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小说创作论<br/>——以《繁花》为例

金宇澄小说创作论
——以《繁花》为例

2017-11-13王琨

小说评论 2017年3期

关键词：阿宝小毛繁花

王琨

金宇澄小说创作论

——以《繁花》为例

王琨

一

相较于当代的其他小说，《繁花》独辟蹊径，用书面状态的上海话，半文言半白话的叙述语言，作为对百年前旧白话小说的呼应，向我们证明了当代文学新文体试验的可能与可喜。在当代，以普通话为基底的白话小说已成为人们的阅读习惯，而作者“金宇澄遥承近代小说传统，将满含文化记忆和生活气息的方言重新擦亮，反复调试，如盐融水般汇入现代汉语的修辞系统”。上海话的《繁花》不止是上海方言书写的成功，它在社会上产生的强烈反响更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一种新可能。而这种新，又遥应着古典的“旧”。对作者来讲，上海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它的喧哗骚动沉默无言，让我感悟到城市和乡野密不可分，同样是普通生活最重要的聚集地，同样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断积累和最忠实的表达，需要作者投入更多的热情和感情，让我明白城市主题同样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虽然中间曾在东北插队八年，这漫长的告别，反而令作者对上海的感情在回忆中更加深厚。就像张爱玲所说，“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二

《繁花》在最为平实的日常情节描画中，展露了上海普通人和上海这座城的独特韵致。然而在现实中，上海风情正随着现代化的侵蚀而渐渐消逝、走味。如梅瑞对当下旗袍样式变化的见解，正是对走失了的老上海味道的批驳，“现在的旗袍，怪吧，全部是中式大花头，乡巴子，一副穷相，乡下女人，饭店拉门女人打扮……自以为斗艳竞媚，老上海人看见，要笑煞。”梅瑞的母亲，在青年时代有着属于自己的风华绝代，她的一只樟木箱子里全是旗袍，“单，夹，呢绒旗袍，闪面花缎，四开纺绸，平头罗纺，坚点纀绸，颜色素静，也有‘雨后天’，桃玉，悲墨，淡竹叶颜色，每一件，腰身绝细”，“服装以最直观的方式传达着关于一个人的所处的时代，他所属的民族，以及他的性别、社会地位、财产、教养等等的信息”，作为女儿的梅瑞无形中承袭了母亲的品味，但无奈时移世异，女人的橱柜轮翻被列宁装、背带裤、布拉吉、海魂衫、连衣裙、t恤、牛仔裤等带有现代元素的衣服填充着，没有了穿旗袍的大环境，梅瑞也只能在爱马仕套装中哀叹旗袍走失的风华。

上海这座城市以它的丰富给作者提供了感受资源和言说空间，依着小说的引文，作者营构的上海意象可以在王家卫的电影里寻到相应画面，“《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作者说，《繁花》所表现的人物便是这些半夜出去打牌的人，和歌手黄安的歌声里唱的在不应该的年代温柔同眠的人。在故事的结尾，“沪生与阿宝在苏州河边漫步闲谈，听见一家超市里，传来黄安悠扬的歌声，‘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这些人在上海的人物图谱中的色调是晦暗、暧昧的，红尘所以滚滚不息，完全是他们的欲望在牵引。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几十位之多，各自的遭遇不同，性格各异，却在命运的偶遇中交汇、擦肩，用个体际遇和耳闻目睹的故事，努力诠释着人生不过是一场散了又聚的筵席这一苍凉寓意。人欲所织就的市井暖意，在《繁花》中盛开、繁华、凋谢，生生不息。只有基于生活的故事，才能够发散生活所蕴含的暖意，同时可以焕发使人走出心灵谜局的力量，因为真实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创作最大的能量源。

《繁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真无假、无善无恶的多维世界，其所超越历史评价、道德裁决的东西，是隶属于人性的，事关个体与命运，看似浅近直白，却蕴含着启人深思的生命箴言：在虚空的凡世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李敬泽认为，“《繁花》深得《红楼梦》能无限地实，但又能无限地虚”之精髓。在创作《繁花》的同时，作者的社会身份是一名兢兢业业的编辑，可谓耳闻目睹社会的一系列变迁，对于种种时代先声有着自己更为冷静的观察和思考。生于五十年代的他，目睹了现实秩序、日常人世的一系列新旧更迭，“刮破他日常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大悲’——对于人生热情的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然而在悲哀之余，自作者却燃放着难抑的普世热情，以及对迷惘人生虚空感的终极抵御。

