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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反讽的实践立场

2017-11-21李正义

社会观察 2017年9期
关键词:本质马克思哲学

文/李正义

马克思哲学:反讽的实践立场

文/李正义

正如席勒对古希腊的向往一样,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也是推崇备至,他认为希腊哲人是活生生的艺术作品,现实实体的表现形式也是“诗歌式的”。因此,他的哲学思维与现实诉求的起点也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苏格拉底的反讽以辩证法的形式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说:“反讽不是别的,正是哲学在其对普遍意识的主观关系方面所固有的形式”,“凡坚持内在论而反对经验个人的哲学家都会使用反讽”。反讽的哲学家,是以“内在性”即人内在的无限的认识,反对经验的、有限的、受客观性制约的个人。反讽在主观方面所固有的形式就是对当下“经验”与有限的绝对否定。这样,反讽作为一种绝对否定的表达方式,凸显的不仅是一种逻辑的辩证意义,更是指向了人的现实生存世界。

哲学的反讽

哲学的反讽,起始于苏格拉底的“话语陷阱”,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法的“雏形”。施莱格尔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反讽,创造了反讽的“超验诗”。他把反讽作为解决二重对立的途径。他说:“哲学是反讽真正的故乡。”也就是说,反讽诞生于哲学,而又承载着哲学的使命:解决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实现观念与现实的和解、实然与应然的统一。哲学的反讽就是要解决这个对立。

哲学的反讽“作为一种调解人自身内部冲突的方法,是建立在精神的绝对自由上的。反讽的实质,仍不外乎是综合,调解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克服人的二重对立。如果达到这一点,人便‘超越自己’,超越有限,不但获得认识的深度,而且解决了对立”。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是无限绝对的否定性,因为它除否定之外,一无所为;它是无限的,因为它不是否定这个或者那个现象;它是绝对的,因为它借助于一种更高的事物进行否定,但这个更高的事物并非更高的事物,而是绝对的否定本身。他说:“反讽是起点,但也只不过是起点而已,它既是又不是;它的论战是起点,但也完全是结尾,因为对前一个发展过程的摧毁既是这个发展过程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发展过程的起点——摧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新的原则已经作为可能性存在。”在这里,克尔凯郭尔指出了反讽的辩证法意义。马克思也说:“苏格拉底的反讽,——即一种辩证法的圈套,通过这个圈套,普通常识应该摆脱任何僵化,但不是要弄到自命不凡以为无所不知的地步,而是要达到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真理。”

概言之,哲学的反讽,就是以辩证的“精神体操”去探求世界的真理并发出双重的旨令:既要反思经验事实(有限)的当下,又要实现无限与绝对的超越,从而解决人的普遍分裂问题。

“哲学必须成为尘世的(现实的)哲学,而世界必须成为哲学的(观念的)世界。哲学既是救赎的工具,同时也是救赎的内容。”马克思哲学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救赎也是以反讽的方式来描述的,并且把反讽作为哲学征服世界的力量。对于马克思来说,哲学的救赎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过程,亦即“哲学的实现”过程,这个过程的工具就是反讽,或者说,反讽承担着哲学实现的历史使命。

浪漫主义的反讽只能在观念和精神领域之内寻求哲学救赎的有效工具。与浪漫主义哲学家们截然不同,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救赎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从“认识世界”转向“改造世界”。马克思哲学的反讽具有绝对的否定性,因此具有彻底的创造性。要改造世界,就必须找到反讽的真正武器和现实力量。人作为人的神圣性要求人成为一切,但现实中的人却失去了一切。这种矛盾的无限性和否定的总体性必定唤起彻底的反讽。作为哲学批判形式的反讽,已经指向了人们物质生活的现实本身。

人的普遍分裂根源于社会生活中的物质需要,只有从现实的物质力量才能寻找到消灭现实的异化根源。浪漫的反讽不足以解决有限(现实)和无限(理想)的矛盾,必须让位于现实的和物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哲学的反讽已经超越了理论(观念)的力量转变到了实践(物质)的力量。

反讽的实践诉求

克尔凯郭尔说:“反讽的矛头也可能指向整个生存,就此而言,它也坚持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对立、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对立。反讽是主观性的自为的存在,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如果是理论性的,那也是为了再次成为实践性的。”由此可见,反讽既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也是世界的存在面目。它既具有主观的“理论性”,也具有客观的“存在性”,但“本质上是实践的”。

正如浪漫主义反讽对有限与无限的调节与综合一样,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显然是浪漫化的概念。实践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经验事实,既是有限的,但恰恰通过这种有限,又实现了人类对绝对价值无限超越。因此,实践也是经验与超验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综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哲学的反讽称为一种实践的反讽。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1. 人的悖论性存在与消解

