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艳

论“70后”作家笔下的小城镇青年形象

张洪艳

一、“70后”作家小城镇叙述概述

近年来，“70后”作家以及相关的文学作品引起多方关注和讨论，但对于“70后”作家的研究多集中在其代际身份、尴尬处境、文化场域等方面，而对其文学艺术特质以及文学价值关注较少。与“50 后”“60 后”作家擅长写土地、乡村、文革、过去的记忆所不同，“70后”作家笔下的故事多发生在城乡交界处，更多的侧重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展现。

中国大规模城镇化的过程在某些历史节点上与“70后”的成长历史重合。大多数“70后”作家成长在小城镇，生活在大城市。出生在小镇或者县城，逐步走出小城镇到大城市上大学做工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这些记忆凝结成共同的生命体验，体现在“城镇青年”这个集体群像上。小城镇青年比乡村青年少了对乡土的眷恋，多了对世界的渴求；比都市的青年少了物质享受，多了对精神原乡的依恋。他们敏感、忧虑，且不易被人识破，成年后披着各式各样的外衣在社会上饰演着各类角色，但灵魂和气质仍然属于记忆深处的小城镇。徐则臣的“花街”、鲁敏的“东坝”、张楚的“桃源县”，路内笔下的城乡结合部，魏微和金仁顺笔下的小城，田耳的钢城，艾玛的“涔水镇”等“70后”作家对于小城镇的共同书写，是有着共同经历的文化共同体对于时代之变的共同感受。

二、从乡镇到城镇：被忽略的交界空间

小城镇似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似乎明白，但又似乎说不清。

从行政区域上看，镇是指乡（或人民公社）政府驻地，有些甚至是村（或大队）的驻地，或者是工商业贸易活动为主的居民点，而我们习惯上称的小城镇主要以镇为主，但有时也可能包括县城。从时空上看，小城镇大多是城乡二元格局中的过渡缓冲地带。都市、小城镇、农村形成三元并立结构。由于人口和规模等原因，小城镇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但是随着大规模城镇化的开展，县城都市化，乡镇县城化，小城镇的物质景观在现代化口号的感召下与二三线城市逐渐雷同。从社会关系上看，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描述的“差序格局”“熟人社会”在小城镇中依然存在。小城镇并没有摆脱“乡土本色”，相反乡土意识成为了城镇生活的底色，有别于都市。从社会结构方面来看，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结构稳定，人口附着在土地上，流动性差。而小城镇由于其过渡性的空间性质，接触外来事物的便利条件，社会变迁速率较大。相比于乡村农民对于土地的黏着，小城镇居民则更加自由现代。小城镇特有的经济贸易、不多的文化活动以及城镇户口的优越感，都使城镇居民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土”气。正如逢增玉教授强调的：“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到来，中西方文化急切地交融或冲突的世纪壮剧，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介于城乡之间的小城镇，由于其地理位置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两种文化与文明交汇或冲撞的合适空间，演出了一幕幕人生与文明的悲喜剧。”综合以上，小城镇的整体面貌逐渐清晰起来，小城镇处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是既带有乡土意识也拥有现代身份的双重地域空间。

一直以来，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作为两极对峙式的叙述空间把握着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精神维度，同时其锐利的锋芒遮蔽了其他地理空间的存在。早期农村文化的正统地位，小城镇作为地区的空间想象与农村文化的强势吸引联系紧密。这样造成了文学叙述上的困境与单薄、模糊。但是，在城乡叙述的空隙中也有小城镇叙述的偶尔闪光。只不过，这种叙述往往不被关注，或者不能形成话题。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小城镇作为地域空间书写对象可以在鲁迅那里找到源头。鲁迅的《孔乙己》《祝福》《明天》等小说建构了以鲁镇为中心的城镇意象。鲁镇上的咸亨饭店、鲁府、丁字路等是事件的发生场所，孔乙己、祥林嫂、单四嫂子等鲜活的人物，成为了当时中华民族的剪影，鲁镇也渐渐地虚化为高度概括的乡土中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叶圣陶先生的《潘先生在难中》和茅盾先生的《林家铺子》展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城镇小市民的卑琐处境。沈从文《边城》里面的名为“茶峒”的小山城，以其独特的地理风光和充满善与美的人性体验，展现充满浪漫和诗意的湘西世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沙汀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乡镇小说，《淘金记》《在其香居茶馆里》《困兽记》等叙述了川西小镇的世态民情。师陀的《果园城记》展示了现代性冲击下的破败小城。经过梳理发现，小城镇文学在出现之时被认为是乡土文学的一部分，新文学作家们不约而同地以科学与民主为武器，进行国民性批判。新中国成立之后，小城镇文学有了新的发展，更多地集中于城镇居民在政治运动背景下的人性展示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在古华的《芙蓉镇》中，青石板街，挤密的铺子，互相搭着长竹竿的阁楼、国营商店和米豆腐小摊等共同组成芙蓉镇的人文景观，在作者对芙蓉镇的风俗人情进行了细致展现的同时，也隐喻了国营和私营、集体与个人、权力与欲望的三重关系，政治形势与文化风俗同在，并相互生成。还有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何士光作品里的赶场（集镇）等，既具有南方小城镇的风俗人情，也显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心世态。20世纪初到1980年代，小城镇的描写若断若续地存在，既不是空白，但又似乎没有形成一个话题，只是一个政治空间，反映人物的活动背景，而自身的价值还没有引起关注。

