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视阈下微信的负面影响及消减对策研究

2017-11-14蒋夏皙

经营者 2017年6期

摘要微信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介，是基于商业目标而开发的一种网络平台，在其改变人们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介入公共事务的运行过程中，对公共治理目标及其实践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对微信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消减对策。

关键词微信公共治理负面影响

微信是2011年1月21日腾讯公司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微信支持跨平台、跨运营商、多形态操作，除具备大多数App所具有的普遍功能外，还更加立体鲜活，具有效性和时效性，支持语音、视频、图片和文字等交流方式，同时用户可以通过一些微信自带的服务插件进行交流，例如漂流瓶、朋友圈、摇一摇、公众平台、搜索公众号码、附近的人等进行沟通交流，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在用户体验上，都迎合了广大用户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在微信应用的便利性和趣味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其在国际互联网应用领域的影响也迅速扩张，2013年微信已经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信软件，注册用户量已经突破6亿，在2016年年底，微信的注册用户数已达8.8亿人。而微信的支付功能，如微信红包、微信转账等功能，以及人们对微信订阅号、微商、微政务的参与，微信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超越私人社交的社会影响，并充分具备了介入公共治理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早期各学者对微信的研究多放在微信广告、微商、朋友圈等，或者研究短时间内微信如何得以风靡，并尝试用各种理论框架和模型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而微信的公共属性基本没有涉及。2012年，微信开始从一种常态通信工具向社会化网络综合平台转型，部分学者开始对微信政务、公众订阅号、公共传播和图书馆事务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陈雅静（2012）对微信在传播过程中的伦理问题、隐私保护问题、问政问题等多个公共属性视角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微信还能红多久”的质疑。尼葛洛庞帝对早期的BBS论坛、博客、播客、微博等进行了研究，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对这些媒介暴露出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它们如何由万众追捧到成为众矢之的起伏过程进行了解释。如今，微信以快速的脚步深度介入我国的公共事务中，必须给予理性的审视与分析。因此，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对微信传播的法律、公共秩序和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一、微信对公共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阻碍社会认知与表达

通过好友聊天、发布朋友圈和各种订阅号资讯，微信构建了点、面相结合的信息通道，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使人们有了更优化的信息沟通和发布渠道，然而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并没有让人们更清晰准确地认知公共事物，也没有让人们的发言更有保障性。对于社会认知而言，各种微信订阅号、朋友圈以及微信群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呈现出繁杂混乱、前后矛盾、不符合事实规律等现象，更有一些为了博眼球而出现的标题党，标题与内容完全不符，导致社会公众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繁杂的内容中去甄别信息的准确性，降低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建设的热情与积极性。在表达方面，高效传递的信息阻碍了其有效表达，人们通过漂流瓶、摇一摇、手机通讯录好友推荐等方式结交新朋友，从而导致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吃饭低头族”“聚会低头族”等现象，这种线上的联系表面上看起来很热闹，但实际上是在与不熟悉的人反复寒暄，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使“真朋友变弱关系”，弱化了公共治理中现实表达的能力。

（二）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全

在微信推广的过程中，其新颖的信息传递功能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首先，微信以一种半封闭式的模式进行信息传播，好友与好友之间的传播内容复杂多样，可涉及国家政权、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极有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进行负面传播，发表具有煽动性的言论，利用朋友圈转发以及公众号订阅等方式隐形传播给社会大众，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给政府维稳反恐的实施带来巨大的挑战。其次，在大灾大难之后，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加剧事态恐慌的便利，微信所构建的点、面相结合的高效传递模式为恐怖主义造成二次恐慌提供了途径。在“3·1昆明事件”发生之后，就有大量的谣言通过微信传播，故意夸大事实混淆视听，编造死亡人数，内容很难通过现有监管软件识别，将个别少数民族和此类事件强行关联，挑拨民族间的和谐稳定，极易爆发不可预测的大规模非法活动，加剧社会动荡与恐慌。

（三）影响政府效能

据《微信政务民生白皮书》统计，2012年年末以来，政务微信公众号从无到有，迄今已经猛增到4万多个。政务微信已经成为政府发布政务信息、与公众沟通交流、办理具体业务并提供各类服务的新型政务平台。在社会大众中被认为是“政府与人民的中枢枢纽”，为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途径，是人民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新平台。但在政务微信逐渐兴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冷静并思考一些问题。首先，战略问题，以往的政府门户网站都是政府自建或者委托建设，然而政务微信则完全依赖第三方建构，搭建的平台全权由腾讯企业掌控，一旦腾讯公司的信息安全出现纰漏或者为适应其战略发展要求而改变技术支撑，那么政务微信将受到严重影响。其次，一些商业机构或者参公部门给自己戴上“地方官微”的帽子，推送符合自己利益而不符合社会公益的信息，例如一些学校存在好几个难以辨别的官微。再次，使用效能的限制，在政务微信风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使用方面的问题，例如官方身份认证困难、重复问政、实效有限等问题。在问政过程中，微信问政非但没有成为人民与政府的沟通枢纽，反而因為发布很多重复无用的信息而加剧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息阻塞。

