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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恩师

2017-11-29王春瑜

博览群书 2017年9期
关键词:蔡先生复旦

谈陈守实教授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复旦大学流传着复旦教授有“八怪”的说法。十年前,我有一次在上海前复旦大学负责人王零先生家中聊天时,王老还对我说:“你知道吗?陈守实先生也是八怪之一。”我虽然是1955年才进复旦读书的,跟陈守实先生当研究生,又是1960年秋,但在入学以后,经过各种渠道,便听到守实先生的一些怪事。例如:1950年“土改”时,组织老教授参加安徽的“土改”工作队,陈先生在出发前夕,人已到了上海北火车站,但突然又掉头返校,表示不去;“思想改造”时,要老教授们人人表态,挖“思想霉素”,陈先生从不发言,党委的一位负责人,亲自找他谈话,他竟说:“你就是掏出手枪来对住我,我也不谈!”又有一次,他在复旦大礼堂——登辉堂上马列主义基础课(陈先生是解放后第一个在复旦大学开马列主义课程的),讲到工人阶级在旧社会、新社会的不同政治地位时,曾说:“现在的工人可不同了,阿猫、阿狗也当上人民代表了!”当即有学生递字条给他,说他污蔑工人阶级,是立场问题。陈先生很气愤,从此拒绝再开这门课。现在看来,在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陈守实先生也不例外。他的行为方式,也许不无可议之处,但要说怪,其实也不怪。透过种种怪事,倒是可以看出陈先生是个不停地闪烁着思想火花的人,具有刚正不阿的品格。就以上述几件事而难忘风雨故人来论,组织“土改”工作队,难道有必要非把老教授也赶到乡下去参加运动不可吗?这里,我不想全面评价20世纪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同“胡风分子”张中晓所说,为“追求思想的平均分数”,要每个人都表态、作检查,显然是不对的。陈守实先生在历史上一贯进步,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即在《资本论》翻译者之一郭大力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学习《资本论》等马列著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在抗日战争中,他不仅自己曾投笔从戎,参加过新四军;且其爱女陈次青,毅然参加东江游击纵队,后牺牲。对于这样一位不断追求进步、光明的老教授,不分青红皂白地要他作思想检查,他能不拍案而起吗?至于说“阿猫、阿狗也当上人民代表”,他不过是偶举一例罢了。对这件区区小事,有人竟给陈先生无限上纲,扣上那么大的政治帽子,难怪他拂袖而去了。

忆周予同先生

周予同(1898—1981)教授是教我们历史文选、经学史的老师。当年“五四运动”时,他是爱国学生的骨干,参加了火烧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他待人宽厚,简直是位好好先生。

予同先生的随和,充分显示在课堂教学中。他幽默风趣,谈笑风生。一次,说起他当年拜钱玄同先生为师,真的跪在地上,向钱先生磕了头。接着说:“现在多好,我教你们,是你们的老师,但都不要你们向我磕头了!”他本人、我们全班同学,都忍俊不禁地笑起来。他曾几次在课堂上笑着说:“中华民族的特点是什么?我看是吃饭、养儿子。”大家闻之大笑。周先生说:“我不是随便说的。中国儒家最讲究‘民以食为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两点对中国历史影响太大了,确实成了中华民族的特点。”1961年冬,在上海史学会的年会上,予同先生发言时重申他的这一观点后,还开玩笑说:“所以我劝在座的青年同志,凡是有了朋友还没有结婚的,赶快结婚。”周先生的这一观点,“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猛烈批判,被扣上“歪曲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大帽子。其实,今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周先生的话,就不难发现,他说的绝非戏言。看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如果不懂得中国人自古以来最重视“民以食为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精神传统,是很难透彻理解中国历史的。

予同先生从不伤害别人。1958年的一天在复旦工会小礼堂批判蔡尚思教授。予同先生迫不得已,只好上台讲几句,却一如既往幽默地说:“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先生学术思想大传》,第一页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照片,上面还有蔡元培先生的题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读者知道,他跟蔡元培先生是本家吧?”引起哄堂大笑。我想,这样的评判,绝不属于“革命大批判”,伤害不了蔡先生的一根毫毛的。当时,除了予同先生,谁又能作这样的发言呢?