19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到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小城镇在这期间的物质景观和生存景观发生巨大变化，都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迅速向小城镇扩散，其内部景观构成与空间秩序都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经过一番城镇化改造之后，现代都市文化对小城镇居民的强势吸引，使小城镇的地区想象完成了从乡镇到城镇的逐渐蜕变，并且镇与村的差别也得以表现。在王安忆《妙妙》中，十六岁的妙妙是头铺镇乡政府招待所的接待员。她打心底看不起头铺镇，也看不起县城，只崇拜上海北京广州。“现代青年”对妙妙的吸引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对城镇青年的巨大吸引力，含有人的价值实现，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等哲学问题。贾平凹《带灯》以樱镇的乡镇政府为主要叙述空间，胡搅蛮缠的上访镇民与用钱止访的镇政府发生了空间的“错位”，展示了金钱和欲望对当下乡镇中国的腐蚀作用。余华的《兄弟》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自己待了近三十年的故乡小镇，把文革和改革开放两个重要的社会变革放在小镇青年——李光头和宋刚身上加以展现，使大时代的动荡、残忍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中，显示个体命运与权力意志不可抗衡的景象。

从鲁迅到沙汀，再到“50后”“60后”作家，小城镇作为叙事空间逐渐扩展，到“70后”作家笔下，它已经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快速成长为以工业、商贸为主的小城镇。小城镇处于都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既城既乡非城非乡，处境暧昧，文学往往忽略，即使表现，也往往不被关注。但是“70后”作家笔下的小城镇面貌更加复杂，一方面，工厂、街道、交通工具等城内景观成为塑造小城镇青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媒体、返乡者、外地人口等带来的都市想象搅动着小城镇青年们的内心。“70后”作家笔下小城镇书写在展现城镇双重空间的同时，凝聚一代人的生命体验，激活一代人青春记忆。“70后”作家的小城镇叙述逐渐形成为一种创作现象，话题凸显。

三、镇里镇外：小城镇的双重空间

小城镇的空间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城内空间、媒介空间。空间是社会、政治、经济等合力的结果，处于不断地建构之中，而且空间的不断变动可能引发社会变革，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来。城内空间是由工业技术景观带来的。工厂所带来的工业技术景观高速渗透着以前不可跨越的边界，落户在小城镇，与工业有关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活动场所记载了社会嬗变的历史。悄悄出现的三资企业也不断改造小城镇的内部秩序，驱使工业技术流动的不再是集体或者政府决定，而是资本、政治机遇等因素合力的结果。由于这些空间景观的变化，小城镇在本来整体缓慢沉静的气质下，暗涌着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影响着正值热血奔涌的小镇青年。

路内的《少年巴比伦》的故事发生在戴城。主人公路小路有一个爱好就是翻工厂的围墙。他喜欢蹲在墙上俯瞰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把自己从工厂抽离出来，好似体验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墙是一种阻隔，把小城镇世界与外面的世界分割开来，他在墙上凝望的不是行人，而是自己的生活，带着悲观和茫然。后来路小路爱上了厂医白蓝，白蓝告诉他应该去读自考大学，或者上夜大。他轻轻地回答：“那种大学是要自费的。”路小路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他不喜欢工厂，不喜欢当钳工，尽管对一切不满，渴望叛逆，但只能本能地选择现实主义的态度，适应生活而不是改造生活。这两个人代表着可以走出糖精厂的两条不同道路，但却都是崎岖不通。后来白蓝考上研究生之后，决绝地离开了戴城。路小路通过白蓝，看到通向未来的可能性。工厂的围墙已经成为具有空间想象的符码，由围墙分割出的城内工厂与城外世界，分别象征着没有未来的现实世界和通往未来的道路。而主人公路小路蹲在围墙上，既伴随着对墙内颓败工厂的绝望，又带着对墙外世界的希望，在绝望和希望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彷徨。小城镇与大都市，究竟自己的未来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

