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嫣 程存旺

编辑|孙洁

乡村振兴从农民自信开始

文|石嫣 程存旺

编辑|孙洁

中国农业的强大不只是需要有几个大型的农业公司，农民不需要都成为资本化农业企业家，而是应该成为社会企业家，成为乡土的生活者，对自己的职业生活充分认可并且充满自信，无论面积是大或是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整段内容虽然只有四百多字，却凝聚了新世纪依赖党和政府在“三农”领域的诸多制度创新，点明了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未来的发展方向。

从“乡村振兴”读懂乡村发展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细读十九大报告关于乡村振兴的内容，可以发现，报告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乡村发展的未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愿景美好，挑战却不小，中国农村在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至少也将有20%的人居住在农村，实现了这2～3亿人的现代化，毫无疑问是对全人类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其间的难度可想而知。

如何让“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方面统筹发展，不偏颇，不冒进，不短板？报告指出，首先“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是对既往从农业与农村提取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用于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偏激模式的纠正，如今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已经铸就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北上深广等一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达到国际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房价更是高高在上，城市居民的资产实现史无前例地迅猛增长；相比之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都远不能企及城市的水平，为数不少的地方，城乡差距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远的不说，即便如首善之区北京的农村还有不少未通自来水，竟还有农村至今不通快递，农业产业欠发达，导致农民就业机会少，农民工资水平低，农户家庭收入较北京市民人均收入差距大，较北京市房价更是天壤之别，城乡差距的问题在北京况乎如此，可见问题严重的程度，可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紧迫程度。

其次，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亮点在于壮大集体经济。从当前农民家庭收入的结构可知，外出务工收入已经占到农民家庭收入的50%左右，种养殖兼业等经营收入占比约35%，这两项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大幅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随着AI和MI技术在工业体系的深化应用，未来产业工人的就业岗位将缩减，并且将压缩低学历产业工人工资水平的攀升空间，务工收入大幅拉升农民家庭收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受宏观经济所限，农产品的价格也不可能大幅上涨，而产量大幅增长所需的重大技术突破，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巨大市场增长空间在短期内都不可能实现，因此，种养殖兼业等经营性收入也不太可能成为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而集体经济却是有巨大想象空间的，集体经济不仅意味着农村和农业产业在规模上的量变，还意味着从技术到管理、到经营方式、到理念、到竞争力、到利益分配的质变；集体经济将成为小农和大市场之间的最佳纽带，将成为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最佳载体。

报告还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说实话，“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稀缺的，高素质人才首选大都市生活和就业，留在农村的大部分人群都是老弱病残幼，即便北京的郊区农村亦如此，甚至在日本这样的，城乡收入比几乎为1∶1的看似均衡发展的发达国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也极为突出，年轻人依然愿意留在拥挤的大都市，过着高度压力的生活。原因不仅在于收入，更重要的是乡土文化在城市文化面前缺乏自信，甚至被摧毁，导致年轻人对乡村生活缺乏认同。因此，要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要从根子上重新树立乡土文化的魅力，让乡土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齐头并进。

中国小农的竞争力在哪里？

中国农业没有竞争力是小农和大市场之间必然的矛盾，国际农产品价格的竞争核心是资源和政府补贴的竞争，我们所说的竞争力目前多指价格高低，而国外的一些农产品为什么比中国的要低，因为一方面美加澳等大农场国家拥有着殖民化时期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人均占有的资源比例中国不可比，而且欧美政府对农业采取高补贴政策，使得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甚至低于生产成本，而中国农业对小农的补贴和保护政策比较少。

中国农产品没必要与国际拼价格，应该拼的是文化，价格是工业文明农产品竞争力的表现，而生态文明之下应该重视乡土文化的价值。国际消费品领域都认同手工的价值，而农业本身就是饮食文化的重要体现。比如，我们为什么要拼黄豆的价格，而不去输出我们中国丰富的豆制品文化，或者让中国丰富的农耕多样性成为旅游、休闲的目的地。

现代农业不能理解为规模化、机械化，而应该是农业的多功能性：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功能，现代农业就应该兼顾这些功能。小农如何与现代农业体系结合，小农家庭作为生产主体转为家庭农场和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合作组织，作为商业、技术的重要载体。

人物档案

石嫣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国家发改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全国健康家庭联盟健康传播大使，2013年美国国务院邀请国际领导力访问学者（IVLP），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URGENCI）副主席。2013年《the Beijinger》评选“北京最有意思的20人”之一；2015年农业部中青年干部学习交流活动“新型职业农民在路上”专题二等奖；责任中国2015公益盛典，公益人物入围奖；获得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颁发的，2015年度“风鹏行动-新型职业农民资助项目”资助；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2016年全球青年领袖；2017年，入选共青团中央及农业部选出的“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

讨论“三农”问题要有问题意识

很多学者在谈农村信息化时，会把农村的信息化推进慢归结为农民的个体问题，但我们应该反过来思考农民为什么会成为农村信息化进程的阻力，农村为什么需要信息化？农民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化？是否都需要像高科技温室一样的科技，还是更贴近更多数农民的适用性技术。

看我们农业的整个链条中，虽然在大城市有两个小时从下单到送到家的生鲜电商，但在前端的几十年的变化还是非常缓慢，从种子、肥料、植保技术、农业机械等方面都可以看出，缺乏真正服务于农民需求和有品牌、有标准、有信任度的本土品牌，农业机械从小工具就直接到了大型拖拉机，服务于中小规模的农业主体的机械很少，服务于生态农业的链条中的各个环节仍然是大量空白。

我们的农民不缺农田管理技术和勤劳，但是缺乏交流学习的机会和升级自己管理的动力。而这些领域应该是政府补贴和支持的方向。

农业补贴也存在“精英俘获”，乡村地方精英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复杂，地方精英拿到项目总是能贴近中央政策方向，而大量项目资金只惠及少数群体，虽然一个地区树立起一两个典型，但有些单位依赖政府补贴却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

大量乡村的沼气站、大棚闲置、荒废。这些本来都可以成为服务地区发展的公共品，而不是支持到个体后，反而导致资金的浪费和为了申请补贴而申请，跟实际的需求相差很远。

如何使得有限的补贴可以用到刀刃上，让有限的补贴支持到拉动乡村发展的生产力前段，抓住农民的真正需求，支持乡村公共品建设，加大对补贴的监督、项目公开的力度，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政策探讨的方向。

农业和农村的自信来自农民的自信

我在北京郊区租了300多亩土地种菜、种水果，直接供应北京市民家庭，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心得将自己的农场变成新农人的孵化基地，务农十年，作为新时代的农人，我深知只有中国农民有了自信，农村才有自信，农业才有自信。中国农民的自信根本上是要实现农村和城市文化上的和谐，不能用现在的城市文化同化了农村的文化，不能用工业文明来同化乡土文明，要让乡土文明也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中非常璀璨的一颗明珠，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并非只有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才是这个社会唯一的发展方向。其次，让我们乡土的公共服务进一步提升，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让农民在乡村就可以安居乐业。

传统依靠务工收入，以及依靠种养殖经营收入都已经不再可持续，天花板已经出现。我们如何去开辟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可以带来组织收益，让原来农民个体经营收入在组织化提高程度下进一步放大，这可能几何级数的增长，同时培育农民的合作文化、创业文化。

中国农业的强大不只是需要有几个大型的农业公司，农民不需要都成为资本化农业企业家，而是应该成为社会企业家，成为乡土的生活者，对自己的职业生活充分认可并且充满自信，无论面积是大或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