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若明/Wu Ruoming

一、汉画像石的昔之今视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部分，跨区域的分布从中国东部山东向南经河南延伸至西南四川等人口密集的地区，展示了汉代的艺术和丧葬文化。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对它的研究以各地区独立研究为主，对技法、风格、特别的纹样图像及内容分析取得突出的成果。自20世纪开始，海外对中国汉画像石的研究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今视昔，汉代画像石不仅仅是单纯的汉代石刻艺术，更是丧葬文化和社会文化、宗教信仰的反映。同时又是中国叙事性图画概念形成的最初形式。从单一的图像研究，扩展到无限衍生的社会、文化、人文思潮等其他层面的复合型研究，将其还原到历史环境本身的综合型研究，是汉画像石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新视角。

二、图像学背后的思想升华

对于汉画像石的个案研究，目前备受关注的有巫鸿所著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这本书最初以英文问世，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曾在1989年获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目前已被译为中文。①

图1 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局部拓片

山东嘉祥的武梁祠②是一个三面开放的中国常见祠堂建筑，完好的祠堂保存为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经典个例（图1）。在巫鸿先生的这本书中，上篇是对这一祠堂的结构、祠堂主人、建造年代等的严谨综述，并回顾了自两宋以来特别是19世纪至今对武梁祠的研究现状。此书的重点在于下篇“武梁祠：宇宙之图像”部分的研究，这一部分从图像学角度出发，将汉画像石石刻的人物图案分为屋顶部分的祥瑞征兆，山墙部分的神仙世界，以及墙壁上的帝王将相、列女义士等形象。带有丰富题记的武梁祠给这一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和可信度。在研究中，特别突出的是武梁祠和汉代社会思想文化间的关系，关注其在礼仪中的多重功能，以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汉代宇宙观。③同时在武梁祠列女的题材选择上，是根据武梁本人的意愿，从节妇和家族血脉延续两点侧重出发的。④在研究中，从图像学的角度出发，将之置于原境（Context）此时此物此境中，是整个研究所侧重之处。将其从图像学的表面升华到其思想内涵，这是对于单一个案本身画像石的纵向衍生的深度研究。

三、图像学衍生（叙事性）及多材质间的跨度比较

对于画像石的研究，另一种衍生的方式，即在图像学之外，将其内容衍生，探讨其叙事性题材的意义。并在此装饰图像的基础层面上，再和壁画、屏风等其他艺术品进行相互的横向比较，这也是当前国际视野下汉画像石所常见的另一研究视角。

美国艺术史学家孟久丽（Julia K. Murray）对于汉画像石的关注点，表现在将其列入中国早期叙事性（Narrative）的研究中，以石刻的方式展示一些带有历史故事、楷模说教及宗教信仰色彩的叙事性人物题材，是汉画像石被赋予的文化功能。特别是在山东等地的汉代画像石上，以非对称和相对封闭的构图方式，将人物形象以侧面的手法绘画到一个具有情节型的作品中。⑤孟久丽认为武梁祠中关于名臣雅士和贤淑女性的题材及艺术表现手法，展现了前佛教（佛教盛行之前）叙事性绘画的主要特征的范例。⑥这种视角的图像学衍生分析，将传统的汉画像石的单独层面的人物图像研究、形象原型研究还原到更为真实的故事场景中。

李立先生也对汉画像的叙事性研究做出专题考证，著有《汉画像的叙述——汉画像的图像叙事性研究》。在这本书中，对于汉画像石的图像叙事性衍生研究，从汉画像石的大树组合艺术构图探讨，结合“模块叙述”“象征性叙述”“叙事层次”“叙事领域”多种新的概念体系分析，是综合个例和综述的研究。⑦

图2 漆屏风画，司马金龙墓出土

图3 女史箴图局部，东晋顾恺之

图4 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汉画像石

图5 山东嘉祥武梁祠后室局部拓片

图6 南阳斗牛画像石拓片

图7 南阳角抵戏画像石拓片

图8 南阳汉画像石拓片

将汉画像石作为叙事性的载体研究，题材成为研究的基点。以此出发，孟久丽的研究特别强调了汉画像石和其他同期或近期材质的跨度性比较研究。即按照同类题材划分，将单一的画像石材质和其他艺术相比较，特别是和壁画相比较。事实上，此二者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可比性，在装饰功能上本身也趋于一致。武梁祠的画像石的列女图和手卷《列女图》、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描述的壁画、顾恺之《列女仁智图》摹本等做了比较，这些图像中都表现了几个不同类型构图组成的连贯的女性人物及题记。这样贤德形象的《列女图》在山西南北朝太和八年（484）的皇戚司马金龙墓葬出土的屏风中被延续（图2）。⑧司马金龙墓的屏风上同时还有表现孝子及贤臣的故事题材，也都是以单幅、独立视觉的再现形式绘画。特别是在构图设置上，司马金龙墓的屏风有五块，每一面中的图画分四层，每一个入选的故事都被画在一幅单幅的、在视觉上是独立的空间中，这些图画内部都在人物左上方或右上方标有人物的名字标签。这样的构图和武梁祠内的画像石类似，且表现单独的人物，或简单背景下几个人物间的活跃互动的场景。包括宠妃和帝王，这些图像学的表现手法在后期的《女史箴图》中均得以再现（图3）。⑨

