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南湜

马哲创新关键：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

文/王南湜

价值理想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作为任何一种文化之核心的哲学的核心问题。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哲学的根本不同，正缘于价值理想的不同；同一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及哲学的根本差异，亦缘于价值理想的时代差异。因而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首先便当是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重建，从而当代中国哲学精神的重建，首要任务也便是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重建。这一任务对于处于主流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也不例外。但这一价值理想的重建，并非只是今日才提出来的，而是前人早就在探索之中。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

张岱年、冯契、高清海三位先生，称得上是20世纪最著名的三位“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三位先生虽然学术性格和研究领域各异，但却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终生持续探讨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以及如何重建能够鼓舞国人精神的哲学。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这篇文章中，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旧哲学既已过去，而西洋哲学思想未必能适合现在中国的需要。他国的哲学思想本都是为适应各该国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强欲取来以为己用，是既不合理且亦无益的。中国现在唯有自己创造其新的哲学。”在大半个世纪之后，高清海先生更是基于对既有哲学体系的不满，提出了类似的要求。而在张、高两位先生之间，冯契先生则从20世纪40年起便开始了自己的独特的“智慧”探索之路。几位先生发表有关讨论的时间跨过大半个世纪，但却在文章的标题中都出现了“中国”或“中华民族”“哲学”“需要”这些关键词。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从20世纪初期直到当今，创造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哲学理论历史使命仍然未能完结，仍然需要我们做出持续的努力。

张岱年先生的价值论探讨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需要创造的哲学必须具备的条件中，归根到底是要能鼓舞国人精神，而融合中西、唯物的和理想的则是服务于鼓舞国人精神的。但“一种哲学必与其民族的本性相合，乃能深入人心；必能矫正其民族的病态，乃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新中国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张先生晚年的价值论研究，仍是要将一种中国式的理想维度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之以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

在这些论著中，张先生关注的并非一般意义的价值概念，而是特别地突显出超越的、理想性的价值层面。价值不仅是“满足需要”的问题，而且包含“衡量需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人的价值不能用“需要—满足”等于价值的公式来说明，而是有必要从中国古代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去理解，即从人类在天地之间的地位——“天地之性人为贵”——去理解。由此，张先生把价值的意义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第二层次是对于需要的评价，衡量需要的价值的高低；第三个层次则是主体本身的价值。稍后则进一步把价值分为两个层次：“价值的基本含义是能满足一定的需要，这是功用价值；价值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其本身具有优异的特性，这是内在价值。大部分事物，对于人而言，具有功用价值。而人本身、生命本身，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具有功用价值，而且具有内在价值。”显然，内在价值高于功用价值。张岱年先生晚年的价值论研究所指向的仍然是其青年时代的主题：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

冯契先生“智慧说”所提出的问题

从哲学理论发展的逻辑上看，张岱年先生所探讨的哲学问题，在冯契先生这里又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冯先生所欲从事的探讨，亦与张先生相似，即亦试图“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的问题”。

但缘于冯先生不同的学术背景，其理论进路亦有所不同。在冯先生看来，所谓科学与人生观，或者所谓知识论态度与元学态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关系。从知识到智慧，所要求的是达到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极致境界。因而，两者一是属于“名言之域”的问题，另一则是“超名言之域”的问题。其间的关系是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之间的关系。冯先生熟知包括金岳霖先生在内的新实在论对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二元论立场，亦熟知康德批判哲学在此问题上的二元论态度，自然也深知后起的德国观念论在超越二元论而解决此一问题上所陷入的理论困境。

尽管如此，冯先生仍敢于探索，对哲学史上这一最困难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从总体上说，就是找到一种方法，从关于现实世界中事物的有限的、相对的科学或日常经验知识，达致对于超越的天道的无限的、绝对的把握之智慧。更具体地说，这一方式就是通过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之间的辩证法，而从有限、相对走向无限、绝对。但这样一种从有限到无限的辩证运动不是一种量的无限制的积累，一种黑格尔所说的“坏的无限”，或者数学中所说的“潜无限”，而是一种从“坏的无限”或潜无限向“真无限”或数学中的“实无限”的过渡。但这一过渡也不是一种量的渐变，而是要在某一节点上产生一个质变或飞跃，由此就从有限的、相对的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飞跃为关于超验世界的无限的、绝对的智慧。这当中的关节点便是一种理性的直觉。而理性的直觉又是性与天道通过感性活动的交互作用而达致的。

