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海榕

刘易斯的“巴比特文学地图”与美国城市的空间生产

文/张海榕

1921年7月20日，辛克莱·刘易斯的妻子格蕾丝给出版商阿尔弗莱德·哈考特写信说到她丈夫在着手写《巴比特》（1922）之前已经画好了一整套的泽尼斯城市地形图。这些地形图虽然在此信中被提及却始终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更没有人去考证它们的存在性和价值性。直到1961年刘易斯死后，研究者约翰·梅斐尔德在刘易斯佛蒙特州巴纳德家中书房里偶然发现这套刘易斯亲自手绘的、系统的18幅“巴比特地图”活页：13幅图聚焦小说中泽尼斯的城市空间布局，涉及方位、地形和地貌；2幅图详细标明人物巴比特的办公室的具体方位；3幅描绘巴比特的郊区别墅。本文将上述“巴比特地图”与《巴比特》小说文本相结合，将这结合体定义为“巴比特文学地图”（Babbitt Literary Maps），采用图-文互动的形式考察泽尼斯城、办公大楼和近郊别墅参与美国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

“巨大的泽尼斯”：美国城市的空间定位和空间圈层

13幅“巴比特地图”指涉美国中部地区泽尼斯城市的选址与规模，它们不仅是小说的叙事起点，还处于小说空间世界的中心位置。在《巴比特》第一章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中，叙事者已经“急不可待”地向读者既呈现出泽尼斯城的“文字地图”图谱，又展示了一幅具有“社会想象力”的“空间生产”的实践图景，粗线条地勾勒出泽尼斯城的现实模样：

泽尼斯的高楼大厦在晨霭中拔地而起；钢筋水泥和石灰石的建筑凝重结实得像悬崖，却又精致得像银器。这些建筑并不是城堡或教堂，而是朴实美观的办公室大楼。

在薄雾中，经过前几代岁月销蚀的建筑显得分外可怜：木瓦屋顶已经老朽的邮政局，带有红砖尖塔的、挤在一起的房屋，窗户又小又脏的工厂，颜色灰暗的公寓住宅。城里到处可以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建

筑，但是整洁的大厦正把它们从商业中心挤出去，近

郊的小山头上也出现了崭新的房子，供一些似乎充满

欢笑和宁谧的家庭居住。

从城市的具体形象来看，刘易斯在上述引文中首先演示了传统的高高在上“俯瞰”姿态下的城市。此时，抽象的泽尼斯地图被转化成一幅粗粗描画出来的“文字地图”。在这幅地图上，极端的事物被调和在一起——高楼大厦所象征的“雄心壮志”、破旧建筑所代表的“衰颓败落”和教堂所暗示的“江河日下”，阶级间的悬殊和建筑间的对立，众多老楼和新近侵入的郊区别墅成为物理空间的隐喻性表征。原先在楼宇间川流不息的城市人流、车流都静止为一幅城市地图的画面，这就是“俯瞰”之下的泽尼斯城的简要素描。

从城市的抽象意义上来看，巧合的是，泽尼斯城的文字地图竟然完全切合了刘易斯同时代的社会学家欧内斯特·伯吉斯所提出的具有5个圈层特征的城市“同心圆模型”理论，只不过小说中这5个圈层的空间秩序阶级划分清晰、等级分明、纪律严明，很难实现跨阶级逾越。主人公巴比特的办公场所“里夫斯大楼”正处于第一圈的中央商务区位置，是他的“强盗船”。象征资本主义文明的摩天大厦属于各行各业成功的中产阶级商人们，他们的标准着装是灰色西装、玳瑁眼镜、编织领带、蛇头别针、雪茄点火器以及俱乐部小徽章，工作之余驾驶汽车往返于高尔夫球场、各种类型的俱乐部、商会、宴会和郊区别墅。第一圈、第四圈是他们日常的生活范围，他们生活在消费社会的布控下，日子过得循规蹈矩而平淡无奇。第五圈的富豪们既属于政治权力的统治者也可归类为城市“空间生产”的权力规划者，他们住在郊区“华丽”的建筑里深居简出，戒备森严，在豪宅中“小规模的、静止的、干巴巴的、客气而冷峻地、隐秘地”操控着这个城市的“空间生产”甚至国家的命运。第二圈、第三圈是出租房、贫民窟、工棚和妓院的聚集地，简陋、局促、拥挤是其空间本质特征，上述空间环境既限定了城市贫民的物理空间，又破坏了私密空间应该具备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巴比特的大学同学保罗·里斯林夫妇就住在属于该阶层“雷维尔斯多克路的一套公寓里，那个街区的公寓房子是泽尼斯最紧凑的，把床铺推进矮壁橱之后，卧室就变成了起居室”。在此居住的蓝领阶层生活压抑、沉闷，精神上下求索但始终不得以解脱，难逃神经质和精神崩溃的命运安排——最好的例证是小说结尾部分里斯林试图杀害歇斯底里的妻子齐拉而被监禁入狱。由此看来，空间圈层从出现之初既是阶级划分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结果，如同列斐伏尔所言，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通过生产空间”生产并再生产社会关系，其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服务。