二、公共视角下微信负面影响的消减对策

近年来，微信已经成为一种飞速发展的新型社交媒体，在公共治理方面，虽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也占据了重要的战略地位，利用好微信这一媒介，加强政府对其的监管与引导，增强网民的自我控制意识，才是有效规避微信负面影响的重要手段，才能共同凝聚和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endprint

（一）加强微信引导，树立正确认知

微信表现出明显的碎片化、草根化、圈子化、快餐化的信息消费形式，其所传递的各类文章、段子、鸡汤、图片消耗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长此以往，让人们疲于应对；另一方面，这些跨度长且无营养的信息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的正确价值观与认知。加强微信引导，树立正确认知，使微信成为宣传主流价值观的主要媒介。首先，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微信的监管与引导，充分利用好微信这一政务平台，及时发布新闻信息，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其次，社会上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要充分利用微信这一平台，强化主流媒体在微信中的阵地意识，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之后，通过微信及时准确地发布权威消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高效地传递讯息，提高社会大众的认知能力，增强了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与积极性。

（二）强化对公众平台监管

微信监管过程中，必须明确监管的主体，毫无疑问，政府与微信运营商应当承担起监管主体的责任，合理引导社会思潮与社会舆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首先，建立健全微信订阅号实名制登记制度，要求申请订阅号的用户必须提供有效身份证件，为防止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公众平台服务企业的审查管理，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一旦发现有疑似传播不良信息的行为，及时发现并予以制止。这是加强微信用户自我把关、自我约束的重要措施，促使微信用户不随意转发虚假的信息、违背社会主流价值的信息。其次，要加强与运营商的技术协作构建，取得微信后台运行数据，可以通过设置关键词审查程序的方式，对微信信息内容进行自动过滤和认定；对一些比较偏激、容易激发矛盾、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信息，多次连续转发的信息，微信运营商应重点关注，有的可以直接屏蔽。然后，运营商自身要加强管理，完善运营商的管理后台，完善其删除、搜索、禁言等功能，对可能出现的反动、诈骗、色情、煽动等信息应作出警示性标识。最后，加强对软件版面内容的管理，发表的内容应清晰反映时间、地点等要素；加强数据库的管理，一旦出现违法犯罪情况，能及时获取嫌疑人的相关信息资料。

（三）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机制建设

首先，政务微信要加强语言的亲民性、趣味性，在发布消息和网页推送的时候，要注意语言的亲切性和普实化，在与社会大众沟通时注意技巧。当人们提出意见或批评的时候，要虚心接受，而不是否定。要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善于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其次，提高政府与公众沟通互动的技巧，政府通过政务微信传播信息的时候，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需求去订阅不同的政务微信号，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这充分体现出了政务微信传播的精准性。不会造成信息资源的浪费，以及对大众时间和精力的消耗，彻底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最后，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之后，政府应及时准确地解答社会公众提出的问题，实行24小时轮班制度，改变政府部门没人管理导致不能及时回复的情况。另外，政务微信的通知、公告和服务事项要通过微信平台及时发送，使群众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关注事件动态，查询业务信息，如果想要具体了解某一项信息或者需要得到回复，只需输入关键字就能得到回复，页面上就会显示出相应信息。

三、结语

微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破传统媒介并迅速兴起，给社会公众带来了全新的互联网应用体验，但也给社会公共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梳理并分析了微信的负面影响，并非要否定微信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只是在其已受到社会普遍认同，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强调我们必须客观看待新生事物及其发展的两面性。公共治理各参与主体在以开放的态度吸納微信的参与、发挥其在公共事务中的功能时，也要审慎权衡利弊，并提前做好消减弊端，强化监管意识、制度及措施准备，以确保微信自身及其促进公共治理健康、平稳发展。同时也提升了政府在社会大众心中的形象，改善官民关系，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职能，包括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等等。

（作者单位为西南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蒋夏皙（1992—），女，四川绵阳人，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与公务员制度。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培养工程项目，项目编号：2017ZYXS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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