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倩

从家国情怀解读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

文/张倩

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家族的范围内生活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基础上形成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认同、维护、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从思想建构的层面来看，家国情怀建立在自然情感的基础上，将天然血缘亲情上升为爱、敬天下一切人的伦理要求，拟伦理化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有力地促进了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的良性互动。在宗法意识尚未完全退去的当代中国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国情怀依旧具有深刻的影响力。它与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国家认同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认同。家国情怀一方面可以发挥国家认同的功能，另一方又需要现代国家认同理念的重构与更新，剔除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内容。

家国情怀：情感认同引导下的传统国家认同

所谓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和热爱，并自觉承担共同体的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为哲学根据，以忠孝一体、经邦济世为主要内容，以“天下太平”为终极理想。尽管在社会生活层面，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家与国之间既有融合、一致的层面，也有疏离、冲突的一面，但家国情怀的核心是家与国相贯通，强调爱家向爱国的纵向提升。在中国文化的生态和脉络下，“家国情怀”本质上是一种情感认同、价值观认同、文化认同，根植于对血缘和亲情的尊重和热爱，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变中，发挥着凝聚人心的功能。

古人家国情怀的形成，与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家与国就分别代表了该社会宗法系统与政治系统。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与国在组织结构上相同。在生活中，父为家之君，君为民之父，君父同伦与家国同构相辅相成。在三代，一般是诸侯称“国”，大夫称“家”，亦以国、家合成为“国家”为国之通称。“亲亲”与“尊尊”分别是宗法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在其后的社会发展中演化为“忠孝一体”的“国家”价值观，“经邦济世”成为文化大传统的基本诉求。

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下，个人、家庭、家族、邦国、天下，形成一个等级序列，每个个体与层级具有固定的角色和功能。《礼记·大学》中所倡扬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就是这种社会结构下的“大人之学”。 “家国情怀”最初、最直接的代表者是君主：君主由治家而及于治国，用治理家族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在国家统一的时代，君主逐渐成为“朝廷”、“国”的代表。“忠君”即“爱国”就是这种文化基因的产物。君主拥有这种权力根据，则在于“天命”：王者受天命而治理天下，教化万民。民众之家在家族结构与管理方式上效法帝王之家，以“父”为最高管理者，“孝”为最核心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但民众之家在社会生活中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家国情怀”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基础上，随着个体身份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要求。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是家国情怀中以情感认同引导国家认同的关键，“忠孝一体”是基础。

“孝”是内蕴于父子至亲之间的天然情感，“忠”则是比拟于孝的道德承诺。在孔子那里，“孝”是实践“仁”的一个方面，是个人修身和家庭伦理的内容，是为人子弟者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也是通向“仁”的入手处。经过战国时期至汉代前中期的发展，“孝”被上升为“天下之大经”，把孝的范围推向极至。“孝”不仅是个人的道德，社会的准则，亦是宇宙的原则。发自内心的爱敬之情外化为具体的行为，并且使这种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达到内外一致，便是孝的极至。这种思路在宋儒思想中，以《明道先生行状》中提出的“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最为精准。

“忠孝一体”以家族为中心而逐层辐射开的社会伦理关系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君王、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都在“忠”与“孝”所笼罩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我认同，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践行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的观点。这就引导着人们去获得功名，使父母获得大的荣耀，“经邦济世”就成为文化精英们的自觉追求。

“经邦济世”主要是士人阶层基于道德理想而与君主保持既合作又独立的关系，积极参与国家、社会的治理，努力施展自己的才能，追求天下天平的社会理想。自觉坚持原则、承担道义是士人的品格。以道自任的士人阶层，既包含着官僚阶层，又包含着朝堂之外的思想家群体。官僚阶层不仅仅是君主的权力工具，也是维系相对“道统”、约束王权的力量。而朝堂之外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往往在“保民而王”的理念下来针砭时弊，批判暴君苛政。随着科举制弊端的呈现，朝堂之外的士人们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力量，并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命运、人民疾苦的关心。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正是一批具有批判意识和天下情怀的思想家，开始了对统治集团的“家国”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植根于中国士大夫阶层固有的经邦济世的责任意识；这种批判，是近代中国人开始树立民族国家意识的思想启蒙；这种批判，是中国文化基因中家国情怀自我更新的必要环节。

天下太平：家国情怀向现代国家认同转化的文化基因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家”与“国”的内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但作为观念层面的家国情怀则依旧传承至今，并在社会发展中实现了自我更新、自我丰富和发展。家国情怀的自我更新与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结合在一起，并呈现出个体从传统的臣民转变为现代公民的过程。家国情怀以“天下太平”为最终指向，“天下观”中内在地包含着对统治集团“家国”观念的批判，彰显了对公共价值的认可。这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中转出现代因素的重要环节，也是家国情怀与国家认同具有一致性的基础。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精神、理想信仰、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公民、国家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是“共同体意识”在主权观念下的发展。现代文明中的国家认同是对以主权、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国家的认同。

“忠孝一体”的伦理关系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这种以家族为中心而逐层辐射开的社会伦理关系思想，有其消极的影响。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在“推己”的基础上建立的“差序格局”难以发展出真正的公共领域的问题。公共生活的缺失，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秦汉以后皇权的膨胀，人们效忠的对象逐渐转变为代表国家的皇帝、朝廷，君主成为国家的体现，成为全体国民的“父”、“兄”，“移孝作忠”的思想大行于世，深刻地影响了士大夫阶层，“忠君”逐渐压倒“孝亲”，士大夫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陷于“忠孝难两全”的困境。面对此种局面，皇权做出了适当的让步。士绅官僚在“尽忠”的同时，适度范围内为“家”谋利则得到默许。随着皇帝“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意识的自觉，普通老百姓作为被治理的对象，其家与君主、官僚之家国天下很难产生实际的利益关联，老百姓的对家的挚爱未必能够因为统治者们的提倡而切实地转化为对国的热爱。

