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勇

“新子学”与中华文化重构

文/方勇

“新子学”提出的背景与必要性

提出“新子学”这个理念，与我的治学经历与学科背景紧密相关的。我的学术生涯起步于老庄研究。在《庄子》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成果之后，我又着手开垦整个诸子学领域。2006年我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此外，我还努力地创造平台促进诸子学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包括主编《诸子学刊》、主办“诸子学”学术研讨会、策划“诸子研究丛书”、筹建诸子学会等工作，这些都对诸子学研究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酝酿启动《子藏》工程。《子藏》工程力求全面搜集整理中国历史上诸子学相关的研究材料，是一项超大型的学术项目，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中资金投入最多的项目，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子藏》工程的运行，为诸子学的全面复兴提供了文献材料的基础，同时我也意识到《子藏》工程的主体部分仍是局限在文献层面，主要针对的也是专业学者，如果想让诸子学在当代文化中获得新生，那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理论探索，并让它面向更广大的受众。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便有了“新子学”的理论构想。

当然，“新子学”的提出还有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中，中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华文化更是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近十余年，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发展策略，更为注重“文化强国”的理念，中国不但要在经济上成为强国，在文化上也要有自信心。本来中国国学在改革开放30年来就持续升温，随着“文化强国”理念的推广，国学进一步升温，很多知名大学都成立了国学院，青少年教育也加入了更多的国学元素。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文化到底要传承什么？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到底在哪儿？我在2012年4月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大会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这个口号之前未有人提过，经过新闻媒体和学术刊物的报道和介绍，“全面复兴诸子学”的理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之后我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挖掘，并与我的博士团队共同探讨，集团队之力，进一步凝结出“新子学”理念。在《光明日报》的支持下，2012年10月22日的《光明日报》“国学”版刊发《“新子学”构想》一文，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学者纷纷撰文讨论“新子学”议题。之后，2013年9月9日的《再论“新子学”》， 2016年3月28日的《三论“新子学”》等文章相继刊发于《光明日报》“国学”版。“新子学”影响不断扩大，各方又继续推动。

除了政府的文化政策促进了“新子学”理念成形之外，从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诸子学的复兴也是理所当然。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可谓中华学术的黄金时代，诸子关注现实，自由地发表议论，文化多元，平等对话，没有一个学派能完全取代其他各个学派的位置。到了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则独尊儒术。经学在当时自有合理的一面，但其负面影响是，一旦为统治阶级所用，依此制定的国策便多趋向封闭保守。原始儒学并非僵化不堪，然而一旦成为经学，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其他诸子的思想会被视为异端，这就形成了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基本框架。东汉后期，已经成为迷信的经学垮台以后，老庄学等文化迅速崛起，引发了人性的大解放，文化多元的大释放，启发人们不要被高高在上的权威所左右，不要被经学思维、经学政治所束缚。降至隋唐，这种趋势又不幸中断，虽然当时的基本文化格局是儒、道、佛三教并重，但儒学仍占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明清都是如此，进仕之途也必须按照指定书目应考。魏晋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经学一旦成为权威，要它适应之后各时代的发展是有一定难度的，因而其自身作了很多内部调整。比如，宋儒认为汉人释经，过于看重文字训诂，造成了儒学义理的平板化、碎片化。他们以弃形存神、直入孔孟堂奥为理想，吸收了佛、道二教的诸多成果，丰富了儒学的哲学维度，最终形成理学。但为了维持“经学”的权威，他们表面上决不承认这一点，以免背上“异端”的罪名。理学家号称探究到了先秦儒学的真正思想，但显然这是假象，儒学的演化适应能力是比较差的，单靠它自身的发展难以达到这一高度，所以必然要对道、佛各家思想有所吸收，才使其适应了新文化的发展。在之后的元朝，中华思想学术没有太大发展。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文化上采取高压政策，士人思想多受束缚，学术进展缓慢。一直到正德年间，朝廷由于内讧，控制力减弱，加上当时江南等地商业繁荣，各种因素综合，促进了作为儒学经学对立面的老庄学说及其他诸子学说乘势而起。以道家学说为例，嘉靖万历年间，老庄十分流行，晚明时期，研究《庄子》的著作数量更是蔚为壮观，甚至与清代庄学著作的总量相当。当然，出现这种状态也与阳明心学有一定关系; 阳明心学不避讳对异端的吸收，承认了佛老对自身的影响，毕竟当时的思想风气已进一步开放。但总体来说，明朝的主导思想仍是儒学，而到了清代，文化发展又回归了之前的途径，儒学再次成为绝对主导，诸子学的发展都笼罩在儒学影响下。