忆蔡尚思先生

蔡尚思先生以104岁的高龄辞世,创造了中国历代史学家的长寿纪录。我作为这位人瑞的众多弟子之一,悲哀之余,又深感自豪。

蔡先生所以能享高寿,固然与他长期坚持体育锻炼、75岁时还在操场跳高、一直洗冷水澡有关。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童心未泯,个性率真,胸怀坦荡,遇事每特立独行,老而弥坚。

我是1955年考入复旦历史系的。蔡先生是系主任。开见面会时,老师们当然都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有几位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谭其骧教授当时显得很年轻,手里拿着一把很精致的折扇,一边摇一边说:“我本来喜欢文学,但最后还是研究历史,历史很迷人。”靳文瀚教授说:“我研究过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在美国留学时,对各种武器的性能,非常感兴趣,但转来转去,还是觉得研究历史好,便研究世界现代史了。”针对有些同学被录取到历史系并非第一志愿,因而闷闷不乐,陈仁炳教授说:“旧社会男女结婚,很多并非是双方自愿的,但进了洞房后,就慢慢两情相悦了。我相信这部分同学与历史专业也能建立起感情。”他说得很形象,不少同学都笑了。但是,蔡先生的讲话,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出生在农民家庭,小时愚钝,又不努力,读小学时所有功课全不及格!我哥哥也一样,真是难兄难弟啊!”同学们听了,不禁大笑。蔡先生嗓门洪亮,而且富有表情,我立即感到,这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他又说:“不过,我后来发愤苦读,北上京华问学,在南京国学图书馆,每天读书十七八个小时,除诗集外,该馆的经、史、子、集,我全部读了一遍,抄录的资料,装了几个麻袋,终于成了历史学家。你们比我聪明,只要认真读书,将来也一定会有成就!”环顾当代历史学家,管窥所及,说自己儿时笨、成绩差的,除了蔡先生外,只有谢国桢先生了。

事实上,蔡先生有时真像个老顽童。我清楚地记得,他在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思想史》时,认为吴稚晖是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说:“吴稚晖居然说茅厕里的石头也是有生命的!唔唔唔,这个吴老狗,这个吴老狗……”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满脸不屑,一只脚还不断踢着。我们都哈哈大笑。1996年5月18日,我到上海后,即去复旦第一宿舍探望蔡先生。这一年,蔡先生已91岁。他与我聊天时,依然谈笑风生,甚至是手舞足蹈。他说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去苏州拜望章太炎,看到老先生为人写字,润格甚丰,好大一堆钞票啊,看得他都傻眼了,边说边离开座位,蹲在地上,眼睛斜视,似乎正看着太炎先生数钱,并伸出舌头。我一边笑,一边赶紧把他老人家扶起,他连连说,我不要紧的。我当时就想,中国不可能找出第二个这样可爱的老学者。在另一次交谈时,他说好多年前,他有一只牙坏了,感到其他的牙也不是好东西,要医生全部拔光。陈圭如教授(胡曲园先生夫人)闻讯,说:“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拔牙法!”我觉得这很可笑,但他却表情严肃。他批评时下有些人写文章瞎编乱造,有个记者写他“毕业于德化中学”,他说:“其实,当时德化只有小学,根本没有中学,我就是小学生嘛!”这一天,我的日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时在1999年9月27日。我拿出一把紙扇,堪称不同凡响,上面有我认识的文坛、学苑师友亲笔签名。如于光远、丁聪、方成、王元化、王蒙、冯其庸、乔羽、朱正、李锐、李普、李慎之、杜导正、吴江、何满子、牧惠、柳萌、张思之、流沙河、贾植芳、梅志、曾彦修、黄宗江等数十人。这年蔡先生已94岁。前一年,因胃癌开刀,不久前又因气管炎住院,刚回家不久。人比过去消瘦,但思维、精神、嗓门依旧。我请他在扇面上签名,并开玩笑说:“您老签了名,这把扇子就是革命文物。”他说“不够格”。我将扇面摊平,蔡先生放在大腿上,签上名。他本来手有些抖。签名时,却一点未抖,字迹遒劲,宛如刀刻,真奇迹也。我请他写上94岁。好让我们也沾点福气,他提高嗓门说:“我从来是忘我,不记得自己年龄的。”拒绝。endprint

