥柱级的人物。

二、鲁迅的翻译观及其发展

鲁迅的翻译观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以及受到当时一些著名的其他翻译大家的影响，所以鲁迅早期的翻译观与后期成熟后的翻译观有非常大的区别。

（一）早期以归化为主的翻译观

鲁迅早期的翻译大多以归化为主，并且其归化程度非常之高。例如在翻译黎登布洛克教授最后的讲话时将其翻译成非常有中国文言特色的“伟哉电力”。当然鲁迅的译文是经由法文文本到英文文本再到日文文本最后才到中文文本的多重转译，在语言多次转换的过程当中，与原文渐行渐远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通过与其他译本的对比也确实可以发现，其他翻译家的译本相对于鲁迅的译本而言还是比较贴近于原文的，鲁迅日后在给别人的信中谈起自己翻译的《地底旅行》译本时，也这样说道：“《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2]。

（二）《域外小说集》——翻译观的转折点

鲁迅在1906年创作杂志失败之后，便与其弟开始进行欧洲新文艺的翻译工作。在这个时期鲁迅的翻译风格开始从归化翻译向异化翻译进行转变。此时正处于鲁迅翻译风格的转折阶段，因此鲁迅既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引进外来文学，保持原文的原汁原味，又试图让其忠实于中国传统文化，让国人更容易接受。所以其翻译就陷入了一种非常矛盾的境界，以致文笔非常难以阅读。而从鲁迅《域外小说集》的序言“移译亦期弗失文情”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此时开始重视保持原文的原汁原味，一改以前任意删除修改原作的习惯，翻译时异常的严谨和谨慎，但语言却非常晦涩难懂，这也是鲁迅《域外小说集》销量极其不佳的原因之一。但这本书对中国近代翻译界却有着重大的影响，被陈福康先生誉为“中国近代议论史上的重大文献”。这本小说的翻译也是鲁迅翻译观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代表着鲁迅异化翻译观的初步形成。

（三）中后期异化翻译观的确立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于异化翻译越来越重视，译文的异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后来在《出了象牙塔》的后记中鲁迅做了清楚的说明“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 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为了保持原文的本色，有时候连语句的结构也不甚在意了，已经有开始向硬译方向发展的趋势。当然鲁迅也不是单纯的在异化而完全忽视归化的作用，在1935年的《 “题未定”草（二）》中，鲁迅明确指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 ”而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 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3]可见鲁迅虽然肯定归化的功能，但是认为归化只能为辅，只有在尽可能的异化的基础上，辅以一定程度的归化才是一篇好的译文。

三、不同时期不同翻译观的原因

（一）初期归化翻译的原因

鲁迅初期的翻译深受林纾、严复等人的影响，特别是林纾的译本，深受年轻时鲁迅的喜爱，即使是在东京留学期间，鲁迅依然非常关注林纾的译本，林纾每出一本译本鲁迅都会特地跑去神田的中国书林将其买来。而林纾可以说是对外语一窍不通，其翻译多是听取他人的口述再通过自己深厚的中文功底将其翻译出来，如此一来其归化色彩务必浓重，而爱读林纾作品的鲁迅自然其翻译观也受其影响向归化甚至进一步的改译方向倾斜。

同时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对鲁迅初期归化的翻译观有一定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阶级虽然已经意识到必须得要向西方学习，但在内心深处对于文化方面的那种天朝上国的骄傲情绪还没有完全去除，对西方的技术虽然有所接受但对于西方文化却还是抱有相当的排斥态度。鲁迅早起在《地底旅行》及《月界旅行》中强烈的归化和改译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译本能够更容易被当时的读者所接受而为之的。

同时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坚持着“广译”和“快译”这两项原则。在当时西方思想启蒙时期为了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输入更多的西方小说与思想，加快思想启蒙速度，这也是很好理解的行为。但是“快译”则必然带来各种错误，还有很多译者为了图快将原文中的内容进行大量的删减，只译出情节的大概，省略了各种细节描写。可以说鲁迅前期的归化翻译观是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二）归化向异化的原因