晚明时期，在思想领域兴起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潮，从讲学的社会团体的朋友关系引申出新的国家的原则、君臣关系，以对抗从家族制的原则所引申出的国家原则。顾炎武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段话有力地指出了“国”与“天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国”即朝廷，是一朝一姓的国，是君主与官僚们共有的国；“天下”则是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是公序良俗的浓缩，是民族成员共有的精神寄托。顾炎武彰显了“国”的一姓之私与“天下”的百姓之公的内在张力，延续了传统文化中比较常用的“国”、“天下”相区分的线索，把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与隔阂呈现出来。“天下”意识中的公共理念，与现代国家观念中公共价值非常接近。

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孕育出来的。在中、西文化的不同背景下，对“国家”的理解则有不同的维度。西方主流的国家理论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论，强调国家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具有自然权利、自立自足的个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任务即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国家”则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对抗外来侵略的组织而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历史文化在共同体凝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一大批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是民族、个人发展的有力后盾。

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国家观念，以土地、人民、法制、主权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提出了近代“国家”观念，号召通过启民智、新民德、兴民权，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国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并以这种共同体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在大量西方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建构的国家认同，如何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凝聚力，成为建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家国情怀作为中国实质性传统的重要内容，代表着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的认同，符合中国人原始的心理要求。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这种实质性传统退到了社会生活中更为隐蔽的地方，通过复兴和融合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支撑。其中，现代文明的洗礼是重要的外缘。从家国意识向国家观念的变迁中，加入了对现代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对于主权、法制等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也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

国家认同的中国特色 ：以归属感认同滋养赞同性认同

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过程，是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思想和传统的中国民族认同思想结合，并且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基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生态，在现阶段中国的国家认同中，既包含情感层面的对于人口、土地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的认同，此即归属感认同；又包含理性的对国家政权系统，即对主权、制度的支持，此即赞同性认同。两种认同模式并存，造就了当下中国国家认同方面的某些特性，甚至可以说，文化—心理层面的归属感认同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的国家认同不同于西方国家认同的重要特征。

中国国家认同的这种特殊性，是解释中国许多问题的主要线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化中国的国家认同更加需要正视其中的中国特色，更加积极地从传统的家国情怀中汲取有益资源。念乡爱祖、守望相助、团结和睦等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有效地转化为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和社会责任的价值支撑。随着“天下”观念的解构，其内蕴的道德文明的价值理念逐渐与现代“国家”观念结合在了一起。民权、民主等理念即在这种解构与建构中彰显出来。传统的天下观孕育出今天的国家观，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天下”观为“民主”观的普及提供了文化土壤。唐君毅等几位学者提出：儒家思想中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一贯相信在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尧舜为贤圣，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来看，此中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所在。”

传统的个人—家族—国家架构发挥作用，能有效地激发家国情怀中自发的认同感与凝聚力。而建构个人—国家架构的国家认同，则需要提升人的法制意识与公民意识。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其深层次结构对中国人的生活和观念产生了长期的、深远的影响，传统生活中的种种品性，至今仍具有复杂的现实表现。在中国人的宗法意识、家族观念仍旧比较浓厚的今天，用传统的个人—家族—国家的认同模式来激发国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豪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来促进传统的家国情怀向现代的国家认同转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应有之义。

就发挥传统家国情怀中自发的认同感而言，主要是彰显其情感原则，及其自我认同的集体取向。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强调，任何个人都只能在这一家国共同体中生存，个体依附于共同体，并通过为共同体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它具有鲜明的义务取向：把这种责任意识进一步升华，就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中的义务优先于权利、集体高于个人的内容，造就了中国文化国家认同中最具独特性的部分。在集体交往中享受生活的乐趣并完成个体的责任，是家国情怀中安顿人的心灵，获得自我认同和家庭认同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家认同的起点。

就提升传统家国情怀的法制意识和公民意识而言，则是把西方现代国家理念引入中国现代文化之中，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在现代社会，传统生活中靠私人感情和道德维系日常生活领域日益缩小，而非日常生活领域逐渐扩大。这需要通过社会组织建设把非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血缘、宗法、经验等自然原则剔除出去，确立民主、法治等原则，这也是用现代国家认同来改造传统家国情怀的迫切要求。通过民主、法制的发展以及公民意识的培育来增强个体对国家的赞同性认同，是传统家国情怀现代转化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人公民意识自觉的阶段，也是中国民主、法制制度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样是中国国家认同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成效显著，社会开放，国家认同感迅速提升。近年来，“中国崛起”振奋人心，“中国”得到世界的关注反过来也强化了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国家认同也面临诸如全球化的冲击、地方性认同的崛起以及因社会公平问题带来的合法性压力。从民主法制的角度强化国家认同，是提升国家凝聚力的必要途径。

家国情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精神理念、生活方式、国家制度等形式对中国人产生巨大影响，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在当今社会乃至未来社会都有表现。以此为基础，解读国家认同问题上的中国特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和思考国家凝聚力、中国社会的发展等现实问题。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摘自《江淮论坛》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