刘易斯借助巴比特日常驾车“行走”泽尼斯，“从他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了解城市的生活实践”，用人物的视觉感知这座城市。巴比特所经过的熟悉的街道、同心圆五大片区、工业区和商业区的边界、环形铁道的节点，以及象征着地标的商业区的高大门厅，都向他明确表示泽尼斯城是一座“巨大的”“庞大的”城市。刘易斯在小说情节上刻意安排巴比特4次远观城市、赞美城市从而表达出作家对城市地理图谱的肯定性评价。因为在巴比特的眼中，“泽尼斯”不仅是一座“巨大的”城市，而且还是“生命力”的象征。这既是小说人物巴比特对待泽尼斯城的态度，也是作家刘易斯的城市观。究其原因，空间生产让城市成为生产中心，农村只附属于城市空间生产，从而掀起城市化运动。20世纪2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推动了城市化的加速进行，改变了城乡空间结构，创造了属于美国地域特点的现代城市地理形态，导致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并最终造成城乡的严重分化和隔离，形成城乡空间结构中突兀性“巨大的城市”的空间效果和垄断性，塑造出“泽尼斯是美国最稳定、最伟大的城市”的空间书写样板。

“银器”与“悬崖”的办公大楼：美国城市的空间界定

从“巴比特地图”视角来看，画得最为详尽的是3幅有关巴比特办公室的地图：一幅标为“巴比特办公室附近”（第12幅），实则上是被星号标明的、巴比特办公室的具体方位图（以第三街区为分界，南北方位各有四大公司为一组的、嵌套的空间规模）；一幅标为“巴比特办公室”（第13幅），详尽列出办公室中的所有陈设，甚至连沙发和椅子都排列整齐，其中巴比特的办公桌坐北朝南，从这个方位可以透视整个办公室的任何一个角落，呈现出一组细节化的、嵌套的空间规模；还有一幅（第14幅）是泽尼斯城房地产同业公会主席钱德勒·穆特的办公室的透视图（呈现出6个办公室为一组的、嵌套的空间规模）。由此可见，嵌套的空间规模是巴比特办公室的显性空间特征，而透视性是其隐性空间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办公大楼不再是物理的和物质的，而是列斐伏尔所言的“生活的空间”，既是被赋予了意义的、主观的和公共性的概念空间，又是被具象化了的、特指的、界定的城市地理空间，更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所言的“概念空间”和“场所感”。

从小说文本的微观视角来看，刘易斯采用一种以巴比特所见、所闻、所感的叙事形式，辅以自上而下、从外到里“广角摄影”的叙事手段：先“仰视”14层楼建筑的外观，再“俯瞰”面朝第三街的一组四间嵌套式办公室组合——“西联电报局、篮彩糖果店、肖特韦尔文具店和巴比特—汤普森房地产公司”。这几乎和第12幅地图如出一辙，目的是“平视”巴比特的办公场所，最后“焦距”于其“半截安磨砂玻璃的橡木挡板隔出来的一个小间”。

从来访者的视觉来看：里斯夫大楼中的空间界定有其独特性——几乎每一间办公室都通过隔间串联其他办公室，形成相同格局的办公环境。这种一间后面连着数间的空间增值结构与第12～14幅地图上的空间格局几乎雷同，形式上类似迷宫，却在监控机制的安排下呈现出井然有序、等级分明的空间秩序，表现出一种空间知觉上的层层延拓。根本原因在于“空间是任何权力的基础”，而“权力的空间化乃是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办公室对于巴比特而言，既是彰显其权威的手段和方法，又是一种规训与惩罚的策略，目的就是要“塑造”出对于权威毕恭毕敬的臣服群体。

从人物塑造视角来看，巴比特是办公室监控机制下的“可怜的牺牲品”，而表面上他是一位“令人艳羡的”成功的商界男人和一个有责任感的养家糊口者。事实上，巴比特的喜恶标准已经被消费社会按照男性气质要求严格定义和充分布展：他喜欢“惬意、好爽的男人的世界”，身着“男子气概的绒布衬衫”，常抽烟，但“没有烟盒”，只因“他认为带烟盒的人有点娘娘气”。为了“充当硬汉”和所谓呼吸“新鲜空气”，巴比特还喜欢在卧室外的“回廊”睡觉，一天中“最隆重的事是把回廊的床铺整理好”，身上盖着“象征自由和英雄主义”的“旅行毛毯”；他厌恶“妻子和速记员的婆婆妈妈的小圈子”，尤其讨厌“他老婆的招呼声和听了会起鸡皮疙瘩的硬刷子梳头发的清脆的搔刮声”。种种细节表明，巴比特所认同的男性气质属于“霸权性男性气质”范畴，他不自觉地认为“主动的、竞争的、拥有权力的、控制的、主宰的”男性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然而遗憾的是，霸权性男性气质话语体系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在强调勇敢、强硬、坚韧、进攻性和毅力等特性的同时，否定了男性个体的情感需要与表达，贬斥了个体的同情之心与悲悯之心，把这些看作是女性气质的性别规范，从而具有非人性的特点。

