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茉琳

摘 要： 毕飞宇在《玉米》这部小说中，以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成长经历探讨他对女性、权利等话题的思考，这种抽象的思考以放置在对女性身体在社会中承载的复杂信息元素来建构小说，完成他对人性幽暗世界的探秘。

关键词：女性 身体 权利 人性

2001年，毕飞宇发表了《玉米》，这部小说由三位女性的成长经历组成，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成为毕飞宇小说世界里新的重要女性形象，在此之前，《青衣》作为他的早期代表作，筱艳秋这个角色通过小说、影视作品已深入人心。毕飞宇在这些小说里展示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他所塑造的女性人物，以及他透过女性视角来“看”世界的江南特色都已为读者、学者津津乐道；与之同时，在这些小说中，毕飞宇展现出来的对权利世界的理解、书写也已如斯芬克斯之谜，成为进入毕飞宇小说世界的必答题。

女性与权利都是当代小说乃至当代文化的热点话题，不管是虚拟小说还是社会新闻，往往无法脱离这二者，这是一个声色犬马的时代，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权钱至上的时代，社会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的混乱、沉沦，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已經成为世纪话题，小说作品也多无法逃脱这两个话题的纠缠。这样看来，毕飞宇似乎并不是一位脱俗的作家，但小说写作从来都是落在生活实处的，他的小说中写到女性，也写到权利，却与别人的写法不太一样，他不仅仅是在描摹这个世界里的女性生存状态，也不仅仅是在写权利的威力，他或者把笔下的女性放在特殊的环境里学习权利、掌握权力——玉米先是村书记家里的长女，后来是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续铉；或者把笔下女性发配在被权利车轮碾压的空隙悲惨生存——玉秀作为被免职村书记家里最漂亮的女儿被轮奸；或者把女性置于窝囊猥琐的权利逼仄空间里懵懂的成长——玉秧作为农村孩子在学校里被保卫科老师长期猥亵，只为了争取一点点生存尊严。这就不仅仅是女性生存或者权利世界的简单再现了，毕飞宇是把女性生存与权利世界两股麻绳拧在一起，在这根麻绳上又同时附着了生存、欲望、婚姻、权利、生存、尊严、勇气等话题，这些话题犹如基因密码全部裹挟在主要女性人物的身体上，与她们的故事一起，表达作者对世界的理解与批评。

本文试图以《玉米》这部作品里的玉米、玉秀、玉秧为主要分析对象，讨论“身体”及“身体”相关的话题：其一女性身体有归属权，这直接影响着女性的一生；其次在一个男女关系“性话题”都是禁忌的年代（1960 — 1982年代），有社会赋予的公权利就同时拥有性特权，男性可以用权利为自己换来女性身体；第三，在不公平世界里权利显得作用巨大，因而婚姻趋向于由性关系来形成长期的权利交换关系，身体可以为女性换来权利。这就是《玉米》的身体论，以身体为钥匙，身体是勾连女性命运与权利世界的重要纽带。

一、身体与归属

女性这个话题一直以来都绕不开对身体的关注。女性的身体——本文“身体”同时包括了女性的外貌、身材、气质等，是身体的综合指称——似乎是女性面对这个世界的第一道门，而身体也是世界面对女性时的首要关注对象。在《玉米》中，玉米、玉秀作为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女孩子，家里有当村书记的父亲时，她们就是全村的公主，玉米走到哪里都有人围着、跟着；玉秀走到哪里都有人让着、捧着。父亲被免职后，她们可以骄傲的本钱就所剩无几，可以说只有“身体”了。“身体必须通过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所生产的，带有精神性的运动（动作），才能赋予自身一个绝对的存在单位。①32”如果孤零零就是一个身子，那么玉米端庄、玉秀漂亮，她们都是有基础的，可是加上了各自的精神活动之后她们的人生就出现了完全迥异的路径。

