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鹏程

——评吴子林《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

寇鹏程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微存在”横扫一切的时代，在碎片化视觉离散无感的“后理论时代”，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研究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又该何去何从，这正是眼下人们非常关注但又普遍感到迷茫的一个现实问题，亟需得到回答。吴子林先生的新作《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一书正好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广阔的“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生态图，指出了应对的可能之途，这是一本完全奠基在回应当前中国文学时代挑战的基础上而进行系统反思与研究的理论成果，它的出现可谓应时而生，非常及时，非常有意义。

这部著作海峡文艺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全书由13篇论文组成，其中12篇是2013年、2014年两年在《小说评论》连续发表的，1篇为2009年在《西南大学学报》发表的。这样一部“论文集”与一般的专著相比，似乎“中心”不那么集中，论题不那么凝练，作者在“后记”里也说：不论是选题，还是文体，都不那么“规矩”，不那么“逻辑”，不那么“论文”，它们“或迷离跳跃，或直率清淡，或慷慨激昂，或静默低回”。的确，由于作者本身就反对文学研究过于科学化、体系化的取向，再加上汪洋恣肆的写作方式，开阔的学术视野，旁征博引，随时穿插，引用了300多本书，363个注释，这种纵横捭阖的自由写作连同13篇论文的形式，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误会，以为这本书很散漫，不太好读。但是只要我们对当前中国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这个问题感兴趣，只要我们对阅读不是那么急功近利，只要稍微沉潜下去，就会发现吴子林的这部著作其实是非常用心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都是“个人摸索而得”，作者的问题意识相当集中，主要内容就是两部分，一是揭示当前文学研究、文学创作出现了什么问题；二是指出在当前背景下，我们应该怎样进行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在对中国当前这些文学问题的回应研究上，吴子林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目前最为系统深入、最有独立见解、它是当代文论领域一部很及时而又很重要的著作，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认真阅读。

同时作者这13篇论文也并非完全随性而作，也有一定的潜在逻辑，具有自身的学理性。首篇《“文学的绦虫”——当下文学创作、研究之去蔽或敞开》主要指出当前中国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存在什么问题；紧接着的《“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拥有活力的灵魂”——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或主义》《“奥威尔问题”——汉语文学之语言问题断想》《“重回叙拉古？”——论文学超轶政治之可能》《“安尼玛的吟唱”——〈格萨尔〉神授艺人的多维阐释》《“你们信仰上帝吗？”——论宗教信仰与写作的质地》《“不可言说的言说”：信仰叙事或神性写作的内在难度》《“作家们的作家”——当代作家创作力探源》《“修辞立其诚”——重建诚的文学》这8篇主要研究怎样才能创作出卓越的文学作品来，涉及作家的信仰、神性写作、理想、激情、语言、政治、现实等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而《“菲洛克忒忒斯的神弓”——当代文学批评的歧途与未来》《“用脊背读书”——重构文学阅读的意义境域》2篇则着重阐发怎样进行文学批评、文学阅读；《“明天会出现什么样的词”——2030年中国文学的可能面相》一篇则展望了未来文学存在样态；最终以《“生命的学问”——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可能向度》表明我们应该怎样进行真正的文学研究。可见，本书是紧紧围绕着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功用、文学批评的基本话语要素，直陈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一本大作，这些对于我们洞察当前中国文学的现状以及寻找未来文学发展之路都具有很强的指示与启迪意义。

一、当前文学领域的问题

通过对当前文学领域的深入研究，吴子林切中时弊，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文学领域存在的几个问题：

1.文学研究的过度科学主义

吴子林指出当前的文学研究正被过度科学化的阴霾笼罩，这些研究过于技术化、专业化，把文学作品当作一个个冰冷的物体“材料”予以收集、整理、分解、甄别、剖析，然后借助一定理论重新装置、分配、分档、解释，往往写出一些纲目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理论专著。这些文学研究者醉心于“理论”的权威性、指导性、规范性、概括性，科学性、实证性、抽象性，文学批评好像是颁布知识体系的演算，这些批评理论往往无视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艺术理论竟然不再与文学或艺术相关，成了理论界自我推演的学问与掉书袋的竞技场，这些自顾自的“高空作业”让不着边际的宏观叙述和繁琐的科学分析成了远离生活实践的空中楼阁。这些科学式的文学研究由于公式化、模式化的归纳，文学蜕变成了体制化的知识体系，文学研究成了标准化、程序化的大生产，缺乏“文学性”，缺乏美感，缺乏审美体验，缺乏敏感与悟性，缺乏生命的润泽，缺乏文化意识与担当感，往往遗忘了人的世界，丧失了人的生命主体性，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论文而论文，最终只能成就干枯的理性主义，窒息了读者鲜活自由的审美体验，沦落为一种机械、僵化的文本游戏，远离了文学的原生态世界，除了可助教学或清晰些观念性知识之外，并没有多大价值。