正如之前所言，因为当时的译本以快译和意译之风盛行，大量的译者随意删改甚至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肆修改原作，再加上不少还是通过日文文本之类的转译，导致当时译本的准确性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影响到西方思想和学说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当时的鲁迅随着思想见识的成长，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危害性，希望对其加以纠正。而首先就是改变自己的翻译观，将原来归化的翻译观转变成了以保持原文的准确性和语言特色为第一要务的异化翻译。endprint

再者鲁迅后期的翻译所面向的读者群体也有所不同，鲁迅所译的《域外小说集》是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所创作，用以对抗当时历史残留下来的顽固儒家思想，因为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外国文化甚至外文都有一定的了解，即便翻译的异化程度较高，对于这部分读者而言虽然会显得晦涩一些，却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在翻译俄国普列汉诺夫所著《艺术论》时，鲁迅则更跟进一步采用几乎逐字逐句的硬译的方法。这样译出来的书虽然对一般人而言几乎是难以理解的，但如果对象是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依靠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来仔细研读这本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话，虽然生硬却最为贴近原文的文本才是最为合适的。可见，鲁迅后来的不少译本并不是針对一般民众，而是给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一些专业领域的学者来阅读的。因此才采用严格的异化翻译，力求最为贴合原文。

四、鲁迅日文翻译实例

日语是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所学习的第一门语言，之后在日留学期间又进一步深造，使其成为鲁迅最为精通的外语，之后因为学习需要他又研习了德语，而对于英语和俄语则仅为初学，难以进行深入的翻译实践，所以对于日译本的翻译以及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对研究鲁迅的翻译观是非常重要的。在鲁迅与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中收录了鲁迅翻译森欧外、夏目漱石等名家的译本总共11篇。

森欧外是鲁迅非常喜爱的日本作家之一，在《沉默之塔》中鲁迅主要采用逐句的异化翻译，例如将疲れたような马が车を重げに挽いて、塔の下に来る。何物かが车から卸されて、塔の内に运び入れられる。译为乏力似的马，沉重似地拖了车，来到塔下面。有什么东西卸了下来，运进塔里去了。“乏力似的马，沉重似地拖了车，”可见这句异化程度严重，完全按照原文格式。同时鲁迅的语言也有独特的特点，含有一定的方言成分，例如将烏の群れ翻译成乌鸦队而不是乌鸦群，鸥が二三羽翻译为二三匹海鸥，而不是两三只海鸥。

五、对于鲁迅翻译观的评价

对于鲁迅的翻译观一直都非常具有争议性。有不少的著名翻译家都反对鲁迅的翻译观。梁实秋主张“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对此鲁迅提出了“宁信而不顺” 的主张与其针锋相对。而当时的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也支持梁实秋的观并宣称 “宁错而务顺”。但是毛泽东同志对鲁迅异化主张非常认同。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对此作了充分肯定， 指出： “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 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

我个人认为鲁迅后期极端强调异化的翻译观结合那个时代背景来说是拥有其独特价值的，在改译乱译盛行的年代，以信为第一要务的独到的翻译风格必然会为翻译领域注入新鲜血液，同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种重要的思想时，极高的准确信则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不会因为翻译的错误而步入误区。但是这样的翻译观在现代社会是很通用的，首先现代社会人们普遍比较浮躁，过于生硬的翻译第一眼就会吓跑大部分的读者，再加上随着翻译软件的进步逐字逐词的翻译仅依靠程序都是可能的，再加上信息化社会中可能同一个文本会同时出现多种译本，而只有通顺易懂的译本才能吸引到最多的读者。当然，在翻译科技类文本，各类报告，法律类文本时，异化还是非常重要的，但到底需不需要像鲁迅后期时候一样做到逐字翻译的地步，还是有待商讨的。

参考文献

[1] 寇志明.翻译与独创性：重估作为翻译家的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2011（8）.

[2] 鲁迅.鲁迅著作全编（第四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37

[3]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81.

[4] 万宝林.鲁迅翻译思想的创新性[J].

[5] 王登文，孙小丹.从意译到直译： 鲁迅翻译策略变因探析[J].赣南师范学院.

[6] 邢莉君，彭建华.鲁迅对日本文学的选择与翻译[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7] 赵秀明.论鲁迅翻译思想的多元性[J].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