对于画像石的研究，将其从图像升华到内在的叙事层面，并在此层面上对同一题材不同材质艺术作品的横向比较，包括壁画、屏风等其他艺术品，孙机先生也做过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在其《仙凡幽明之间——汉画像石与大象其生》一文中，更从地理志等多角度结合汉代的铜镜探讨解读汉画像石上的图像。⑩

四、里查德·C. 鲁道夫的汉画像石的跨区域风格化形象研究

从上述章节中可以看到，对于同一题材的跨材质艺术品的比较外，对画像石的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视角，即将不同题材的人物（仙）形象作为统一的“人”研究，而从其相似的动作形态中找取共通点，即人物的线条流动感。

美国的里查德·C. 鲁道夫（Richard C.Rudolph）先生是20世纪早期对中国画像石关注的著名海外学者，被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汉学之父”（the father of Chinese Studies at UCLA）。他的研究至今仍是欧洲研究中国汉画像石的基础，而中国却缺乏对其文章的了解。他曾对山东及其以外的其他地区中国汉画像石做过相应的研究，并著有《南阳汉画像石》（Han Dynasty Reliefs from Nanyang）、《四川汉墓画像石》（Han Tomb Reliefs from Szechwan）等文章。在研究中首先是对于中国西南部四川地区的汉画像石的风格和东北方山东地区综合比较，提到山东地区的画像石风格更为严格的形式化（formal）和固定程式化（stereotyped），四川地区的风格上更为自由化（freedom）。而地理位置介于二者之间的河南则是一个相对混合，但秉承自由化的表现方式。⑪跨区域的比较中，南阳汉画像石中的人物特别具有精力充沛的动感（vigorous motion），并在后期进一步影响了周边地区汉画像石刻绘风格。这种影响主要是因为南阳是东汉开创者帝王刘秀故里，南阳的风格很可能被东汉周围地区刻绘者以及刘氏家族追随。⑫以荆轲刺秦同一题材汉画像石为对比，四川地区的画像石的动态视觉效果产生了更吸引观者的场景（tableau vivant），而山东地区则工整细致（图4—5）。⑬除了对同一题材人物的表现风格迥异外，在题材上二者也差异颇大。山东地区最广为流传的儒家圣贤、说教性的贤臣列女等偶像形象在南阳地区极为少见，南阳题材为五类，角斗、娱乐消遣、星象、人与妖、非打斗中的动物等，其中打斗场景占到1/6，包括人兽斗（图6）、动物互斗，以及人斗，也包括游戏的一种，即角抵戏（图7）这些动态的景象。

从整体上来看，南阳地区画像石的主要特点为：一、平行规整而多齿纹的石块，局部刻画单元格长度在3英寸（7.62厘米）或4英寸（10.16厘米）；二、浮雕刻度较深；三、不仅仅为二维平面刻绘，偶尔有作品通过石刻的线条，产生类似三维的效果。值得关注的是三维效果的说法，主要是依据个例石刻中人物脚下的刻线（图8），从而产生跨越奔走的三维性，但有可能是偶然性。⑭

五、图像和衍生的研究视角及意义

汉画像石的研究，从传统的图像学描述，和本身人物形象的界定，开始走向更为发散的研究视角。以巫鸿先生的武梁祠研究为例，突出了汉画像石研究的纵向深度视角，着重其背后的思想性，升华到墓葬之外的封建社会的人文构建理论。孟久丽的研究，则是对于汉画像石的一个交叉研究，将其归纳入中国的叙事性图画的体系中，特别是从汉画像石的设计单元格和构图模式等，表述其作为叙事性艺术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广泛地从其他绘画材质横向衍生，综合比较研究。在最后的研究案例中，以里查德·C. 鲁道夫关于南阳地区人物刻绘的风格研究，从内容题材、刻绘自由方式、影响范围及原因等方面，研究其刻绘的人物动感以及造成的视觉三维特例效果等探讨，是对于汉画像石研究从图像到衍生的新视角分析。

注释：

①巫鸿著，柳扬、岑河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②武梁祠，又称武氏祠。

③孙吴娟：《评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美与时代》，2011年第2期，第57—59页。

④同上，第194页。

⑤［美］孟久丽著，何前译：《道德镜鉴：中国叙述性图画与儒家意识形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3页。

⑥同上，第47页。

⑦李立：《汉画像的叙述——汉画像的图像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⑧同①，第189页。

⑨同⑤，第51页。

⑩孙机：《仙凡幽明之间——汉画像石与“大象其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9期，第81—117页。

⑪Richard C. Rudolph, Han Dynasty Reliefs from Nanyang,Oriental Art, 1978 (2), p. 179.

⑫同上，第184页。

⑬同上，第179页。

⑭同上，第180—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