以庄子学为例，清代庄学体现了鲜明的“以儒解庄”倾向，这些学者思维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儒学、经学意识，希望以儒学为主，实现儒、道调和。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中，整体的文化格局基本就是儒学占主导地位，经学高高在上，其他思想会有间歇性的蓬勃发展，但大部分则被压至从属地位，视为异端。现代意义上的诸子学，如果追溯源流，可以定位在明末清初，主要人物是傅山。作为气节傲然的遗民学者，傅山坚决不出仕清廷，赢得了当时很多人的尊重。他提出了“经子平等”的理念，认为经学与诸子之学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比如他指出：经子之争亦未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子书不无奇鸷可喜，但五六种以上，径欲重复明志，见道取节而已。傅山本人对这一理念身体力行，综合研究了《庄子》《老子》《淮南子》等各类子学著作。到了清前期，文字狱大兴，学者世人皆不敢妄谈义理，于是如“乾嘉学派”等就钻到故纸堆中做考据与校勘，不过他们在研究经部著作时，也对子部的周汉典籍作了研治，这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实现了“经子平等”。因此纵观历史长河，诸子学实际上一直在发展，只不过常常以暗流涌动的形态存在。

“五四”之后，儒学明显衰弱，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社会的转型，诸子学潜力被发掘，广受重视。继而诸子学一直呈现上升之势，经久不衰。按照我的观点，在目前的发展潮流下，中华文化能给世界贡献的最重要思想，大概就是诸子的思想。以上便是我提倡“新子学”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

最后，从人们的思想观念来看，“新子学”的提出也是很必要的。中国由于长期的大一统思想，儒学高高在上，其他思想都被视为异端，从而造成了人们头脑中的“经学思维”。这种经学思维是广义的，不仅仅局限在学术范围内。比如人们平时思考问题时，总希望有个“意识形态”在上面做把持，然后才能有学术、政策等具体的表现。这样考虑问题便不能再持有平等、多元的心态，而是容易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倾向。而庄子“齐物论”等思想对于改变单一思维，形成多元视角来看待世界具有正向的意义。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我认为提出“新子学”是很有必要的。

“新子学”的内涵

对于“新子学”这个概念，一般人刚接触时可能会简单地以为这是“诸子学”研究在方法层面的革新，比如采用一些新方法对诸子文献做整理等等。当然“新子学”有这层含义在里面，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承载我们对于文化多元化的诉求，这种多元平等的精神一直是我的关切点。“新子学”就是承载这一提法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第一篇刊发的《“新子学”构想》已大致打造出了这一思想的框架，此文详细阐发了“新子学”与儒学的关系、在国学中的地位、如何面对西学等问题，为之后的“新子学”讨论大致确立了一个方向。之后的《再论“新子学”》，对“新子学”做了更形而上的探索，归纳出“子学现象”和“子学精神”两个概念。我在《再论“新子学”》中曾提到过：“就深层意义而言，‘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所谓‘子学现象’，就是指从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其间每有出现的多元性、整体性的学术文化发展现象。这种现象的生命力，主要表现为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各家论说虽不同，但都能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是谓‘子学精神’。”

从“子学精神”的角度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在《“新子学”构想》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即“新子学”与儒学的关系、“新子学”在国学中的地位等等。

首先来看“新子学”与儒学的关系。中国最早的文化主体自然是“六经”系统，这是无可置疑的。但面对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变局，一些有眼光的士大夫吸收了“六经”的思想精华，针对现实提出了他们的治国方略。这类思想比起经学，显然更关注现实，有着更多元的文化视野。从后世的发展来看，经学一直以“五经”为主体，变化不大，而诸子之学则始终在变化自身以适应现实，不断提出新的思想理念。特别是面对着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的文化出现了激烈的碰撞，中国再也不能以之前的天朝上国自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固守儒学的一些理念，停留在经学思维中，妄自尊大，那必定难以适应时代的潮流。在我看来，儒学与其他诸子相比，的确显得相对保守。《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说：“觚不觚，觚哉! 觚哉!”即认为某些东西就得有某些样子，孔子还十分强调“夷夏之辨”，而从现代观念来看，各国、各民族无论大小都是平等的，是要相互尊重的。重视本民族文化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们不能因此看低其他民族的文化，否则就违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了。而现在大陆一些大学的国学院响应国家“文化强国”的口号，努力发扬传统文化，但对象往往囿于孔子、儒学的范围，让大众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仅限于此，这也是不可取的。这时，就需要专业研究人员真正地面对中国文化的现实，将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挖掘出来呈现给大众。原先学者只是坐拥书斋研究那些具体而微的课题，而时代呼唤我们走出象牙塔，同时参与大文化的建构。