蔡先生是中共党员,带头在复旦工会小礼堂召开全系师生大会,批判自己。二位老师的发言最为特别。陈守实先生说:“你的书与文章,光是骂人,有什么用?你要是想骂我陈守实。我躺在地上让你随便骂好了!”此话很尖刻。(据刘伯涵学长生前1980年告诉我,陈守实师是当年陈望道先生主编的杂文、小品杂志《太白》的发起人之一,说话常带杂文味。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市委宣传部请他做宗教问题的演讲,结果听众寥寥。他在教研组里说:“下次请我做报告,干脆就到楼梯洞里算了!”)陈先生的发言,使蔡先生很尴尬。周予同先生素来宅心仁厚,他本来不愿批判蔡先生,但系领导要他发言,他只好很幽默地说:“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第一页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相片,上面还有他的题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读者知道,蔡元培是本家吧?”周先生是笑着说的,分明是开玩笑,会场上也是笑声一片。但这样一来,似乎让人会误解成蔡先生有攀附之嫌,这同样使蔡先生尴尬,我记得当时蔡先生脸都红了。会议结束,蔡先生发言,对陈、周二先生的发言,不但没有怨言,还感谢帮助,称这二位都是他的前辈。1992年6月28日、29日,香港《大公报》刊出我回忆陈守实、周予同、王造时三位老师的文章,文中曾述及这次小礼堂的大批判。次年冬,我在团结出版社出版了《阿Q的祖先——老牛堂随笔》一书,内收此文。1994年初夏,我给蔡先生寄去一本,目的是供老先生消遣。但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7月26日,他给我寄来一封信,说了些夸奖的话后,写道:“关于195页所述周予同先生说我编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要让读者知道我与蔡元培是本家一事,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几年前有来访问的一个日本代表对我说:东京有人传说您是蔡元培的侄子。还有一个安徽的读者来信称我是蔡元培的儿子。我都立即声明:他只是我的老师而没有任何关系。他是‘浙江蔡,我是‘福建蔡……我一向反对攀龙附凤,妄认亲戚。假使周先生有此笑话,我一点也不怪他。”“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蔡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蔡先生治学,从不迷信权威,从事实出发,不断挑战权威。他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花了很大力气批判,解放初就出版了《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补编》,还著文批评梁启超对袁枚的不公,著《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纠正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钱穆、侯外庐等人对王船山的片面夸大之词。1963年秋,我在复旦历史系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论l657年后的顾炎武》(正式发表时定名《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通过大量事实考证,推翻了梁启超、章太炎以及当代某些史家的顾炎武北上抗清说。从系里把论文提纲打印出来,征求各大学历史系以及学部、历史所意见,到1964年4月我的论文答辩会上(我的导师是陈守实先生,毕业论文由他指导,当时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负责人朱永嘉也参与了指导。),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黄云眉先生、吴泽先生、李旭先生等是支持我的观点的,但也有一些先生持反对意见,李学勤、张岂之二位联名的意见,对我的论文完全否定。在答辩委员会主席周予同先生主持下,经过答辩、投票,我的毕业论文通过了。但这场争论引起了蔡先生的注意。他向系里要了一份我的论文打印稿,看后,约我到他家长谈。他热情地鼓励我说:“你的论文引起争议,这是好事,就怕文章写得不痛不痒。我读完文章了,你敢于纠正前贤及时贤的论点,很有说服力!我支持你,文章由《复旦学报》发表。”我听了很感动。这时《复旦学报》的主编正是蔡先生。虽然此后不久,“四清”来了,“文革”来了,“左”风猖獗,文章未能在《复旦学报》刊出,直到1979年冬,才在《中国史研究》刊出。但蔡先生当年对我挑战学界权威的支持、鼓励,我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20世纪90年代,国学大师“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与蔡先生聊起这些人。他正色道:“他们一个也不合格!中国的国学大师只有三个: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一定要说有四个,只能勉强加上胡适。现在陈寅恪被大大圣化,其实他也不是国学大师;虽然懂不少门外语,看了不少外国书,但中国史书、文献,仍读得不算很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文明无出佛教其右者,这是什么话?”他后来不但向记者发表谈话,还写了文章,公开阐明他的这些看法。我举双手赞同蔡先生的观点。时下的国学大师,不过是学界某些老人,甚至是老朽的纸糊高帽,不值几文钱。