玉米，作为毕飞宇笔下最重要的第一角色，她长得端庄、大方、耐看，最重要的是她内心对自己有很深的认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想要什么”。所以玉米的身体从来都是玉米自己的，她对自己的身体有话语权，不管是该守住还是该用青春的身子换一个有权利的婚姻，玉米是对自己的身体有主动权的，这种对自我身体的清醒认识带给了玉米一种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人生态度。这种对自己身体的主动权以玉米的“自我了断”（自慰）行为作出了最大程度的彰显。与飞行员彭国梁恋爱，玉米爱的认真缠绵，只是在两人亲热的最后关头，她守住了身体而没有跨过最后的底线，哪怕自己已认定是彭国梁的人，“死是国梁家的鬼”，还是狠心守住了身体的底线，这是玉米对自己身体的第一次掌握，但这与那个年代的同龄女孩子没有太大区别，这是那时候女孩子的普遍贞节观。玉米的惊世骇俗表现在姐妹被轮奸，彭国梁与她恋爱告吹之后，她用自己的手了断自己的处子之身，“守着那一道关口做什么？白白地留着身子做什么？还能给谁？肉烂在自家的锅里，盛在哪一只碗里还不都一样？”——“我怎么就那么傻。”这时候的玉米用“傻”来回想守住身体的玉米，用自己的手将那个“傻玉米”的最后底线打破了。

在毕飞宇的小说世界里，这一群农村妇女并没有太大的人生乐趣，小说借有庆家的心理活动写道“你说女人活着为什么？还有什么意思？就剩下床上那一点乐趣。说到底床上的乐趣也不是女人的，它完全取决于男人在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可见身体不是女人自己的，与身体相关的男女关系也不是由女人决定的，身体及身体附加的乐趣都不是归属于女性的，而玉米却偏偏在这个世界里自己做了自己身体的主。“手虽然是玉米自己的，但是，那种感受和国梁的并无差异。就是手是自己的，这一点太遗憾了。” “玉米的手指再怎么努力都是无功而返，就渴望有个男人来填充自己，同时也了断自己。”这是玉米对自己身体的一次深刻认识，这也是玉米的身体真正属于玉米的时刻。玉米在这个时刻，从“自我的身体”分离出另一个“自我”，对“欲望的身体”进行抚慰，“欲望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欲望并非一种有生殖器就有性欲的生理现象，而是一种与身体不可分离的身体动能，它让‘我从‘我的身体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主体。①74”这个“我”是真正的玉米“自我”，这个时刻具备了很强的指示性，玉米的身体从前她认为是彭国梁的，以后她会把这身体作为资本当成权利婚姻的交换，只有这一刻，这个玉米自慰的时刻，这个身体是归属于玉米自己的，她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是真正自己掌握自己的身体的，这一时刻，身体的归属自我同时完成了“玉米”自我的确认。endprint

与玉米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有主动权不同，玉秀没有这么幸运，她仗着自己漂亮，在家里得宠，一直都长不大，对自己、对家庭都没有清醒的认识，终于在十七岁面对悲剧人生。长得漂亮的玉秀在父亲王连方被双开之后，身体的归属变成全村共有的——她被轮奸了。小说写到事发当天的背景是这样描述的，“这是王连方双开除之后村里的第一场电影，村子里荡漾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喜庆。”很显然，玉秀的被奸污与父亲王连方被双开有紧密的关系，王连方利用自己在书记的位子上强迫全村许多女性与他发生关系，一朝因破坏军婚被双开之后，他最漂亮的女儿就变成了大家报复的对象，玉秀在看电影的夜晚被轮奸。被轮奸意味着玉秀的身体仿佛成了公共的，这身体不仅仅不是玉秀自己的，还变成村里许多青年男性共同的秘密，“这一来玉秀和他们反而是一伙的了，共同严守这一份秘密，都成了他们中的一个了。”所以玉秀在王家庄待不下去，到姐姐家寄人篱下，即使逃离王家庄，她还是不能正常恋爱结婚，第一次与小唐儿子是因为自己的心理障碍，第二次与郭左两人是真心相爱，却在姐姐尴尬的婚姻关系中不得不中断这种感情，而郭左在得知玉秀曾经被轮奸之后也粗暴地占有了玉秀，在郭左看来反正玉秀的身体被那么多男人欺负过了，他以一种复杂的心酸的情感完成了对玉秀身体的占有。玉秀有一具美丽的身体、漂亮的脸庞，却没有给她带来好运气，这身体不归属于她，反而如同公共财产，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最终留下一个不完整的人生。