吴子林在书中对这种蔓延的科学主义之风深表担忧，他认为让文学研究者走向职业化、学院化，文学批评者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之后，文学批评貌似中立科学，在批评中“不置可否”，他们给作品贴上毫无实质意义的理论标签，但掩饰现实问题，不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实质，漠视人的尊严价值，与“社会良知”与“公共关怀”渐行渐远，文学批评成了无关痛痒的“学问”或纯粹的知识生产以及“语言狂欢”的表演，产生大量过剩的正确废话，成了一种“伪批评”。而真正的文学批评不是一门“职业”，而是一项满怀“爱心”与“理解”的工作，怀揣理想，满含激情，把自己也变成一个艺术家，回归生活，回归现实，完全出自对文学的敏感来发掘培育作家，拷问灵魂，净化心灵，启迪读者，实现文学批评诗性、社会性与公共性的统一。

2.文学研究的过度功利主义

文学研究的另一大弊端是过度的功利主义严重侵蚀了文学研究工作者的肌体与心灵。一些文学研究者在当前的职称机制、课题机制、评奖机制以及绩效机制之下，被功利主义学术牵着鼻子走，他们被学位、职位、职称、奖项、福利等夹击得面目全非，选择“消费学术”“商业学术”“会展学术”“官本学术”来研究文学，成天为了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基地、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评奖、人才工程等奔波忙碌，文学在这种过度利益化的研究中只成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没有了文学研究的反思性、批判性、独立性、思想性、审美性、纯洁性与严肃性，丧失了文学研究的理论品格，这种文学品味的丧失导致文学研究品格的下降，导致了文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偏离。

3.文学创作的空洞化

而在文学创作领域，当前中国的文学创作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作家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下降，崇高感式微，作家批判性的锐气、勇气与豪气丧失，他们往往沉浸在过度自我主体性的追逐之中自娱自乐，日益脱离了真切的社会现实，脱离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终极关怀，作品越来越空洞化。在《“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拥有活力的灵魂”——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或主义》中，吴子林指出面对当前中国这样一个光怪陆离魔幻般的世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太多的假象，太多的谎言，作家的使命就是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这个现实世界抗衡，就是对匮乏、残破现实的象征性修复和疗救，用语言击碎这些假象，戳穿各种谎言。于此，作者还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余华所谓怀着“空白之心”去写作，怀着“空白之心”去阅读的观念。吴子林批评余华将对人的终极关怀简化为“活着”，仅仅“为活着而活着”，至于为何活，如何活，活在何等境界等问题都暂付阙如，这样的作品在恢复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信心上无所作为，这是必须批判的。为此吴子林特别希望作家们拥有略萨一样的“文学抱负”，那就是基于对生活现实的质问、拒绝和批评，虚构出别样的生活世界，以代替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所以，作者认为相比于所谓“全球化”或“电子媒介”的“挑战”，文学真正的危机是来自以文学为“职业”者的内在心灵的锈蚀，来自于文学工作者本身“文学抱负”的丧失，来自于文学家对文学基本信念的缺失，在此，作者对于文学崇高使命的呼唤跃然纸上。作家必须面对现实，同时必须承接传统，才能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源头，才能不虚飘空洞。

4.文学创作的利益化

吴子林所批判的文学创作领域存在的另一大弊端就是在当前市场经济冲击与新媒体盛行的背景下，作家全面向市场经济的投降。很多作家被荣耀的头衔、昂贵的名牌、过多的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所吸引，而在精神上不知不觉地变得平庸懒惰，炫耀成功和财富，热衷于传播收集花边新闻和奇闻轶事，沉溺在虚荣奢侈的消费以及垃圾信息里不能自拔，已经感受不到锐利的痛楚和强烈的爱憎，已经丧失了爱与恨的能力，不去批判和反思邪恶力量可能或已经带来的伤害，对于饥饿、贫穷、贫富悬殊、教育匮乏、战争、和平等等无动于衷。他们沉浸在自恋式的自娱自乐，丧失了对于历史社会的责任，丧失了信仰、尊严与文学的理想之光。当代文坛的所谓“黄道”“红道”“黑道”与“白道”作家们，钻营各种迎合之术而利益至上，这样的文坛生态就很难产生伟大的作品了。