顾炎武有诗谓:“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蔡尚思就是这样的“苍龙”“老树”。他的雨露滋润着学生、读者的心田,他的大量学术文章,是开不败的花朵。

忆王造时先生

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课堂秩序极好,上课前,班长要按花名册一一点名。但尽管如此,仍有同学悄悄流动到别的年级,甚至别的系去听课。我就曾经溜到高年级去听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教授的课。他教的是世界近代史。时正夏日,酷热难当,不少同学神情倦怠,有的竟已打起瞌睡。王造时(1902—1971)先生见状,立刻说:“诸位,现在我开始讲拿破仑与约瑟芬的恋爱故事!”全体同学立刻眼睛一亮,竖起耳朵。王先生非常生动,但很扼要地讲完了这段举世闻名、扣人心弦的故事后,马上就转入正题,继续讲课。情绪既然已经被鼓动起来,当然再没有人打哈欠、睁不开眼皮了。从这种小事可以看出,王先生不愧是位著名政治家,他是深知如何在关键时刻,去鼓动人们的情绪的。他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后来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回国后,他教授政治学,后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成了政治活动家。王先生的口才很好,嗓音洪亮。1955年,他在复旦大礼堂做纪念抗日战争的报告,说到他曾去鼓动张学良抗日,语重情长地问少帅:“张先生,别说报国了,难道你连令尊大人的仇都不想报了吗?”少帅默然无语。他的报告,不时激起一阵阵掌声。

王先生对学生、对年轻人,是很关心爱护的。他的助教结婚时,王先生买了一只大衣柜作贺礼。这在几十年前,是相当可观的礼品了。1957年后,他不幸被打入另册,贬到资料室工作。我当研究生时,随中国古代史教研组活动,特别是政治学习。王先生也参加这个组学习,这样接触就多起来。有时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總是一边吸着烟斗,一边耐心解答。“文革”开始不久,王先生即被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关在提篮桥监狱,后含冤病死狱中。几年前,我的一位老同学请我去她家吃饭,她的丈夫是“文革”中上海人几乎家喻户晓的杨仲池。在1967年夏天的上海柴油机厂事件中,他被“四人帮”逮捕,横遭迫害,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被平反,调来北京工作。与老杨交谈才得知,他在提篮桥监狱,竟有幸与王造时先生关在一个房间。虽然王先生已经年迈,并患黄疸病,身上浮肿,仍然偷偷地教老杨英语,传授给他很多知识。这样的诲人不倦,真可谓“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endprint

忆周谷城先生

周谷城先生被称为周谷老,并非始于他当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人们对他的敬称。早在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对时已年过半百的周谷城教授、周予同教授、陈守实教授,便称之为谷老、予老、守老。这不仅是因为三老年高,更在于他们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因此,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叫周谷城先生为谷老,既是尊称,也是爱称。作为他的学生,我当然也不例外,见面写信都一样。