三

小说家毛姆认为一切文学的本质是消遣，是寻求安慰或刺激。作者主动卸去灵魂工程师的光环，以一位说书人的姿态要求自己，秉承着小说是“往小里说”的传统原则，以超脱的写作姿态，牵引读者在布满世情的故事里流连，忘记永恒与意义。对于《繁花》，可谓雅人赏雅，俗人赏俗，从大学教授到门卫保安，各种社会身份的人士都可以道出它所给予的惊喜和感动。雅与俗在《繁花》中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使得作品成为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日常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新中国成立至七十年代后期，日常生活被高度政治化，真正的烟火人生在文本中处于缺席状态。进入八十年代，关于日常的点滴描摹才渐渐复苏。诞生于二十一世纪的《繁花》聚焦普通人的日常，描摹世态人情，用中国传统说故事的方法，对于人物的描写简白得当，没有多余的心理描写和暗示，这是作者对读者的尊重的一种表现，他深信读者已具备常规的判断经验。

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是，阿宝、沪生、小毛，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作者借着他们带读者领略了三个阶层在不同时代所呈现的面貌。其中对工人阶级多面性的描写最令人印象深刻，相比于习惯意识里的工人阶级形象，作者笔下的他们，更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作为工人阶级的小毛的师父，按理说已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变迁，在外界看来本该是积极拥护时代号召的先进分子，而作者笔下的这位师父对于时下的社会运动，置身事外，始终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以旁观者的姿态认为，身边的那些投身社会运动的人不过是政治的棋子，他不愿做棋子。作者在《繁花》里表现了工人阶级不为一般人知的多面性、复杂性、深刻性。同样处于运动中青年主导力量的青年马头，出自社会底层，虽然在轰轰烈烈的集体运动中处于“咤吒风云”的领导位置，可在私下里，他始终怀抱着悲观的宿命意识。与以上两个人物不同，小毛同样来自社会底层，他身上散发着当代都市的传奇色彩，而这种传奇与这个人物身上所赋有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因子有关，“上海有着更早接受平等的土壤，尊重女性，小毛也有这种上海特点，不惹是非，界限分明”。作为单身汉的他经常告诫周围女人：做女人就是要漂亮，打扮最重要。同时他还叮咛那些可能与他有着暧昧关系的女人：“做女人，先就要对自家老公好，就算外面有户头，有了外插花，对老公还是体贴，就是好女人，正常女人，聪明女人。”小毛的这一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无疑这上海的旧影，仍然深入人心”。其实在《繁花》中不止是小毛，即使是资本家出身的阿宝，对于男女之别，亦有着非常典型的传统观点，“当时宝总觉得说，男人既然是石头，女人厉害的力量，应该就是软招和慢功，懂不懂，表面弱水三千，天下之物，莫文于水。”

作者透过人物所传达的女性观，看似传统、保守，流露出男性对女性的期待，或者说规约，体现了作者对传统男女相处模式的呼唤。但作者清醒地知道，现代性已经对传统两性关系造成了相当的破坏，因此他对女性的客观认识也与时俱进。在小说描写九十年代的章节中，作者将上海女人弄烟惹雨，媚体藏风的韵致表现得淋漓尽至。在饭局上她们勾心斗角、争风吃醋，因此而引起的罅隙、争吵，不胜枚举，日常人事的琐碎与可爱也在这个过程中尽收眼底。这些女人可能不是美人儿，不是出身高贵的千金，在这个男男女女都努力求得个人益最大化的当代社会，她们以自己的姿态，忘情地拼尽全身力气，以求寻得安身立命的一方天地。

女人的风采和韵味在作者笔下得到自然展现，与之同时牵出的，还有她们不同的命运——那些令人扼腕叹息的宿命般结局。汪小姐怀孕后的尴尬处境，是她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咎由自取；小琴为了获得上海户口，而将自己的感情作为跳板，对陶陶百般温柔的背后，是她机关算尽的疲惫。小琴意外死亡的结局以及汪小姐生出的怪胎孩子，是人性偏离正常轨道后所结出的恶之花。与这些想要靠攀附男人取得上位的女性不同，李李独立、精明、不乏世故，但即便阅尽繁华，最终还是选择踏入空门，在与友人阿宝告别时，作者写道，“阿宝说，一切可以解决，有的是时间。李李漠然说，女人觉得，春光已老，男人却说，春光还早。阿宝不响，李李双手合十，讲北方话说，宝总，请多保重。阿宝一呆。李李也就转了身，独自踱进一条走廊……”这一场景寥寥数语却将二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尘世情缘勾勒得瘳落凄凉，同时不乏作者对世间男女之情的悲悯和哀伤。