毫无疑问，“智慧学说，即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是最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是民族哲学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因而，冯先生对于从知识进到智慧的探讨，就正是一种对于中华民族价值理想重建这一理论目标的方法论奠基。

高清海先生晚年“类哲学”中的探索

如果单就问题的内在逻辑来说，高清海先生晚年的探索之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于冯契先生未竟之探索的接续，尽管这种“接续”只是纯粹思想上的，而两人之间未必曾经有过事实上的关联。冯契先生的论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国内哲学界的探索者们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实践唯物主义探讨的一般理论进路。高清海先生在这一时期的哲学思考大致上也是在这条路径上行进的。这样一种理论进路起因在于对教科书体系的不满和加以改革的愿望。源自苏联的教科书体系的根本缺陷，是其传承自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对于人的能动性的抹煞。因此，体系改革的首要任务便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能动性方面。而冯、高两位先生凭借着其思想探索的勇气和深厚的理论素养成了这条实践唯物主义探索之路上的领军人物。

实践唯物主义的探索之路虽然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教科书体系的理论进路，但却也遇到了诸多困难。对于这一进路所遇到的困难，人们到了近几年才有所认识，但作为这一探索进路之领军人物的高清海先生，却早就有了清楚的意识，因而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便是其“类哲学”理论的提出。“类哲学”开始于对人的本性或本质的重新阐释。但无论是按照法国唯物主义还是按照黑格尔主义去理解人的本质，都只会陷入决定论之中，而不可能真正容纳人的能动性或人的自由，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便是同时超越这两种理解。但超出这两种理解并不是说要去寻找既非此又非彼的第三种东西，而是要在两种对于人的极端理解的“居间性”中去把握人的真实的规定性。这便是“类哲学”对于人之双重生命的理解，即从人的“种生命”与“类生命”的双重性中去规定人的本性或本质。如此来理解人，我们关于人的本质或本性便会得出如下规定：“人有两重生命（自然生命、自为生命），有两重本性（物的本性、超物本性），人也有着两重性的存在（实体存在、意义—价值存在），并且同时生活在两重性的世界（本然世界、应然世界；自然世界、属人世界；现实世界、理想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等）里面……这种超越性的两重化本性，就是人和其他存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正是人作为人之所以可贵之处。”

人的生命既然是双重的，那么，无论唯物主义那样把人理解为单纯的生物性存在物，还是像黑格尔那样，把人理解为单纯的精神性存在，都是片面不实的。而只有把人理解为这样一种双重性存在，才能够如实地把握现实的个人的规定性，避免偏向一端而陷入决定论体系，为人的能动性留下空间。而只有容纳了人的能动性，才有可能有人的自由抉择，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价值体系，为自己的选择提供规范性原则，进而才有可能基于价值理想而建构理想王国，并为之而劳作、奋斗。

显而易见，从对人的本质单向的旧唯物主义理解和黑格尔主义理解，走向人的双重生命的理解，这是成功地构建价值理想世界的关键一步。而这一点，正是高清海先生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作出的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但高清海先生所欲建构的价值世界，却并非任何一种价值世界，而是一种“当代中国哲学”的价值世界。“这里说的‘当代中国哲学’，首先意味着它是‘中国的’哲学：它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等方面，都应该反映出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其次，它是‘当代的’中国哲学。”这些词语都显示出，高清海先生晚年致思的根本方向也正是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重建。

何以价值理想的建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的初期，由于种种原因而集中于唯物史观，而紧接着则是一个引入辩证唯物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阶段。但这一体系化是源自第二国际又流行于苏联的对于马克思哲学做了进化论与机械决定论解释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由于价值论乃是一种规范性理论，而规范存在的前提又是人的行动自由在某种意义上的可能性，因而一种否定自由意志的决定论哲学是不可能容纳价值论的，从而也是不可能容纳基于价值论的民族价值理想的。这也就是说，源自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其价值论的缺失，而重建中华民族价值理想既然是现代中国哲学的根本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问题了。