1955年,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一年级时,世界古代史这门课,便是由周谷老讲授的。虽说岁月无声逐逝波,41年过去了,但谷老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情景,至今宛如昨日事,历历在目。教室里坐得满满的,也有外系学生慕名而来,想一睹谷老风采。他与毛主席的友谊,当时已广为人知,据说“复旦大学”这四个遒劲潇洒的字,就是根据毛主席给他写信的信封上的字制版的。谷老走进教室,我们不禁眼睛一亮:一身笔挺的西装,领带生辉,皮鞋锃亮。他微笑着向我们点头答礼后,弯下身来,侧着头,吹掉讲台上的灰尘,便放下讲义,开始讲课。他把章节写在黑板上,然后看着讲义, 一句一句地念下去。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有的字,我并未听懂。

几堂课听下来,我们都有些失望: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周谷老,讲课竟是这种填鸭式般照本宣科,索然无味。但不久,我又觉得听谷老的课是太有滋味了。原来,谷老作了一点教学改革:在第二节课快结束时,掏出怀表看一下,留下几分钟,给我们介绍国内外史学动态,有时也提到与一些史学家的友谊。有一次说到郭沫若,他竖起大拇指,赞道:“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是个全才,我很佩服。”不过,关于中国的奴隶制,他批评郭老的观点,认为郭老没有深入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因此对中国奴隶制的解说就不够妥当,并幽默地说,你们可不要把我的看法告诉郭老,否则郭老会说,周谷城这位老朋友怎么不够朋友啊?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有时,有同学递字条给他,请他讲讲会见毛主席的情景。他虽然不能多说,但也总是介绍一些可以介绍的情况。他的浑厚的声音,似乎仍在我的耳畔回响:“主席生龙活虎般的姿态,于学无所不窥。”后来他曾笑谈毛主席请他在游泳池游泳,他不大会游,只敢待在浅水处,毛主席招呼他往深水区游,他只好说:“主席,您是由深入浅,我是由浅入深。”

说列国内外一些著名史学家,包括系内教授,他都很敬重,从来没有鄙薄过谁。一次说到周予同先生,他竖起大拇指,笑道:“他是经学史专家,国宝。他要是死了,经学史就没人懂了!”联想予同先生去世已十几年了,经学史虽然还有人懂,但何能望予老项背?甚至“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竟也侈谈经学史,令人叹息。他也盛赞谭其骧教授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国宝级专家。谭先生谢世后,他在晚年培养的得意门生葛剑雄教授有一次对我说:“我们在某一点上,可以超过谭先生,但在历史地理学的总体上,不可能超过他。再产生一个谭先生这样的专家,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以为剑雄的话洵为至论,绝非谀师之词。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谷老四十年前对周予老、谭先生的评价,可谓知人。

谷老很重视师生情谊。即以我而论,不过是复旦历史系一个普通的毕业生,而且从大学到研究生的八年多时间里,与他并无私下往来。但1978年,我为了工作调动事,去求教对我非常关心的谭其骧先生。谭师考虑再三,说:“谷老的面子最大。最好请他给胡乔木同志写一封信。”我说,我与谷老并不熟,而且1964年批判他时,我也写了文章。谭师说,那是市委、党委布置的,你敢拒绝吗?谷老才不会计较这种事呢。谭师还特地给谷老写了一封信,夸奖我一番,请他务必帮忙。

我持此信去泰安路谷老的家登门拜访,受到他的热情接待。说起陈守实先生,他叹息道:“守老很可怜,是被气死的,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不会生食道癌。最后被活活饿死。”对于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就与他结下深谊的、被上海学术界与他共称“东西周”的周予同先生,他更是不胜唏嘘,说:“予老可怜啊!眼睛失明,把他拉到曲阜批斗,吓坏了。他头发很长,指甲也很长,原先都不肯剪,怕有人害他,还是我与太太一起去,哄着替他剪了。他一听到我的声音,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起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古诗。他笑着说:“那是打油诗。年轻时,我喜欢跳舞,现在老了,跳不动了,就写诗。工作时要紧张,工作完了要放松。”谷老是多么坦诚。