就马克思哲学的反讽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言,它是批判性的,现实世界要么作为不可回绝的礼物,要么成为反讽需要完成的任务。而现实世界恰恰是通过行动才获得其有效性和丰富性。行动的反讽要想大显身手,必须具有双重特性,既针对经验的现实,又必须蕴含一种先验性,才能不至于在“抽象”的无限中迷失自我。实践恰恰创造出了经验的有限世界,却又向往超验的无限世界;不是止步于使人成为人,而是止步于使人成为“神”。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释了崭新的世界观,把实践作为消解人的生存悖论和普遍分裂的唯一基础和可能途径,进而揭示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奥秘。

首先,对于“抽象的思维”和“感性的直观”的二律背反,“抽象的思维”(理性)“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明思维(理性)的力量。“感性的直观”“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而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野则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感性”应当是“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这样,感性与理性在实践中实现了统一。其次,当感性活动的思维主体与客体发生冲突的时候,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消除客体“环境”的改变与主体“人”的改变之间的二元对立。再次,宗教的秘密在于“神圣”与“世俗”的分裂,亦即“应有”与“现有”的对立,这种分裂和对立来源于世俗基础本身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认为这种分裂是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因此,要消除神圣与世俗的分裂,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世俗的基础。他说:“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最后,对于“抽象的个人”(个体)与“现实的个人”(类)之间的对立,马克思立足于人的群体性的实践活动,对人的本质界定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2. 实践的双重批判

实践的批判,才是真正彻底的哲学反讽。实践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马克思哲学的反讽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人类的“整个生存”,把人类解放作为终极的价值目标。在消除人的普遍分裂过程中,马克思实践的批判本质具体化为理论的批判与现实的批判。理论的批判是指辩证地扬弃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与观念,进而祛除意识形态之蔽的过程。通过这种观念的反讽,使理论自身实现超越与发展。马克思说:“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现实的批判,也就是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而现实的批判过程,是对现存的一切辩证扬弃的过程,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实践的主体运用“物质力量”摧毁“物质的东西”,从而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过程,亦即“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过程。

早期浪漫派没有从根本上找到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完成的展现方式,试图用艺术的反讽来拯救完美与和谐的丧失,却因为缺少实际的手段而陷入到历史的虚无。马克思的哲学反讽,秉持实践的立场,实现了科学理性带给人类的实然世界和浪漫心灵所企求的价值目标的统一。

反讽的主体:无产阶级

19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过程中,践行革命实践的无产阶级是浪漫反讽的主体,因为他承担着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正因此,罗素说:“‘无产阶级’是个19世纪的概念,也许是同样浪漫化了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那么,在罗素眼里,应该完全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呢?和浪漫主义的诗意追寻之路和黑格尔的逻辑演绎方式完全不同的是:马克思寻求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案救赎人的神圣性,即通过无产阶级的实践,以革命的物质力量改造世界,消灭分工、交换和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才真正实现了有限和无限、现实和理想、经验和超验的综合。

既然“彻底的、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那么,解放整个社会的物质力量何在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必须要有一个由无数个体组成的阶级,这个阶级要想解放整个社会,“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及其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同时,这个阶级还必须拥有“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拥有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拥有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对敌人振振有词地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这个阶级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是一个“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马克思找到了人类的“救世主”,他给自己的反讽披上的新面纱是无产阶级。

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具有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精神,所以他们内蕴着“解放的实践要素,由此能使无产阶级在世界秩序之内履行使命”。无产阶级通过“摧毁一切奴役制”、“从根本上进行革命”的绝对否定的反讽,把黑格尔主义的观念变成为行动的现实,把“人性复归”的超验理想化为现实的实践活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无产阶级用哲学的精神武装起自己的头脑,这就把无产阶级自身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绝望和愤怒中提升出来,转化为精神化的阶级,从而使物质力量转化为彻底的革命力量,“实际地改变现存的事物”,既消灭了自身——完成了“凤凰涅槃”式的蜕变,又实现了人类普遍分裂的救赎。完美的时刻——共产主义到了,人终于完成了有限到无限的超越、应然和必然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和解。人类彻底解放的日子到来了,这一天被马克思用宗教救赎的诗意话语命名为人类的“复活日”。

马克思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以超验的视野来理解现存世界。他所论述的人类社会的永恒法则和最高社会理想,乃是全面实现人的解放为归宿的超验原则的理性表达。实践赋予马克思哲学的反讽以历史和辩证的视野。针对现代文明对于人的神圣性的剥离,他找到了人的异化的根源,并且把这种生存现状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暂时性”去理解。而要完成哲学的使命,反讽的实践必须依靠主体的物质力量。通过革命的实践,无产阶级彻底消灭了自身,成就了历史的最后诞生: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哲学的反讽,通过彻底的革命实践,实现了人的全面解放和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摘自《东岳论丛》2017年第5期;原题为《哲学反讽的实践立场——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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