张、冯、高三位先生理论探索中留下的问题

张先生对于能动性原则的设定与其时他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新的阐释相关。张先生强调一种与传统的“静的天人合一”不同的“动的天人合一”说，即认为：“人本来是‘天’的一部分，人本在‘天’之中。但人与天之间有矛盾，人与天之间有冲突。克服天与人的矛盾，便得到真实的天人合一。所谓克服天与人之矛盾，即在行动上，以物质的力量改造物质的天，使合于人的理想，以至于天人相合无间，由戡天而得到天人之谐和。”张先生这里论述的关键在于“人本来是‘天’的一部分”之命题。这就是说，人的能动性最终是归于“天”或自然之客观性的，亦即人之价值、人之理想全然出于自然自身之内在规定。显然，张先生是在两种意义上论及“天”或自然的：一种是不适合于人的现实的自然，另一种则是趋向于理想的自然。而其间的关联在于自然自身“所含的克服自己的因素”，而人的理想则应适合于自然的这一客观的趋势，使之实现。即“理想是主观的倾向，而也当合于客观的倾向”。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个“当合于客观的倾向”的“当”是如何可能的？说是“当”，也就是预设了人既可合于“客观的倾向”，也可不合于“客观的倾向”的可能性。但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则这不合于自然的“客观的倾向”的可能性又是如何可能的呢？

冯契先生论证的目标，是关于绝对的天人合一的德性之通过理性的直觉的可实现性。但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通过这种“顿然间领悟”从有限的、相对的科学知识之知所达到天人合一的无限的、绝对的智慧之知，其究竟的依据是什么？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两种知是一种全然不同种类的知识之间的关系，还是同一种类知识之间的某种差别性状态？如果是前者，那么，这种过渡便只是从一种知到另一种知的转换；且如果科学知识是一种客观有效的知识的话，那么，理性的直觉所达致的智慧便并不具有同样的客观的意义。若是这样，两种知识及其对象之间的二元论就并未真正超越。而如果是后者，即如果理性的直觉所达致的智慧也像科学知识一样具有客观有效性，那么，这里的知识主体便必须不再是人类个体这样的有限的存在，而必须是一种超越人类的神圣的主体，只有这样一种神圣主体，由于其对世界的认识不过就是对于自身的认识，才能够具备一种理性的直觉或康德所说的唯有作为无限性存在者的神才能具有的理智直观。

高清海先生的“类哲学”关于人的双重生命的学说，在传统的单线决定论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开放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便有可能对马克思哲学做出一种新的阐释，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能够容纳人的能动性的哲学理论体系。但困于病魔的高清海先生并未能将自己全新的研究纲领实现出来。这里留下要探讨的问题便是如何为这种构建提供使之可能的前提。由于价值论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其前提乃是人的自由或能动性的存在，因而，这当中最为基本的前提便是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全然决定论，而是一种既不同于绝对决定论，亦不同于全然自由意志论的开放体系论。在这一方面，高先生已然体悟到了以往的一元论体系，无论是旧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还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一元论，都不免走向独断论，而不可能为“类哲学”的双重生命说提供理论前提，因而对康德式的二元论重新做了肯定性的评价。这一举动意味着高先生是试图由此取得理论上的突破。这一工作在此也可以说是对马克思哲学做一种“近康德”的阐释。但又一次令人扼腕的是，高先生并未来得及将这一思考进行下去，又像冯契先生那样，将这一理论任务留给后来者。

回顾先哲们的探索历程，行进在这条路上的后来者们，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双重任务：一方面，我们需要对从张岱年到冯契、高清海三位先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构建价值理想之维的理论创新进路加以弘扬，即对他们的思想“照着讲”；而另一方面，面对他们的未竟之业，甚至在某种意义可以说是“哲学遗嘱”，我们更需要承接他们的创新精神，推进他们所开拓的理论进路，即更要承接过他们重建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理论进路“接着讲”。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摘自《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7期；原题为《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条未彰显的发展路径及其意蕴》；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16ZD09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