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天勇

“小说是演绎例外的大师：它永远要摆脱那些扔在它周围的规则。”张好好的《布尔津光谱》可谓演绎着“例外”：通常而言，读者与作者有着某种合谋，那就是对小说故事的看重，著名作家莫言、严歌苓等极力推崇小说的故事性取向，显然《布尔津光谱》不在此列；再者，张好好作为“70后”女作家，似乎也偏离了“通行的”关注欲望与感官的小说写作轨道，反而以“散文画”式结构、深邃的意境、诗性的语言别开生面，汇聚有艺术自觉性的读者的感官与内心进入作者精心构置的那片澄明之境。始读《布尔津光谱》者，一般都会将目光回溯至萧红的《呼兰河传》。两者虽则相隔已逾70载，但确实也有可比性，可以罗列几个关键词：女性作家、边陲小镇、儿童视角、“散文画”式架构、深邃意境、语言诗性、依凭内心的写作等。倘若依此定论《布尔津光谱》为沿袭之作，必然会错过2015年中国长篇小说最美的风景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经过70多载的大浪淘沙，《呼兰河传》已经定格在文学经典的荣誉墙上，笔者不敢妄言《布尔津光谱》已经臻至《呼兰河传》之高度，可以断言《布尔津光谱》经得起时间潮流无情的冲刷。《呼兰河传》的写作动因源于漂泊的乡愁，源于面临“一无所有”的困窘，真似“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直面时间招致的虚无，凭借过往寻觅可以庇护的精神家园。因此，赵园认为，“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萧红也许比别人更逼近哲学”。张好好自乌鲁木齐，至北京，至武汉，也曾漂泊过，如今有稳稳的工作，亲亲的家人，满满的幸福，知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