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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等诗歌理论看论诗诗

2011-04-09孙芳芳

关键词:论诗诗论元好问

孙芳芳

从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等诗歌理论看论诗诗

孙芳芳

中国古代诗歌十分繁荣,在发展至一定阶段之后产生了论诗诗,开创了以诗论诗的独特体式。试从论诗诗的源头谈起,探讨自杜甫《论诗六绝句》开创绝句论诗以降的论诗诗,并以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为例,探讨论诗诗的创作、影响和局限。

绝句论诗;论诗诗;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

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歌见长,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至唐代达到鼎峰,“诗仙”“诗圣”“诗鬼”等名家辈出,佳句名篇层出不穷,诗歌内容也逐渐丰富,从“诗言志”之说到“诗可以兴、观、群、怨”到“诗缘情”说,再到有宋一代“以文为诗”“以议为诗”“以理为诗”等逐渐受到诗歌理论界的认可。杜甫《戏为六绝句》突破“以文论文”“以文论诗”的界限,开以绝句论诗之先河,是融“诗”与“理”于一体的新型文体。发展至金元之际,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评述自汉魏至宋代的许多著名作家和流派,以其系统的完备性备受推崇,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以诗论诗的历史探析

以诗论诗是指用诗歌的形式来议论诗歌,但是议论的又不仅仅是诗歌作品,还包括诗人的品格、诗风、诗歌流派等。论诗诗与一般诗歌格式无二,只是融入逻辑理性的因素,同时它比一般的诗歌评论更加优美,而且言简意赅,含蓄凝练,更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它要求作者有更加渊博的知识,站在更高的高度,以更加睿智的眼光来探讨诗歌。由于我国古代诗歌和古代诗论的悠久历史及以诗论诗文体的别出心裁,论诗诗自其形成以来就受到众多文学理论家的青睐,因而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而又精彩的过程。

1.唐代以前——论诗诗的孕育阶段。

诗歌论诗与诗歌创作在原初状态下并无区别,诗歌通常在无意识状态下论及诗和诗人,或者为了彰显诗人或诗作的教化意义,或者为了阐述某种哲理而无意中将评论带入诗歌。早在《诗经·大雅》中就有“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句,用以评价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认为他的诗很大气,诗的声调优美,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而其作诗的目的正是为了赠予周宣王的舅舅“申伯”。《诗经·大雅》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诗诗,但已经可以算是论诗诗的发轫。

到魏晋时期,文学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文章的作用上升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文人写作开始自觉。曹植《薤露行》、阮籍《咏怀诗》等诗也涉及一些文学评论的内容,“但总体上还是承两汉乐府和古诗的叙事抒情传统,以兴感为基础,没有形成论说为主的气候。”[1]之后,陆机《文赋》是第一部全面论述文学作品自身规律的理论著作,刘勰《文心雕龙》总结了南齐以前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经验,钟嵘《诗品》品评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这些理论著作虽然没有直接导致论诗诗的形成,却直接奠定了论诗诗的理论基础。尤其是钟嵘《诗品》,以五言诗为批评对象,在书中所运用的许多方法如推源溯流等均为后来的论诗诗所采用。

2.唐代至元代——论诗诗的形成阶段。

唐代诗歌的繁荣,尤其是题材的多样性和当代诗性精神的弥漫是论诗诗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先河,也奠定了我国古代论诗绝句的基本形式。《戏》是一组七言绝句,前三首是论述庾信和初唐四杰的,属作家论范畴;后三首从多方面对当时文坛厚古薄今的现象加以批评,并且提出了作诗的原则,属艺术论范畴。后世论者争相效仿,如宋朝的王安石、苏轼、欧阳修、陆游、吴可、戴石屏等,此时的论诗诗“向理学靠近、从禅学借鉴,表现出知性美、禅宗味”[2],其中戴石屏所作《论诗十绝》与吴可的《学诗诗》等开始专题讨论诗论问题。

元好问身为金元文坛最杰出的诗人,承传杜甫《戏为六绝句》,据七言为己用,对诗作的熟稔之余而作《论诗绝句三十首》,将论诗诗推向了鼎峰,“如果说唐宋诗人阐发诗论观点时选用的论诗体式往往处于两可或相对随意的话,那么,元好问以后选择七言绝句论诗,业已成为一种植根于诗家潜意识中的自觉。”[3]他论及了自汉魏至宋代九百多年间的诸多作家和流派,以“诗中疏凿手”自称,正本清源。“三十首诗歌前后钩连,内在贯通着不同的线索及统一的美学原则。”[4]自此以后,受元好问的影响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论诗绝句,因此,后世对其论诗绝句评论颇高,《唐宋诗醇》云:“以诗论文,于绝句中又属创体。此元好问《论诗绝句》之滥觞也。”

3.元代以后——论诗诗的传承阶段。

如果说“在论诗绝句发展史上,元好问创造了杜甫以后的真正辉煌,标志着论诗绝句地位的确立”[5],那么元好问之后,虽然论诗绝句在明代仅有方孝孺《论诗诗》、《读诗五首》等少量作品,但到清代,效仿元好问者就不计其数了。著名的有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四十首》、谢启昆《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叶绍本《仿元遗山论诗得绝句二十四首》、赵执信《论诗二绝句》等,此时论诗诗的规模之大是空前绝后的。论诗诗发展至近现代,还有如黄人《论诗绝句》、林思进《论蜀诗绝句三十首》、郭绍虞《题 lt;宋诗话考 gt;效遗山体二十首》等作品问世。