除了作家们本身迎合这种利益追逐之外，现在新媒体“微存在”的社会形势也加剧了文学的分裂，加剧了这种利益的角逐。在《“明天会出现什么样的词”——2030年中国文学的可能面相》中，吴子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未来文学生存的环境，在那时光盘、网络、手机、电子书、ipad等新媒体当道，文学事业变成了更大的“产业”，从上层建筑变成了经济基础，成了“符号经济”的主体，变成了“去魅”的“手艺活”。文学创作成了创作团队流水线生产的产品，在资本市场公然交易，“文学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时的文学生产者更是完全没有了大沟壑、大气象、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大感悟，仅仅格式化地码字算账而已，复制、因袭已经成为常态，文学完全按照娱乐规则、技术规则、商业规则进行裁剪。这样一幅繁忙的文学生产场景更像是一个工厂大生产，如果任由这种局面自由疯长，文学的前景恐怕更为惨淡了，我们期待的审美的、伟大的、厚重的文学巨作恐怕更是一场春梦了，“文学终结”也不是耸人听闻了。

二、理想的文学

吴子林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自己对于文学的理想。他特别强调在这样的时代，文学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了自己应有的尊严，作家必须仰仗人的精神、灵魂以及事物的内在因果，仰仗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想象力，写出生活中被掩盖的精神。作家必须把握真正永恒的人类问题，所谈论的事物必须与人们关心的问题有所呼应，贯注对人命运的关怀和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态度，不用虚情假意去刺激读者的泪腺，而是要触及人的灵魂，触及自己的病灶，让人们拥有他们所不甘心过不上的生活，享受比我们眼下更多的生活，观看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作家必须要立志作“文学的鲸鱼”。吴子林在书中对作家寄予了崇高的期待，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灵魂寻找形式的活动，作家是人类自由本性的捍卫者，抵御外在权力中心和利益中心的诱惑，他们以切心的疼痛和热血灌注自由和想象的翅膀，以人性的造型和理性的高度，叙写温润、富有生机的生活场景，以心换心，以灵魂面对灵魂，化小爱为大爱，从而成为民族精神的脊梁。

在吴子林看来，文学艺术不是一般的儿戏，不是赚钱的工具，不是谋生的手段，也不是自我的发泄的渠道，文学艺术是生命、情感和意识的符号性表现。文艺用语言、结构等传达出一种远远超出形式自身的意义，在我们身上唤起、强化、保持着一种蓬勃的生命感，使人类的自我本质得以无限提升。文学给我们提供某种意义或启示，因为它不是展示这个世界，而是创造另一个世界，文学艺术是对一种可能生活之观念性的实现与过程性开启。文学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看穿这个世界，引导我们去思考最深奥难懂的东西。文学教导我们去理解存在的意义，个体和集体的命运、灵魂，以及历史的意义与虚妄，带给我们美的享受。文学要为我们探寻能够超越一时之社会需求及特定成见的某种价值观的道路。在民族“共同文化”与“共同心理”的形成过程中，文学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如荷马之于希腊，但丁之于意大利，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歌德之于德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文学是民族文化之根。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也就没有了梦想，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勇气，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民族魂”。

正是面对文学如此重要的位置，吴子林指出，对当前作家、文学研究者而言，最为迫切的就是回归身在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回归人之生存的文化精神，使创作与研究都建筑在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之上而得以“生命化”；与此同时，融入传统的感悟思维，重视涵咏、体贴、体认等；用自己的精神陶冶熔铸，建构既内蕴了切身体验、流淌着民族文化血脉，又充分吸收域外文化之长，能适应文化交流、对话时代的中国文学价值体系。在《“生命的学问”——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可能向度》中，吴子林高度肯定了胡河清“中国文学的守灵人”式的文学研究，以文学为生命，以生命为文学，用文学顽强地抵制尘世的枯燥与贫乏，静享内心的蓬勃与丰富，不西化也不学院化，成就了一种生命的学术。充溢在这部书里关于文学价值的关键词是“生命”“情感”“意义”“现实”“超越”“灵魂”“永恒”“终极关怀”“审美”“崇高”“人文”“历史”“使命”“理想”等等，作者把文学家看作“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看作我们走出黑暗的“明灯”，作者还是以文学为希望，以文学为信仰，对于文学还是抱着这样“古老的梦想”，还是抱着这样崇高的期待与高尚的理想，这激发了我们对于文学的雄心与信心，给了我们力量。

三、文学理想的重要维度

不管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在文学的世界里都不得不谈文学与语言、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信仰、文学与神性、文学与传统、文学与作家人格等文学自身所涉及到的最重要问题。吴子林在书中基于对中国当代文坛现状的分析与自我文学理想的感召，对这些影响文学价值观的核心维度都一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建构了自己的文学观。