刘易斯深知男性气质一方面赋予人一种面对压力、困难和艰险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反而成为男性压力、焦虑和人格异化的一大根源。他将办公室大楼作为一组相对峙的空间意象“银器”与“悬崖”预言着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矛盾性特征：巴比特“厌恶房地产生意的苦差事，讨厌他的家里人，从而也讨厌自己”，甚至“对什么都感到无名的不满意，对自己的不满意使得他又感到羞愧”，最终屡次梦想“逃离”办公环境，逃离家庭。此时，“逃离”不仅是巴比特失败了的精神追求和被压抑的心理欲望的变形化表达，也是资本主义观念在美国精神层面和日常生活空间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具象化表现，透露出刘易斯对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男性主流意识形态的预警功能和反省作用。刘易斯刻意为巴比特安排了两种不同的心理演进式的逃逸路径来对抗男性气质危机：一是心理无意识层面的5次梦境——与“梦中仙女”的时常相会，二是心理有意识层面的2次“缅因州之行”——在东北荒野边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巴比特的心理逃逸路径切中肯綮，反映出刘易斯对美国中产阶级男性气质衰落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虽然刘易斯对美国城市的空间界定、办公室的空间生产和巴比特心理“编码”属于主观行为，却也折射出在既定历史语境中的深层文化心理。

“标准化的繁花高地近郊别墅”：美国城市的空间区隔

“巴比特地图”中有3幅地图详细描写巴比特的住宅“繁花高地”近郊别墅，抽象的地图经由小说文本中的描绘才能放大“巴比特文学地图”的深层含义。首先，从远处看，小说中巴比特的家正是坐落在上坡上的“繁花”高地郊区住宅区的一处“标准化的郊区别墅”。从近处看，中产阶级比邻而居、阶级隔离的郊区生活是当时社会的显性需求。小说的结尾部分，巴比特的儿子特德和霍华德的女儿尤妮斯·利特菲尔德最终恋爱后结婚，实现了中产阶级下一代相互通婚的隐性社会需求。而相比之下，庞贝理发馆里黑人理发师以及擦皮鞋的年轻黑人只能住在平民窟里——“黄褐色的木头房子”。由此可见，巴比特郊区别墅的文学地图不仅揭示了社会和政治矛盾，而且还表达了阶级立场，因此每一幅地图都与意识形态相关。

“繁花”高地的“中产阶级区隔”之所以能形成离不开当时美国社会的空间运行机制。美国的全国地产商协会早在1909年就制定了相关限制性地产契约，禁止将地产出租或出售给“高加索人种以外的任何人”。1924年，该协会再次规定，“任何一个地产商都不应该将会明显有损于一个邻里财产价值的种族或民族的成员或者任何个人引入该社会”。住宅抵押贷款机构拒绝在白人社区向黑人家庭发放购房贷款，这种歧视性的贷款行为被称为“红线制度”。德鲁·威斯认为，“20世纪的美国，其种族和阶级的构成也同时基本上是一个空间过程，城市和郊区的空间打上了种族和阶级的印记”。住宅市场及金融机构的歧视政策直接推动了郊区化住房市场的分割和阶级的隔离，其表现就是“双轨住宅市场”的形成。“双轨住宅市场”的缔造者包括住宅抵押贷款机构、地产商、地产经纪人等，而美国郊区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地产商在郊区的投机活动，他们见证了美国郊区化的创建过程，协助其快速完成美国城市的空间生产。

巴比特作为一位典型的地产投机商，他从事的工作就是销售“标准化的住宅”，可以说他正是福特主义“标准化”生产链上的一颗螺丝钉。随着“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美国地域上的无限扩张，随着如巴比特一样的城市房地产掮客的出现和发展，城市空间形态上必然表现为“标准化”与“同质化”的历史趋势。正是由于巴比特们的“辛勤劳作”，整个泽尼斯城形同一个“标准化”的城市空间模板。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强调工作、审慎、俭朴、节欲和对生活的严肃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美国社会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的本质。但是，标准化大生产和“住别墅、开汽车和办聚会”等高消费行为开始改变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新教伦理被物质享乐主义所取代，而清教精神被心理幸福说所代替。在丹尼尔·贝尔看来，这就是美国生活中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根源。

对于这一矛盾，刘易斯持有一种复杂暧昧的态度。刘易斯敏感地意识到，标准化在客观上恰恰反映了美国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在小说中，他一方面借多恩之口多次肯定标准化的社会大生产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又借亚维奇博士之口说出了他对“标准化的城市”的憎恶之情。刘易斯针对“标准化大生产”含混的表达方式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获得绝对支配地位，另一方面还说明资本主义“福特时代”在深层次上具有的历史特殊性：它潜藏着“同质化”的历史趋势，也同时存在着“异质化”的历史境遇。因为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种生产方式，空间生产具有集中化、标准化的内在特质。

“巴比特文学地图”的精妙之处在于刘易斯用小说叙事经验和地图绘制经验对美国城市空间生产经验进行创造性的置换，用图-文相结合的形式将驱动现实的动能传达出来，实现艺术对于美国城市空间生产的抽象化体验和理性化诠释。

（作家系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摘自《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