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强

摘要：在清入关前，由于文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统治者开始重视对文官的任用。通过举荐和科举考试等方式选拔了一批优秀的文官进入清（后金）政权，从而推动了清（后金）的迅速发展。此外，统治者对文官的选用也有自己的选拔标准，主要是根据文官的出身和德才进行考量的。

关键词：清入关前；文官；选用

清朝以武力建国，其统一东北、征服漠南蒙古和朝鲜，进而夺取中原，主要依靠的是以五大臣为先导的军功集团，而文官集团一直是从属地位，这种情况在清入关前尤为明显。但是随着统治形势的变化和清统治者尚文意识的觉醒，统治者开始重视对文官的任用，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才德兼备的文官充实到国家各机构中，促进了清早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为清定鼎中原奠定了基础。基于文官的重要，有必要对清入关前文官选用的方式、标准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清入关前文官的选用方式

清入关前文官集团中大量的人才，不仅对清早期的贡献卓越，而且在入关后，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自然要归功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位统治者对文官选用的重视和方法的得当，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清入关前的文官选拔主要有举荐和科举考试两种方式。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求贤若渴，常常要求身边的大臣推荐人才。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对群臣说：“尝闻古训：心贵正大，予思心之所贵，诚莫过于正大也。卿等荐人，勿曰：吾何为舍亲而举疎也。当不论家世，择其心术正大者荐之。不拘门第，视其才德优长者举之”[1]（卷四）。努尔哈赤不仅要求大臣要积极举荐人才，并且对举荐的标准提出指示，即举贤应以心术纯正、才德出众为要，而非关系亲疏远近。努尔哈赤又说：“天命之为汗，汗命之为臣也！尔等既为汗所任之大臣，宜念所委之令名，若有合于汗大政之贤者，知之勿隐。”[2]（p39）皇太极继位后，更加注重对文官的任用，为扩大选拔文官的途径，因而继续推行举荐制。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书房秀才王文奎就上奏说：“然则开科固今日之急务，而实非抡才之完策也。为今之计，汗宜恳切出一明谕，不拘俗类，不限贵贱，不分新旧，令有才能者，不妨自荐，有熟知者，许令保举。……保举者，不须避父子兄弟之嫌，但令书立保状，记诸簿籍，异日考功按罪，约以宠辱俱同。盖一人之耳目有限，而收众人之耳目为聪明，则为力易而收效多。”[3]（p78-79）王文奎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太极的采纳。他说：“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荐贤为要。尔满汉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见之人，即当悉行荐举。所举之人，无论旧归新附，及已仕未仕，但有居心公正，克胜任使者，即呈送吏部。有通晓文艺，居心公正，足备任使者，即呈送礼部该部贝勒奏闻，朕将量才录用。天下才全德备之人，实不易得，但能公忠任事者，其速行荐举。”[4]（卷二十二，天聪九年二月壬午朔）皇太极提倡举荐人才的做法，得到了群臣的积极响应，群臣纷纷上奏举贤。通过这一方式，不少文臣出仕或得到提拔重用。如天聪八年朱延庆上疏举荐陈极新和申朝纪，夸赞二人：“佟三属下陈极新，刚果郑重，明理知几，且友于兄弟，孝于母。一门之内，雍睦无间，以此施之于政，自当不负于国。又刑部启心郎申朝纪，温雅正直，练达世务，处家俭而守身约，讷于言而敏于行，视之若质朴少文，其才实足肩宏任钜也。”[4]（卷二十一，天聪八年十二月丙午）皇太极得知后，召见朱延庆、陈新极和申朝纪三人，令朱延庆、陈新极二人入值文馆，申朝纪由于已身负启心郎重任，遂继续在刑部任职。而这三人在顺治年间皆官至巡抚或总督，成为地方大员。

清入关前另外一种重要的选拔文官的方式是实行科举考试。清入关前的科举考试是从皇太极时期开始的。皇太极继位后，加速了后金的汉化，建文馆，设六部，“渐就中国之制”。在这种背景下，皇太极为充分吸收人才，遂仿照中原王朝开科取士。天聪三年（1629年）八月，皇太极正式颁布谕令：“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4]（卷五，天聪三年八月乙亥）。此谕令下达后，那些由于努尔哈赤诛杀而逃脱的生员都出来参加考试。九月一日，有将近三百人参加了此次考试，录用者两百人，“一等者赏缎二，二等三等者赏布二，俱免二丁差徭”[4]（卷五，天聪三年九月壬午朔）。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后金又举行了第二次考试，“考试汉人生员，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4]（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壬子）。同年四月，后金举行了第三次考试。《清太宗实录》记载：“命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4]（卷十八，天聪八年四月辛巳），可知这次考试主要选拔的是翻译人才。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清朝举行了第四次科举考试。“赐中式举人罗硕、常鼐、胡球、阿际格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弘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等十名朝衣各一领，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各免人丁四名。一等生员鄂漠克图、满辟等十五名，二等生员铿特、硕代等二十八名三等生员费齐温泰等十八名，各赐布，授护军校品级。已入部者免二丁，未入部者免一丁”[4]（卷四十三。崇德三年八月戊申）。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清朝举行了入关前最后一次考试。史载：“赐新中式举人。满洲鄂谟克图、赫德，蒙古杜当，汉人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为凤各缎朝衣一領。一等生员满洲科尔科代、帕帕、克礼，汉人卢震阳、刘汉祚、刘可斌、魏际升、金元祥、线缙、徐效奇、刘遇知、杨天祐，各缎一、布二。二等生员满洲浑达硕马、额亦门，蒙古琐诺木，汉人李日芃、李惟朴、金元祯、傅天祥、李栖凤、孟继昌、佟凤彩、徐起元、金应乾、刘静岳、陈九奇、王一品，各缎一、布一。三等生员满洲叶成格、隋何多、硕塞、莽色，蒙古巴朗，汉人江名世、李贵、王世勋、刘应锡、李茂、王畿贵、姜念、郑一元、杨自得、董景秀、银器重、董成效、董宗圣，各布二”[4]（卷五十六，崇德六年六月戊寅）。