在《“奥威尔问题”——汉语文学之语言问题的断想》中，吴子林着重指出文学本来是语言的艺术，正如汪曾祺所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但是当前的中国文学语言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第一是语言揭示现实的威力弱小，他从奥威尔问题入手指出文学语言可能堕落成为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和蛊惑人心的艺术；而现代媒介又制造“制造共识”与“操控共识”，创造所谓的“超现实”，这使得作家作为一代人的良心的使命不复存在。文学语言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文学语言与文化传统分离了，语言本来是文化的积淀，但现在具有汉语文化传统美感的语言少之又少，一种富有人类感情与文化表情的汉语文字几不复存在，因此他希望当前作家能执着于历史的远景与理想的远景，接续传统，面对现实，为时代、为民族、为人类而文学。而文学与政治，是任何一种文学言说都不可能绕过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面对当前出现的文学再政治化、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重建文学的政治批评、建构文学政治学的声音等问题，在《“重回叙拉古？”——论文学超轶政治之可能》中，吴子林指出文学的生命在于质疑和探险，作家既要提升对社会现象的思考质量，又要坚守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文学的政治作用应该以审美为中介表现出来而不是直接的政治，文学的审美形式，一方面将外露的思想锋芒转化为内敛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则为“元政治”的立场提供审美屏障，使之超越了实际的党派政治视野，提升为具有相对普遍性与永恒性的审美存在。在坚持“历史”维度与“人文”维度的双重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把政治的归于政治，文学的归于文学，思想的归于思想，历史的归于历史；捍卫公共领域积极生活的尊严，反对自以为是的沉思生活，坚守知识生产的自治领域，理性批评社会制度、固有权威，以转移时代的学术或社会的风气，以此建构“超轶政治”的空间。这些见解可以说既是现实的，又是合理的；既是理想的，又是理论的，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吴子林坚信文学家是一群用生命追逐梦想的人，他们以直觉、象征等独特的方式表达人类最难以言传的情感和内心体验，因此他特别重视作家的神性与信仰的表达。在书中他有《“安尼玛的吟唱”——〈格萨尔〉神授艺人的多维阐释》《“你们信仰上帝吗”——论宗教信仰与写作的质地》与《“不可言说的言说”——信仰叙事或神性写作的内在难度》来探讨宗教、信仰以及神性写作与文学作品境界的问题，足见他对这一问题情有独钟。他以格萨尔神授艺人的传唱表明在安尼玛的演唱中，往昔与现实、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交融，共同营造了时空俱全、立体饱满的审美意味，让人感受到了卓然不凡、灵性流溢的光晕。由此，吴子林对于神性文学表现了一种接受、包容与肯定，认为从根本上说，文学都是神秘的，充满灵性，充满情韵，没有哪种知觉不包含在神秘的复合中，也由此他对巴什拉的“梦想诗学”的“人神相遇”体验的奇特性、超越性也给予了肯定。面对技术进步已经足以毁灭人类的技术时代，能让人为之生死眷恋的东西几乎不复存在，信仰在这时候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所以吴子林在《“你们信仰上帝吗？”——论宗教信仰与写作的质地》中强调我们不能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也因为时代的局势，上帝问题被置入焦点，生命本身超升到神性的生成之中就显得特别重要。神性是一种境界，一种禅语；它涉及美、信仰和上帝，是人类对有限生命的深切诘问，是超验形态的绝对真实。而文学叙事就是在这样时代的一种神性叙事，一种审美提升，一种信仰重置，这是技术时代有质地文学的必备品质。而在《“不可言说的言说”——信仰叙事或神性写作的内在难度》中，吴子林则指出当今世界在过度揄扬科学和理性力量的同时，忽略了另一种思维原则，即信仰和启示的原则，只有自明真理而没有启示的真理，所以文学家就是要以“隐喻”或者说“象征”的方式言说那种不可言说的信仰。他以北村、张承志与史铁生的信仰叙事，探讨了信仰与文学审美性的结合，强调了信仰与中国问题的对接，回到人的真实存在之中，信仰叙事与文学叙事的融合。吴子林这几篇关于神性、信仰与文学的文章，可以说是这本书中较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发人深思，也给人无限启迪，值得重视。而结合当前中国的文学实践与国人的精神现状，就尤其值得重视。

而在本书中另一篇《“修辞立其诚”——重建诚的文学》里，吴子林指出“文学生活”使我们摆脱了缺乏生命力的人和事，充分汲取生命精华，通达广阔、深邃的境界，那么小说的“中心”实际上是小说家主体精神世界的投影或隐喻性表达，是一个关于生活的洞见，一个深邃不露的神秘节点，因此艺术的纯熟技巧打造出的很多作品“看上去很美”，却无法让人“安魂”，由此真正的文学艺术必须放弃外部世界的诱惑而向心灵深处掘进，在孤独中奋力攀向人性的高峰，必须给“断片”时代的人们完整文化的完整智慧，给人们一首真正的“安魂曲”。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指出，文艺领域还存在价值扭曲、浮躁粗俗、娱乐至上、唯市场化等问题，价值引领的任务艰巨迫切。吴子林的这部《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可以说正是在批判当前文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尝试“价值引领”的一部力作。整部作品充满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批判精神与人文情怀，许多关于文学的精辟见解与深刻思想具有现实与理论的重要启示意义。

寇鹏程 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