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琨

——以《繁花》为例

王 琨

一

相较于当代的其他小说，《繁花》独辟蹊径，用书面状态的上海话，半文言半白话的叙述语言，作为对百年前旧白话小说的呼应，向我们证明了当代文学新文体试验的可能与可喜。在当代，以普通话为基底的白话小说已成为人们的阅读习惯，而作者“金宇澄遥承近代小说传统，将满含文化记忆和生活气息的方言重新擦亮，反复调试，如盐融水般汇入现代汉语的修辞系统”。上海话的《繁花》不止是上海方言书写的成功，它在社会上产生的强烈反响更预示着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一种新可能。而这种新，又遥应着古典的“旧”。对作者来讲，上海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它的喧哗骚动沉默无言，让我感悟到城市和乡野密不可分，同样是普通生活最重要的聚集地，同样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断积累和最忠实的表达，需要作者投入更多的热情和感情，让我明白城市主题同样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虽然中间曾在东北插队八年，这漫长的告别，反而令作者对上海的感情在回忆中更加深厚。就像张爱玲所说，“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二

《繁花》在最为平实的日常情节描画中，展露了上海普通人和上海这座城的独特韵致。然而在现实中，上海风情正随着现代化的侵蚀而渐渐消逝、走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