四

《繁花》对那些不经意间闪动着人性光芒的细节描写，于细微处见深刻，能否善于发现、捕捉、剪裁、展露必要的细节，是判断一个作家艺术功力的重要标准之一。“比小说主人公们的性格更具决定意义的是他们如何融入周围的景观、事件和环境。”无论对于人物还是事件，作者不作评论，以白描的手法，呈现各色人等的人生际遇，将生活的原样直录下来，呈现真实的生活，又不乏文学的空灵，作者对于写实技巧的运用，掺杂着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痕迹，体现了其不循一般的写实主义创作高度。熟谙西方文学的作者，对于西方创作方法的运用毫无匠气，浑然天成，比如在小说中用蒙太奇的手法来表现经历一系列人世变迁后小毛的意识活动。妻子春香去世后，独居的小毛身边不乏诱惑，母亲警告他要守则，避免别人的闲言闲语，小毛立证清白，但当一个人安静下来，“天逐渐暗下来，墙上的十字架，逐渐模糊，淡淡映出春香的面孔，后来又化出银凤的面孔，两个女人，眼里全部是怨。苏州河的机驳船声音，由远及近，煤球炉味道飘过来，墙上的银凤春香，一直闷声不响，”在小毛的意识里复活里的春香与银凤的沉默意味深长。用作者的话说，“不响”很多时候表示对一件与自己切身相关事件的态度，这两个女人的沉默想必折射着小毛对故人的欠疚。作者虽鲜用心理描写，却依然不妨碍人物心理活动的立体呈现。

在文本中，由于所写的两个时代有截然不同的时代风貌，上世纪60年代与90年代的微妙互变体现了作者的时间感和沧桑意识，“路对面，是几十年以后的高档铺面，迪生商厦，此刻，只是一间水泥立体停车库，一部‘友谊牌’淡蓝色大客车，从车库开出。”这种用将来回忆过去的倒叙手法与《百年孤独》的开头有异曲同功之妙。西方文学的艺术手法在“传统样子”的《繁花》中频频出现，时常给人带来参差的阅读体验，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蓓蒂和阿婆命运归宿的设计。在文革磨难中，身单力薄的小姑娘和阿婆无枝可依，随波逐流、倍受欺凌的结局注定惨淡，作者借文艺女姝华之口道出这一老一少的结局是变成鱼游进了黄浦江，这一充满想象力的安排可以说升华了整个小说的精神质地。整部《繁花》在“说书人”栩栩如生的讲述里，读者自觉沉入一个亦真亦幻的故事王国，仿佛一切都变得轻飘、意味无穷，就像少年时听阿婆讲古的阿宝，不知不觉间，“身体变轻，时间变慢。”《繁花》对于这世间纷繁多姿的书写背后，最终的指向是“人”的存在困境。人与人之间始终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每个人都固守在自我的孤独牢笼里。人物中男男女女长期相互试探，小说里一千多个“不响”除了作为方言表现力的注解，更深一层地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探寻与无法相通这一事实。作者用沉默表现人物波澜的内心、人性驳杂的本色，那些语言无所法触及的所在，是个体人所固守的荒凉地带。饭局上每个人用琐屑、平淡去打发看似无尽的时光，折射出人在时间空间中的无助与渺小。“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管身体互相依傍却并不在一起，既不了解别的人也不能为别人所了解。”姝华给沪生的信里写道：“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诚，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这番话将人生的无奈与悲哀尽现眼底，但也就是这位年纪轻轻就将人生看得如此悲观透彻的文艺女青年姝华，在去东北插队后，几年里杳无音讯，忽然回来的她精神失常，令亲友愕然、惋惜。但客观来讲，相比较同龄人，她倒是显得并不孤单，她有人情上丰厚的收获，在插队的地方她很快地嫁人、生子，而不是像许多知青那样在艰苦的岁月里只能行单影只。他们向往异性，同时又畏惧，用拒绝的方式表达隐隐的期待。这种无性方式交往的方式有着时代和历史的双重原因，那时盛行的文化潮流是反性、反爱情的，受这种影响最深的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在一个社会群体里，个人情欲不止代表个人，更负载了同时代人类的普范价值。男女之情所引发的一系列悲欢离合，既是个体意义上的自叙传，也是群体意义上的风云史。其实不止是阿宝、沪生、小毛和他们的同代人，当下的我们也是一样，负载着有自我烙印的孤独标签，“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故事的结尾，沪生与阿宝在苏州河边漫步闲谈，听见一家超市里，传来黄安悠扬的歌声，“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作者用以结束故事的歌词，带着它明朗的喻意，给读者以无尽苍凉的启示。

王琨中山大学

注释：

①②徐鹏远：《第9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及得奖作家获奖感言》，凤凰文化，2015年9月30日。

③张爱玲：《流言自绘插图纪念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 年，第25页。

④⑤⑦⑧⑬⑮⑯⑱⑲⑳㉒㉓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第89页、88页、开篇、442页、389页、181页、427 页、366页、19页、16页、197页、442页。

⑥转引自赵琴玉：《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与人物》，《涪凌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第1期。

⑨《圣经·传道书1:9》

⑩杨乃清：《金宇澄如何写〈繁花〉》，《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8月。

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⑫⑭严彬：《金宇澄文学访谈录：上帝无言，细看繁花》，搜狐公众平台， 2015年9月18日。

⑰奥尔罕·帕慕克：《天真和伤感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㉑毛姆：《月亮和六便士》，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8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