二 从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等看论诗诗的创作

论诗诗的创作与其他诗歌评论不同,它既继承我国古代诗歌含蓄隽永、言简意赅的特点,又饱含理论因素,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创作目的、评论系统等也自是不同。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的第一首即开宗明义“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与杜甫《论诗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伪体”相对,提出“正体”一词,主张继承《诗经》风雅的传统,他创作的目的正是为了去伪存真,辨清源流。元好问其他的诗虽多伤时感世之作,但《论诗绝句》却并非因兴亡之感而发,如郭绍虞所说“此时金虽危殆,尚未到灭亡地步,兴亡之感,实无所施。”[6]所以纯粹是与政治无关的学术著作。其审美标准是“真”,《论诗绝句·其四》中:“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称颂陶渊明的诗风格万古清新,是豪华落尽后最质朴的表达。《论诗绝句·其五》用“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写阮籍诗笔纵横,一如他的为人般狂妄但是真诚。元好问论诗绝句以“真实”为其创作原则,用这样的审美标准评价诗人、诗派,批评文品与人品相悖的现象,如“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仍复见为人”(其六),尊奉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

在诗的形式上,元好问赞成其师赵秉文的主张“文以意为主, 词以达意而已”,不欣赏繁冗、绮靡的诗与苦吟的作诗手法,反对虚饰和雕琢,如:“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其九)批评陆机篇幅冗长,太过绮靡,容易增加阅读的负担。又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其十二)虽然肯定了李商隐的诗,但是对其晦涩的风格又觉得可惜。再如:“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其十八),“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其二十九)等句,不提倡孟郊苦吟的方法,也不赞成陈师道闭门写诗的方法。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及《自题中州集后五首》、《论诗三首》等从历史、文化、环境等多角度品评诗人、诗风、诗作、诗派等,有首有尾,全面且极具系统性。不囿于当时诗坛文坛的视界局限,对许多诗人、诗派作了十分中肯和客观的评价,尤其是被误读的几位诗人如“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其十)是对元稹对杜甫的评论的再评论;又如“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确定了刘琨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 以诗论诗的影响与局限

论诗诗“一般都是灵感式的即兴点评,较少作系统周密的分析阐释……论者在论诗过程中往往喜欢表达瞬时的兴会, 并用充满睿智的语言加以描述,发前人之未发,点到即止,不作过分阐发”。[7]这样就使得许多优美的语言在瞬间的灵感下喷涌而出,留下脍炙人口的诗论。然而这种绝句性的诗论又由于其体例的特殊性,存在着它本身难以跨越的局限:“戏说”性质、意为体限、分析无力。

钱谦益在《读杜二笺》中曾评价杜甫《戏为六绝句》:“题之曰‘戏’,亦见其通怀商榷,不欲自以为是。”[8]杜甫之后,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二、《戏题玉台集》,甚至元好问《戏题新居二十韵》、《戏赠白发二首》、《戏题醉仙人图》、《戏赠柳花》、《戏相师》等都带有戏作性质。这样,论诗诗作为诗歌理论就不够严谨,因而也不容易引起重视。

而说到意为体限,是指作者的意思、意图因为体例的限制或者不能完全展现作者的意图,或者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容易引起人们对作者的立场产生歧义,究竟是认为阮籍狂呢?还是不狂?如果不加以细分,是极易引起诗歌误读甚至对作者思想观点的误读。因而我们肯定以诗论诗的形式,同时又不能用这种形式代替所有其他的诗论形式如诗话等,诗歌理论正是因为形式的非单一性,才让我们在阅读理论的同时还能欣赏到文学的美。

又因为体例和字数的限制,论诗诗对部分作家、作品或流派不能展开论述,容易给人以论据不充分之嫌。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第八首“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充分肯定了陈子昂,但是原因除了一个“功”字外没有任何有力的事实可以支持他的观点。而且也因为押韵的要求,极易造成辞意模糊甚至歧义的可能。

四 结语

以诗论诗的形式和内容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足以为人称道。无论是杜甫《论诗六绝句》,还是戴石屏《论诗十绝》,抑或是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都将有助于对历代诗人诗派的价值评估和文学史的建设。它作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的一支奇葩,对我国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对诗论形式的丰富有着奇特的贡献。

[1][7]黄伟敏.论诗绝句与文学批评[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2]严小玲.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5.

[3][5]高利华.论诗绝句及其文化反响[J].文学评论,2003(1).

[4]胡建次,徐爱华.中国古代诗歌绝句的传承[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2).

[6]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三十首小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8]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C].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ClassNo.:I206.2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赵洁婷 宋瑞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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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Fangfang

Reviewing the poem through poems is the result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poems cre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unique form of characters of Reviewing the poem through poems and taking Du Fu's Quatrain, including Yuan Haowen’s 30 Poems of Four Lines to Review Poems as examples, it discusses the emergence, the influenc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reviewing the poem through poems in the poems wri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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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芳芳,硕士,新疆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邮政编码:83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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