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月涵+侯雯颖+谷钰+洪帆

摘 要 文章分析了国际环境、政策环境、人力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成本因素对我国和印度离岸服务外包规模的影响以及服务外包发展阶段的调节作用，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对中国2006～2016年、印度2000～2015年的离岸外包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环境中的贸易开放度、政策环境、人力资源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均对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具有正向影响；而国际环境中的发包国失业率、成本因素则对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具有负面影响。服务外包发展阶段作为调节变量，增强了政策环境、人力资源的影响程度，抑制了成本因素的影响程度。

关键词 离岸服务外包 服务外包发展阶段 影响因素

一、引言

目前，离岸服务外包已成为一种常见的交易形式。在我国离岸外包执行金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离岸外包产业仍具有改进空间，因此需要分析影响离岸外包产业的因素。而国内外学者针对离岸服务外包影响因素的研究有许多，但近年来针对我国和印度离岸外包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并不多。因此，有必要对两国近十年来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为我国服务外包发展提出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欧洲KPO知识流程外包需求快速增加，承接国KPO比例也因此不断提升。我国和印度目前劳动力成本也面临优势弱化，资本成本逐年提升，无法再靠廉价的成本提升外包竞争力，因此面临服务外包转型压力。而基于此现状，分析服务外包发展阶段对于离岸外包规模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探究了影响承接国离岸外包规模的影响因素；其次分析了服务外包发展阶段对于离岸外包规模影响因素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在整理国内外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考虑国际环境的文献较少。而高书丽、郭彦丽（2012）也实证证明了发包方失业率与承接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世界服务外包规模与承接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正相关关系。[1]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a，离岸外包承接国的主要外包来源国的失业率与承接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负相关关系；H1b，世界服务外包规模与承接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江小涓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离岸服务外包具有显著影响。[2]刘艳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对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2，政策环境水平与承接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薛求知等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及素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状况对服务外包有显著影响。[4]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3，离岸外包承接国的人力资源条件与承接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正相关关系；H4，承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承接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正相关关系；H5，承接国的基础设施条件与承接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服务外包过程中所涉及的成本因素包含劳动力与资金成本。Grossman指出承接国的工资水平对服务外包具有负面影响。[5]霍景东等研究表明资金成本越高，越不利于服务外包的发展。[6]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6a，承接国的劳动力成本与承接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负相关关系；H6b，承接國的资金成本与承接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呈负相关关系。

本文主要从服务外包不同阶段的特征分析其调节作用，如ITO主要强调成本因素，而KPO则更加强调高科技人才，对成本要求不那么严格；而KPO具有专业性等特点，因此对知识产权等要求较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7，服务外包发展阶段越高，成本因素影响越小，政治环境影响越大，人力资源影响越大。

三、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数据选取中国2006～2016年、印度2000～2015年的数据，因变量选取离岸外包合同执行金额。

第一，国际环境：包括外包来源国的失业率、世界服务外包规模（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数据代替）。第二，政策环境：服务贸易开放度为一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该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是一国申请专利数量。第三，人力资源条件：外包产业从业人员大学以上学历占比。第四，经济发展水平：各承接国的GDP。第五，基础设施条件：各国的互联网使用人数（去除人口量纲）。第六，成本因素：劳动力成本即各国服务外包行业平均工资，资金成本为各国家庭平均消费水平及主要发包国的汇率去除量纲后的平均值。第七，服务外包发展阶段：KPO执行金额与离岸服务外包总执行金额之比。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结论

笔者利用了SPSS进行了多元回归和调节作用分析。

第一，离岸服务外包规模的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回归的方式，因变量为离岸服务外包规模，自变量为发包国失业率、世界服务外包规模、政策环境、人力资源质量、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服务外包发展阶段，进行第一次回归。结果如表1上半部分。通过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0.05的显著水平下，自变量对于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均具有显著影响，且相关系数符号符合假设条件。第二，服务外包发展阶段的调节作用分析：为验证服务外包发展阶段的调节作用，笔者将政策环境、人力资源质量、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与服务外包发展阶段的交互项加入回归中。所得结果如表1下半部分所示。

最后四行即为新加入的交互量，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服务外包发展阶段调节作用显著，且对政策环境、人力资源质量具有增强的调价作用，对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则具有抑制的调节作用，符合原假设条件。

回归方程如下：

（作者单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

[作者简介：黄月涵（1996—），女，安徽合肥人，本科，研究方向：服务外包。]

参考文献

[1] 高书丽，郭彦丽.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环境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2，28（11）：14-25.

[2] 江小涓.服务外包：合约形态变革及其理论蕴意[J].经济研究，2008（7）：4-10.

[3] 刘艳.发展中国家吸引离岸服务外包的决定因素——从经济自由化程度视角的解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1）：75-80.

[4] 薛求知，宋丽丽.信息技术服务离岸外包区位选择研究——基于41个东道国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08（1）：7-12.

[5] Grossman G M，Helpman E . Outsourcing in a global econom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5，72（1）：135-159.

[6] 霍景东，夏杰长.离岸服务外包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基于20国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贸经济，2013（1）：119-12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