二、身体与性特权

人本身都有“对性的欲望——拥有它、接近它、发现它、解放它、用话语谈论它、阐明它的真相的欲望。②”小说里女性的身体有一个归属权的问题，身体是女性在这个世界里最重要的一个存在体，因为身体与“性”紧密相连，一方面是性的快感，一方面是传宗接代的任务。小说里最重要的一个男性，玉米、玉秀的爸爸王连方，在占有女性身体方面有爱好，同时也有特权。他手里有权，他就有女人，迫于他的淫威，王家庄的许多女性与他发生关系。占有女性成为了王连方在王家庄的重要事业，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1960年代至1970年代，“性”本是一种相当隐秘甚至禁忌的话题，可是王连方却在这样的年代横行在村里，随意占有女性身体。王连方直到破坏军婚被双开，才结束了自己在村里睡女人的历史，“说起‘上错床，王连方在二十年里头的确睡了不少女人，用王连方自己的话说，横穿了‘老中青三代。”显然，这种对性的追求，对女性身体的占有是与王连方手里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是书记，手里有权，在村里的女人面前他就是政府的代表，没有人敢违拗他，村里的女人与他有染是人所共知的话题，男人们也不敢有反抗，这不是因为王连方自己有多大能耐，而是因为王连方是书记，书记赋予了王连方在性方面的特权。

毕飞宇谈到王连方时，用了很多官方词语，比如说“长期和复杂的斗争不只是让王连方有了收获，还让王连方看到了意义。王连方到底不同于一般的人，是懂得意义和善于挖掘意义的。王连方不仅要做播种机，还要做宣传队，他要让村里的女人们知道，上床之后连自己都冒进，可见所有的新郎官都冒进了。” “斗争”、“意义”、“宣传”、“冒进”这些都是当时政治上常用的词语，这些词语一起构成了王连方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书记形象，也对他面对男女关系的猥琐形象形成了尖锐的讽刺。

如果说王连方是利用权利不断占有女性身体，魏向东，一个学校里的保卫队长，一个已失去性能力的男性则在面对“性”的问题上产生了另一种执拗，将抓学校里的恋爱行为化成自己另一种特权。“在更多时候，他不是依靠耳朵，不是依靠眼睛，而是依靠先验的预感，在毫无迹象的前提下，准确无误地断定出哪一处黑暗的地方有人在接吻，哪一处黑暗的地方有人在抚摸。” “魏向东就是要‘抓，就是要‘办，就是要把他们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魏向东虽然身体失去了性能力，内心里却更加渴望性，所以他表面上以抓恋爱行径、暴光他人恋爱行径为工作，内里则长期对玉秧进行猥亵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

与性特权相关的是话语权，话语也是与权利紧紧相关的，小说一开始就谈到村子里的春节安安静静，“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王连方自己也吃不准。吃不准不要紧，关键是做领导的要敢说。新政策就是做领导的脱口而出。”这里对“新政策”对领导的“敢说”进行狠狠的调侃，实际上随着小说推进，我们知道，王连方不仅敢说，也敢做，而这种话语权、性特权的掌握都是与他的村书记权利紧紧相关的。

福柯说“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只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③”在玉米与那些与父亲有染的女人交手的过程中，话语成为一个重要的武器，玉米与有庆家的第一次交手似乎是打平，但是玉米最讨厌有庆家的说话的语气：“玉米最不能接受的还是这个女人说话的语气，这个女人说起话来就好像她掌握着什么权力，说怎样只能是怎样，不可以讨价。这太气人了。她凭什么，她是什么破烂玩意儿。”这一段话潜藏的意思就是话语是与权利纠缠在一起的，玉米可以说话硬气，是因为她有一个当书记的爸爸，有庆家的凭什么说话硬气，是因为她是王连方最喜欢的姘头。玉米也最善于利用话语来制造武器，比如秦红霞从娘家回来的路上，玉米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去对于自己年纪相仿的秦红霞喊了一声“红霞姨”，一下子就把对方与父亲的关系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形中如同打了对方一巴掌一般有力，却不动声色。这就是话语的魅力，玉米是深知这种话语权利与话语魅力的。同样的，玉秀之所以在王家庄再也呆不下去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忍受不了话语的凌辱，身体的凌辱已经过去了，话语的凌辱却是没完没了，无处不在的，让人无法藏身、无法呼吸、无法生存，最后只好到姐姐姐夫家寄人篱下。

不管是身体还是话语，都与权利紧紧勾连，王连方的占有身体与敢于胡诌新政策都是因为权利在握，魏向东乐于窥探隐私、揭人被窝、猥亵学生也是因为权利在握，都不是什么大官要职，却都能利用手中的权利为所欲为，满足淫欲，而女性的身体就在这种淫威下被索取，被占有，被压榨，还要被嘲笑与讥讽，即使如玉米對有庆家的或者玉秀，明明都是受害者，却是女人也在为难女人。身体，并不归属女性自己，能归属谁，还要看谁手里有权，否则男人也管不住自己老婆的身体，王家庄的女人，就都归属于书记王连方，这不仅仅是身体的归属问题，这是性的特权，在那样一个高呼革命、平等的年代里，王连方这样的人因为“书记”的身份就可以有性特权，正是对一个荒唐年代的最大讽刺。endprint