清入关前先后举行了五次科举考试，选拔了大量的人才，满人诸如刚林、敦多惠、查布海、恩格德、罗硕、常鼐、胡球、鄂谟克图等，汉人诸如雷兴、马国柱、王来用、王文奎、苏弘祖、杨方兴、章于天等。这些人才大都在三院八衙门任职。清入关后，这些人才，尤其是汉臣，纷纷被外派各省担任地方要员，对推动清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清入关前文官选用的标准

清入关前统治者对文官的选用主要是基于文官的出身和德才两点进行考量的。大体而言，满族出身的文官较汉族文官更易出仕或是得到提拔重用，这在努尔哈赤时期尤为明显。皇太极时期虽然有大量的汉文官通过选拔进入后金统治集团，但是大部分的汉文官，地位低下，没有实权。这主要是由于清（后金）统治者狭隘的民族观导致的。他们对漢族存在偏见，对汉官大多表面尊重，实则却是很不信任，各衙门的实权皆由满官所掌。努尔哈赤时期，发挥文官作用的主要是巴克什者，他们皆是满人。而早期归附的汉人如龚正陆，曾作为老师，教授努尔哈赤诸子学习汉族文化，努尔哈赤对他很是厚待。但是，后来却被努尔哈赤诛杀。再如宁完我、范文程，则都是在皇太极时期得到重用，天命时期却默默无闻。皇太极继位后，虽然加大了对汉人的重用，但依旧并不信任汉人。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镶红旗相公胡贡明上奏说：“今我国中缺官任使，事多不举，曾未闻以前番来的新官议用，其不议用之故，不过皇上道彼新人，不知其心事如何耳。殊不知，人之可用不可用，不在于人，惟在皇上之能用与不能用也。以臣之见，可将新人之有才者，抡选出来，或不任以兵政之重务，且以内政之管赋、治民、理刑、督造之事任之。一可观其心事，二可察其职能，以便后日重用”[3]（p12-13），直言皇太极对新附汉人不信任，请求皇太极抛弃成见，量才任用。但是皇太极并未理会他的建议。于是胡贡明于当年九月，再次上奏说：“今我皇上非不英明而杰出者，何于人也，欲用之，又不能信之，是何欤？然不过以金汉之分也”[3]（p36），指出皇太极对汉人有偏见，不予重视。皇太极对汉人的偏见，自然影响了文官选用的质量。皇太极时期，除了少数汉文臣，如宁完我、范文程颇受皇太极重用外，其他汉文臣只是以备咨询或是处理一般行政事务，地位很低。

清入关前文官选用的另一主要标准则是文官的德才，这也是清（后金）统治者极为看中的一点。努尔哈赤曾说：“夫为汗者，何事不有？倘得贤者众多，则各授以职。治理大国之政，统领众多之兵，臣少则何济于事？作战勇敢者，赐之以功；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录用之以辅政；有用于筵宴者，委以筵宴之人；无才而善唱者，可俾其歌于集众筵宴之所。如此使之亦为一用之才也”[2]（p39）。努尔哈赤重人才，并注意量才而用，只要有一技之长，皆可任用。皇太极继位后，更加重视人才，积极通过各种方式选拔人才。但由于举荐的过滥和科举考试只重文章不重德行，致使选拔人才的质量不高。于是群臣纷纷上奏，请求改变做法。针对科举考试不重德行，宁完我认为由于后金国人贪惰成风，如果只以笔舌取人，很难得到德才兼备的人。因此他建议考试应“既考中后，再详察素行如何，以定高下”[3]（p80）。天聪八年（1634年）十二月，扈应元也上奏说；“状元不易得，亦不易取也，如徒以文章策论取人，亦蹈先前之弊，如徒以弓箭勇力取人，亦非用人之真。再要信他智识如此，谋略如彼，只都是些虚词谎话。以愚生言之，不拘年老年少，要德行兼备，忠义兼备。有智有识，不贪财，不徇情，正直无私，即选取状元，不姑费朝廷之盛典也”[3]（p89-90），扈应元建议对状元的选拔应要求德才兼备。皇太极对他们的建议也予以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加入了德行的考量。天聪九年皇太极对群臣说：“尔满汉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见、公忠任事者，当速行荐举，不分新旧归附已仕未仕，但得居心公正，足备任使者，即呈送吏部：其居心公正，通晓文义者，呈送礼部”。但他深知，“天下才全德备之人，实不易得”[5]（天聪九年二月壬午朔），因此他更多时候则是量才酌用。

三、结语

清入关前的文官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发展并逐渐壮大的过程，这与统治者尚文意识的觉醒和统治形势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清（后金）统治者重视人才，通过举荐和科举考试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了国家机器。尤其是汉官通过提供咨询、献言献策等方式，对推动清朝的封建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举荐和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完善，而统治者在文官选用标准上对满汉也存在差异，从而影响了文官的整体质量。因此，在认识清入关前的文官集团对清朝的贡献上，则不可过分夸大其作用。

参考文献：

[1]清太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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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聪朝臣工奏议[M].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

[4]清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蒋良骐.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廖晓晴.清入关前实行科举制考论[J].理论学刊，2011（11）.

[7]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