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天芳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81）

万历怠政背后的无奈与荒凉

解天芳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81）

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其中有将近20年的时间不上朝，他消极对待政事，拒不上朝，这对于晚明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明史》甚至评价“明亡，实亡于万历”。万历怠政与世宗嘉靖时期大礼议之争造成的官僚队伍大撕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明代国家体制和皇帝自身性格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万历的怠政行为可以感受到作为皇帝的无奈、任性和明末政治的腐败。

万历皇帝；嘉靖大礼议；文官集团；消极怠政

明神宗名朱翊钧，于隆庆六年继位，年号万历。即位之时年仅10岁，还没有独立执政的能力，因此受到其母亲李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太监冯保的严格管理和教育，其中尤其以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影响最大。张居正悉心辅佐万历皇帝十年，呕心沥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雷厉风行的改革，对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当时明朝也显示“中兴”的景象。万历亲政后也曾励精图治，最主要的功绩是取得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但在张居正去世几年后，万历皇帝便经常以身体健康为由取消经筵日讲，后来发展到几十年不上朝不面见大臣，甚至连内阁首辅在职期间也只见过皇帝一两面。这其中除了张居正对皇帝的影响外，万历自亲政以来感受到文官集团为个人利益而互为党派互相倾轧，却从来没有设身处地为皇帝着想。这使得万历逐渐心灰意冷，但却又无力改变。“皇帝谋求使帝国的官僚们气馁，官僚们反过来谋求约束皇帝，支配他的行动，即使是他私生活的细节。”[1]因此他采取不上朝这种方式与大臣无声对抗。他既不选拔官员补齐职位空缺，也不批复官员的辞呈。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万历朝终结。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追溯到嘉靖时期大礼议事件而造成的官僚队伍的大撕裂。

一、嘉靖大礼议事件及其对万历怠政的影响

（一）嘉靖大礼议事件

嘉靖大礼议是明中期的一件大事，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礼议事件的起源是由于明世宗嘉靖皇帝并不是按照传统的父死子继的方式继承大统，而是在明武宗朱厚照死后既无子嗣又无亲兄弟的情况下，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与武宗母亲张太后商议决定选择与武宗血统最近的宪宗之孙、孝宗兄弟兴献王长子——年仅15岁的朱厚继承大统，即后来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按当时的原则，世宗即位后须尊孝宗为皇考，而尊自己的父亲为皇叔考，这使世宗无法接受，因此引发了皇帝与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的争论。世宗的主张遭到杨廷和一派的严词拒绝。而刚刚即位的世宗也需要内阁的支持和辅佐，因此双方一直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直到新科进士张璁看到机会上疏支持世宗，这使世宗喜出望外，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世宗逐渐熟悉如何处理各种政治事务便开始不再妥协退让，双方分庭抗礼，直到最后杨廷和一派的主要官员相继辞职。嘉清三年七月，以杨廷和为首群臣集体在左顺门哭谏要求世宗遵循祖制尊孝宗为皇考，但世宗并未因此而动摇而是严厉惩罚群臣，一部分下锦衣卫，一部分受到廷杖并造成16人伤重死亡。这件事使得大臣与皇帝之间产生了裂痕，但世宗取得最后的胜利。大礼议事件前后持续了十年，对嘉靖朝乃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大礼议事件不仅仅是世宗单纯为维护自己父母名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因世宗是由藩王入继大统，之前与各派政治势力没有接触，而杨廷和和张太后利用拥立世宗之功这个契机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更加容易取得世宗的信任。嘉靖皇帝即位开始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会感到孤立无助，此时要牢牢掌握皇权就必须突破杨廷和为首的官员的限制，组建支持自己的官僚集团。这已经上升为皇权与阁权的问题，因此世宗才在大礼议中不遗余力地与群臣对抗，坚持自己的主张。经过与群臣长时间的对峙世宗最终重新组建了以张璁为首的内阁核心。

（二）大礼议事件对万历怠政的影响

嘉靖在大礼议中取得胜利，而张璁、桂萼等议礼新贵却一跃成名，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依附皇权的内阁核心。这是大礼议对于明代政治影响最坏的地方，杨廷和资历很高被迫辞职，而张璁却从无名小辈官至内阁首辅，从士大夫的角度来看这打乱了格局。而张璁上台之后利用世宗的宠信大肆排挤官员，拉帮结派。《明史》记载：“璁等以为己功，遂请帝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是狱所坐，大抵璁三人夙嫌者，以祖宗之法供权臣排陷，而帝不悟也。”[2]卷九十四，志七十，2324张璁等议礼新贵对于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官员进行排挤打压，从而对之后的党派之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嘉靖一朝皇权很大，皇帝受到内阁和言官的制约最少。通过大礼议事件，以张璁为首的内阁成员是通过支持皇帝才获得晋升，所以嘉靖时期内阁是依附于皇权存在。议礼新贵们不如杨廷和等拥有很深的资历，他们必须依照皇帝的旨意办事才可以保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张璁等人凭借世宗宠信给予的权利排除异己，之后的夏言、严嵩、徐阶之间的权利斗争，使文官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党争更加激烈，嘉靖时期内阁也成为默认于百官之上的机构。而此时文官集团内部已经出现分裂的苗头。