虽然,谷老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给乔木写信,并说进京开会见到乔木时,一定帮我说话。而事实上,在尹达同志和北京、上海市委的领导刘导生、王一平同志的关心下,不久我就办好了调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手续。但是,谷老的谈话,仍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谷老进京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暂住中组部招待所。我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编委会的委托,去请谷老题书名。他满口答应:“要得,要得。”并深情地说:“吴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61年我进京开会,他特地请我吃饭。那个时候困难啊,要不是他请我吃饭,哪里能吃到那样好的饭菜?”说着,当场就用毛笔写了书名。后来,我受人之托,几次写信给他,为书籍、县志题签,他都写来寄我。值得一提的是,谷老给朋友、学生写信,从来都是亲自动手,而不用秘书代笔,包括贺年卡。他身居高位,平等待人。有一次我代表《中国史研究》写信向他约稿,他很快回信,寄来文章。他的信,外人看了,不会看出是老师写给学生的,而会认为是写给朋友的。为师不以师自居,这并不是每位老师都做得到的,何况是名重当世的谷老。他的信、贺卡,我一直保存着,如今成了珍贵的纪念品了。

1990年深秋,我应邀参加故宫的学术讨论会,与谷老不期而遇。他是坐着轮椅来祝贺的。我去向他请安,交谈中,他叹息道:“我现在跟康大姐一样,脑子还清楚,就是不能走路,没办法。”看着他消瘦苍老的容颜,我不禁黯然神伤。但没有想到,此次见面,竟成永别。

周谷老是史学家,也是哲学家。得知他逝世的消息,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哲人不再。是的,像一片叶落,像大海退潮,像星辰隐去,像钟声渐远,周谷老走了,走得那样平静。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永远也不会从这个世界消失。

忆谭其骧先生

亡友马雍教授生前常跟我聊天。马兄口才甚佳,嗓音洪亮。有一次我恭维他的口才,他连忙说:“我的口才算什么!我看当今史学家中,没人能赶上谭其骧(1911—1992)先生。我听过他的课,也听过他的学术演讲。条理分明,生动活泼。”1955年秋至1964年春,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多次听过谭先生的讲话、报告、历史地理课。“四人帮”粉碎后,更过往从密,我可以证实马雍兄盛赞谭先生的口才极佳,绝非虚誉。1958年“大跃进”时,谭先生是历史系系主任。当时很时髦的一件事是学生给老师、系领导提意见。我所在年级的两位未免过于天真的学姐,给谭先生提了一条意见:“我们毕业后,有可能去当中学教师。但系里从不开历史教学法这门课程,将来我们上不了讲台怎么办?”谭先生当众答道:“你们放心好了。我虽然没学过历史教学法,但教了几十年书,从来就没有被学生轰下台过!”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包括那两位学姐。

1959年春,史学界因为郭沫若先生写了《替曹操翻案》而掀起了讨论曹操的高潮。谭先生基本上对郭老的论点持异议,在复旦工会礼堂为全系师生作《论曹操》的学术演讲。谈到史料上记载曹操先后两次攻打徐州,杀人太多时,谭先生说:“固然‘多所残戮‘鸡犬亦尽之類的记载是形容词,难免夸大。就拿‘鸡犬亦尽来说,总不会在一场大战后,打扫战场时,有人突然惊叫一声:‘哟,这里还有一只鸡呢。”一全场立刻哄堂大笑。谭先生说:“尽管如此,《吴书》《魏志》等史料记载曹操大量杀人还是可信的,郭老予以否定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用亡友谢天佑教授的话说,历史地理学“是在典籍字缝里做文章的大学问”,颇费考证功夫,相当枯燥。但谭先生讲这门课时,从来不带讲稿,至多带几张卡片,各种地名的沿革了如指掌,娓娓道来,谈笑风生。哪怕是炎夏,学生也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谭师谢世12年了。望断南天无觅处……唉!

(作者简介:王春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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