三、身体与婚姻

既然身体的归属都不一定是自己，那么利用身体的归属为自己为家庭挣一点脸面就变成了玉米的重要手段。玉米对家庭有着超出妹妹的重要认识，她很自觉地承担起了长姐掌家，支撑家庭的责任，妈妈没有生下儿子，她为妈妈着急，“玉米任劳，却不任怨，她绝对不能答应谁家比自家过得好。可是家里没有香火，到底是他们家的话把子。”爸爸被双开了，她利用自己的婚姻，其实也就是出卖自己年轻的身体来重振家门。自己嫁到镇里，在供销社工作，还要为妹妹玉秀挣一个粮食局的工作，尽管一向姐妹不和，玉米为了给玉秀挣上工作，使出浑身解数，大着肚子也想尽办法满足郭家兴床上兴致，“不过再一想，玉米又想通了。自己如此这般的，还不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家里挣一回脸面？值得。”这个“值得”就是玉米想问题的与众不同。玉米看问题决不是一般的农村妇女，“三姑奶奶说：‘你倒说说，零是多少？玉米说：‘零还是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分得出“零”与没有这两种结果的区别，就是玉米的智慧。在与飞行员彭国梁的恋爱告吹之后，玉米内心世界不仅仅是失恋少女的悲戚，还有她明白自己的家庭在父亲被双开、姐妹被轮奸之后的处境，以及自己作为大姐应该如何应对。

玉米在王连方被双开之后为了给家里挣回面子，嫁给了镇里的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玉米心里很清楚“刀子没有两面光，甘蔗没有两头甜，玉米无所谓。为了自己，玉米舍得。过日子不能没有权。只要男人有了权，她玉米的一家还可以从头再来，到了那个时候，王家庄的人谁也别想把屁往玉米脸上放。”在与郭家兴见面的第一天，郭家兴就占有了玉米的身体，一边趴在玉米身体上，一边说起自己尚未过世的老婆。“郭家兴说：‘不碍你的事。晚期了，没几个月，她一走你就过来。玉米的身上立即弥漫了酒精的气味。就觉得自己正是垫在郭家兴身下的‘晚期老婆。玉米一阵透心的恐惧……”玉米心里也很清楚，郭家兴对自己没有多大的情分，“男人就那样，贪的就是那一口。情分算什么？做女人的，心里的情分千斤，抵不上胸脯上的四斤。”在郭家兴这样一个心里只有“国家大事”的革委会副主任身上，可以看到他老婆没死，就有人上杆子赶快给他介绍黄花大闺女，年纪几乎可以当他女儿，玉米也心甘情愿来当这个续弦，就是因为他手里有权，这权利可以为他换来新鲜的青春的女性身体。

身体是婚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男一女的身体，繁衍后代的身体，是婚姻的基础，玉米没有能嫁给彭国梁，只能用身体换了一个有权利的婚姻，保障自己的家庭，她为家里人换新衣服，为妹妹找工作，给小妹妹学费生活费，她是一个用身体呵护王家的大姐，这身体曾经是归属于她自己的，她最终用这身体换来家庭的新局面。

《玉米》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在女性命运书写的情节中，毕飞宇也写出了自己对权利的思考甚至是一种膜拜：“权利就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捏出汗来，权利就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 而身体呢？ “‘身体到底是什么呢？你可以说它就是‘血肉之躯，因为它就是投射给一个图像的概念。或许不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血肉来更深入其中，看见一种存在意识呢？这里说的‘存在，既意味的是一个物体存在的概念，亦可喻意通过一个形而上的话语，而形成一套‘理论逻辑。①160”通过对身体的书写，作者同时讨论了生存、欲望、婚姻、权利、生存、尊严、勇气等等话题，这些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是处于人性最幽暗的深远之处的，用最抽象的语言可以论述却总有一种看不清摸不着的距离，只有故事，好的故事才能深入它们，毕飞宇找到了故事的承载体，就是身体，身体显然不仅仅是一具血肉之躯，身体同时是“自我”，是“欲望”，是“存在”也是“历史”，不管是玉米、玉秀，还是玉秧，她们的身体都与她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与权利投射在她们身上的或明或暗的阴影相关，身体与权利勾结，才是真正的女性命运。

注释

① 王墨林.臺湾身体论[M].台北：左耳文化出版社，2009.

② 福科.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08.

③ 福科.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