在大礼议事件中，言官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言官群体对于皇帝以及百官的行为进行纠察和监督，即使是皇帝的行为也要受到限制。言官曾与杨廷和一派共同反对世宗，虽然遭受一定的打击，却使他们更加活跃。明朝士大夫同时受宋明理学的影响，追求名节，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劝谏皇帝来沽名钓誉。但在处于明中晚期社会问题频发的背景下，士大夫们却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案。大礼议之后，不同派别之间互相斗争也使言官分裂为不同派系。李洵先生认为，嘉靖六年实现的“科道互纠”制度本是最高统治者想要借此分化言官势力，但在客观上却促成了党争的激化。[3]这些嘉靖大礼议带来的消极影响为万历的怠政行为埋下了伏笔。

二、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

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事件使文官集团开始分裂，言官群体党争不断激化。明世宗作为一个由藩王入承大统的皇帝，与大臣之间并无师生关系，只有单纯的君臣关系。在于杨廷和一派的接触中感受到内阁的不近人情，因此他决定不受他人制约，坚决坚持自己的主张不退让，像嘉靖皇帝这样的强势君主可以压制住文官群体之中开始形成的各种派别之争，这是由世宗的性格和经历所决定的。明神宗万历作为一个冲龄即位的小皇帝，从小又受到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的教育和管理，缺乏冲破一切阻力的毅力和决心。此时，张居正掌握大权，阁权高于皇权，当万历皇帝亲政之后逐渐发现了文官集团的自私、谋取私利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对万历造成冲击的是既是内阁首辅又是自己老师的张居正，在万历的心中对张居正既怕有畏惧，但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撼动的榜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逐渐发现张居正并不是像他自己表现出来的那样让人满意。例如他发出号召提倡节俭，而自己却收受贿赂、建豪宅、生活奢靡。同时张居正有强烈的权利欲望，极力打压同僚，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言，到后来选拔官员只是按照自己的好恶。在《国榷》中谈迁有关于张居正的整体评价，“虽古贤相，何以加焉，情其褊忠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路，倚信佞幸，方夺情时，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 辱随之也。”[4]卷七十七，4414万历皇帝发现这些事实的时候对他是一次很大的打击，这使得他对自己一直以来所信仰的东西产生了质疑，而文官群体的整体形象也在万历心中大打折扣。

言官一直以来都负有监督和纠正皇帝错误的职责，自从嘉靖以来言官势力也产生分化。万历时期，文官集团对于皇帝的制约大大加强，他们对于皇帝任何行为中与他们期望值有悖的地方就会指责皇帝，当万历认识到这些事实的时候感到烦恼痛苦，因此郑贵妃嘲笑他像个老太太。万历皇帝从小在皇宫长大，受皇家礼教的束缚，并与大臣之间有密切联系，自张居正以来阁权上升，他不可能像其祖父嘉靖皇帝那样为坚持自己的主张与文官集团产生激烈的冲突。这既与他优柔寡断的性格相关，也离不开生活环境的影响。黄仁宇先生提到万历之所以宠爱郑贵妃的原因时指出，“郑贵妃看透万历本质上的既柔且弱，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伤感的人。”[5]30从中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内心也有许多痛苦和无奈却无法排解，文官集团的咄咄逼人使他逐渐痛苦失望，因此他选择了逃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国本事件使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对立达到顶峰。万历皇帝的意愿是立自己喜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而群臣却以祖制为由支持长子朱常洛，此时双方僵持十几年，最后万历在群臣和李太后的压力之下被迫让步立自己不喜欢的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这件事让神宗感觉到自己虽然贵为天子却被文官集团所制约，因此彻底心灰意冷。他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只能采取避见群臣，奏折留中的方式暂时摆脱痛苦。这在官员选拔与任用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掌印不画屏，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囚，以理刑无人不诀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驰，上下解体。”[2]卷218，5761各个职位官员奇缺，导致一人兼领数职的情况时有发生。到万历后期，整个官僚系统处于半瘫痪状态。这从侧面反映出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失望与无奈。而使万历感到自己受文官集团制约的根本原因在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之后朱棣设立内阁机构辅助皇帝处理行政事务，明宣宗之后或因皇帝年幼或因怠惰内阁代替其处理政事地位有所上升。到嘉靖一朝阁权依附于皇权，后又逐渐上升。整个文官集团的起伏发展成为明代所特有的体制。黄宗羲曾评价：“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6]8

三、对于万历怠政问题的总结

万历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消极怠政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万历前期张居正的改革成果荡然无存，国库空虚，而万历皇帝却嗜财如命，由他派遣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征税，万历晚年因此激起民变百姓纷纷揭竿而起。与此同时辽东后金崛起，自然灾害频发，各种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明王朝风雨飘摇。而万历皇帝却消极怠政，不补齐官员职位空缺，不与群臣商议对策。而后期的文官集团党争愈来愈激烈，皇帝和文官集团在明晚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补救，最终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留给了后世子孙。万历朝之后，朝政更加黑暗，东林党的崛起使得整个官僚集团陷入各党派打击异己、拉帮结派的混乱之中，对于挽救社会危机没有任何实用的方法，明朝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之路。万历的怠政行为虽然与他自身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因对文官集团的不满而采取消极对抗的方式于国家和百姓来说无疑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在其位谋其政”，被赋予皇帝这个身份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和百姓着想，而不是采取逃避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可以说万历对于大明王朝的覆亡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J]，东北师大学报，1986（05）.

[4][清]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解天芳（1994-），女，汉族，辽宁省锦州市人，辽宁师范大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明清史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