所以，“新子学”认为，首先必须承认儒家“六经”是中国旧文化的主体，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诸子百家逐渐凸显出来，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当今时代，儒学必须要返回到原始儒学上去，将经学的成分尽量排去，之后，儒学中的子学精神将更鲜明地呈现出来，它将表现出平等、多元、善于应变、面对全球等新特质，由此，儒学又将会获得鲜活的生命力。继而，它将作为子学中的一种在当代依旧发挥其重要作用，这种状态下的儒学与“新子学”并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此外，再来讨论一下“新子学”与国学。传统国学的内涵很广，有些学者提出“大国学”的概念，认为各种传统的文化都可以被看作国学。但国学需要一些灵魂的、核心的东西，之前学者探讨这一层面时，主张国学以儒学为主体，以经学为灵魂。但我以为新的国学必须要面对现实，决不能儒学一家独大，它的核心精神还应该是子学。当然，以子学为国学核心，这种说法并不是立足于典籍的数量与比例方面，而是就其精神层面而言。我在《再论“新子学”》中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新子学’视野中的‘国学’将是一个思想多元性与时代发展和谐一致的图景。我国早期思想史上经学与子学的互动，中后期三教的冲突与融通，以及西方思想文化因素在明清以来的渗入，这些都是构建‘新国学’时不得不予以关注的。……‘新子学’的‘子学精神’主张多元并立，在主导‘国学’构建与发展时，将整合现有的各类学术文化。它给‘国学’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内容上的囊括，而是结构性的革新： ‘国学’将由单向封闭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交互动态的多元开放结构。简单而言，在‘新国学’的结构中，各种学术之间多元、平等、互为主体，没有谁统摄谁，谁要依附谁的问题。在这种体系之下，经学和儒学并不占据垄断地位，不再是其他学术确立自我和位置的依据与标准，只是复合多元、动态构成的学术生态中的一个重要但又普通的组成部分而已。因此，今后的‘国学’不再是一枝独秀的孤景，而将上演百家合鸣的交响。”可见，由“新子学”主导的国学将会与旧国学呈现出不同的特质，从而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

再者，“新子学”与西学的问题也是亟待处理的。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时代的中西文化关系也是很重大的问题。比如，在研究生培养这一领域，由于过去的学科建设基本照搬欧美或照抄苏联，传统的中国学问被肢解分散到各个专业中去，研究生传统学问的根基被严重削弱。尤其是一些主攻西方哲学或西方文艺理论的学生，传统中国文化的根基较弱，一些研究生古文功底不足，面对读不懂的古文，反过来去找西方学术论著中相关的英文翻译版来看，很不可思议。所以，“新子学”主张，当前发展文化应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然后吸取一切外来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以补充我们的文化、发展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古代中国文化对佛教部分吸收的成功经验能给我们很大启发。那么，基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大国背景，“新子学”主张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之时，不能丧失自信心，而应该在世界上力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我们这种努力也是和目前的大趋势相吻合的——虽说如今的诸多评价体系如论文评价、思想评价、观念评价等都大致是以西方为标准，但近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始回归传统，而且回归传统文化会是大势所趋，例如有些文艺理论研究者，早先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不够关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以西方的文艺理论阐释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存在隔阂，他们也开始回归中国传统的原始典籍。使中国学术以更好的姿态面向世界，这是“新子学”的机遇，也是“新子学”需要承担的时代责任。

“新子学”的传播与影响

“新子学”理念提出后，在学术界迅速得到传播，诸多媒体如《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安徽日报》等都进行过报道，并有不少学者参与讨论。目前涉及“新子学”的文章已达190多篇，“新子学”引起广泛讨论当然和我们的推动有关，但在深层次上，“新子学”也与当前的文化背景相合。

“新子学”如今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可与参与，在上海我们已经开过两次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和一次规模相对集中的高端研讨会，而上海大学也和甘肃文联联合举办过一次“新子学”学术会议。在2014年10月11日我参加的韩国“第二次神明文化国际学术大会”上，举办方就将“新子学”的讨论作为此次学术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韩国学者也对“新子学”发表了很多好的见解和看法。2016年3月，台湾屏东大学也组织召开了“新子学”座谈会。“新子学”国际研讨交流会也于2016年11月在厦门筼筜书院召开。2017年10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还将举行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随着讨论“新子学”的论文数量越来越多，两年前已有学者编辑了《“新子学”论集》，该书发表了“新子学”相关文章80余篇，由于“新子学”的讨论文章还在增加，第二本论文集也正在编选之中。总之，“新子学”之所以能够引起这么多学者的讨论，说明它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方向。

“新子学”除了在纯学术界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其他方面，例如在中国大陆的中学教学里面，也出现了“新子学”的影子。2014年河南中原名校高考全仿真模拟考试整张120分的语文试卷中，有“新子学”的题目占到9分。“新子学”甚至渗透进经济领域，在传统儒商之外，“子商”的新观念也被提出，谭家健先生也认为“子商”是有道理的，比如《管子》中就有很多经商之道，而儒学中却很少。“新子学”面世以来，有些人是不太理解的。香港有位治墨学的年轻学者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网上，大意就是说，大陆的“新子学”“新儒学”都是被政府收买的。其实他不明白，“新子学”的提出跟政府并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像这样的争议倒是好的。后来我们召开“‘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把这位年轻学者也请来了，倡议他一起参与探讨。通过交流，他最终也赞同“新子学”的理念，且将他自身所提倡的“新墨学”与我们的“新子学”结合起来，实现了良性互动。

文化发展到今天，大的方向需要大家一起来寻找。可以说“新子学”提出至今，大的方向是对的，总的理念是不错的。目前还没有学界同仁发表文章来否定这个大的方向。至于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比如整个框架是不是完全就是目前这个范围，这些是很值得讨论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教授；摘自《人文杂志》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