到了鲁敏的《六人晚餐》中，厂区给人的围困感更加浓烈。在《六人晚餐》中有两个重要的意象：厂区和十字街。位于城北以北的厂区，丰满而拥挤，不仅内部居民成群结队，连厂区热烘烘的空气都带着富足的硫化氢味。厂区就像一只黏糊糊的章鱼，有着巨大的吸附力，成为离开厂区多年的城镇青年的梦魇。十字街位于各种严重污染的工厂的中间地带，恰如厂区的心脏和咽喉，连接起厂区的各个角落。街上的打架、哭嚎、议论大家都见怪不怪，它残存着体力劳动者习惯的节奏，在夜深以后就落下帷幕。十字街像鲁迅笔下的“丁字路”一样没有浓情蜜意，各种暴风骤雨般地变革，蝼蚁般地哭嚎都能在十字街感受到。晓蓝和丁成功的交往从十字街开始。晓蓝成绩优异，是大家眼中的好学生，顺利考上师范发现好学生的标准是能歌善舞、全面发展。搞砸了考研和分配之后，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平庸，不仅她无法接受，丁成功也无法接受。丁成功少年时期有着瞩目的神童称号，高考落榜后跌落神坛，他遭到酒后父亲的毒打，浪荡在街角昏暗的台球厅，蹲在大马路牙子上荒度时日。晓蓝是一道光，照亮了他的生活，成为他的精神依托。他打起精神成为吹玻璃的工人，却使得他的生活被拖拽到更深的泥潭，永远失去了上升的可能。晓蓝嫁给设计师黄新，彻底走出厂区，迈入精英阶层，但她一直处于情感与标准的缝隙之中，无论出席多么高端的场合，她内心总无法忘记丁成功和十字街。丁成功是厂区的殉道者，当知道晓蓝放弃一切要和自己在一起时候，他想到了死，以自己的死亡阻止晓蓝的决定，他不能看到他们之中唯一走出厂区的晓蓝，过自己现在的日子。童年似是而非的兄妹关系，临时家庭的生硬和羞辱，都成为晓蓝和丁成功他们必须离开厂区的理由。不管是路内笔下的工厂还是鲁敏的厂区，都与“改革文学”蒋子龙所描绘的工厂有很大不同，乔光朴当时的雄心壮志不复存在，这些新一代的城镇青年带着世纪末伤感，奋力地要逃离厂区。

媒介空间指的是生产和散布信息的媒介，除了以收音机、报纸、磁带、录像带等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影像空间之外，还有以外地人带来的叙事空间。不管是影像空间还是叙事空间，都带来了美妙零碎的都市想象。这些都市想象以影像为中心，以叙事为基础反过来描绘现实。城镇青年由此建构现实生活的剧本——既包括自己的生活、也包括生活在异乡的、他人的生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阐释了印刷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手段，在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中起到重要作用，媒介空间也有类似影响。“70后”作为看着电视机长大的一代人，他们对九英寸黑白电视机还有着模糊的记忆，许多单位的闭路电视整宿的放着港台录像片。

在路内的《追随她的旅程》中，主人公路小路常常在新华书店买几盒港星磁带，到街道上伏击路过的女孩。他们学着电影里不良少年的样子，拉帮结派，嘴里打打杀杀。单调无聊的戴城、乏味枯燥的学校和希望渺茫的未来在十八岁的节点上与小兽般躁动的荷尔蒙相遇、冲撞、共处。他们都有逃离此地的想法，可又不知道到何处去追寻未来。影像带来的都市想象成为路小路们建构自己未来生活的蓝本，这些影像的观众模糊了现实与虚拟景观之间的界限，他们距离都市生活的直接经验还非常遥远，想象越美妙，内心越躁动。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叙述了一座古朴沉静的小城悄悄发生的现代性变化。最先来到这座小城落脚的外地人是一对温州姐妹，她们开了一家“广州发廊”。“广州发廊”给小城带来了一场旋风般的变革，席卷了小城的大街小巷。它让女人知道生活可以花样百出、争奇斗艳，也暗地里做男人生意。“广州发廊”不仅改变小城理发店的名称，而且带给小城新的生活方式。小城女人们在发廊设计发型，拉直烫发赶时髦，小城男人在夜晚上门。“广州发廊”所带来的都市想象，让人们不仅看到了都市生活光鲜的外表，也见识到了都市中不可言说的内里。路内《追随她旅程》和魏微《大老郑的女人》中的媒介空间带来都市想象改变了小城镇居民生活方式，到了盛可以的《北妹》中，都市想象变成了社会实践。在《北妹》中，钱小红受到同乡的煽动，带着对深圳的美好想象——诗情画意的市容和风度翩翩的男人，拉着好友李思江毅然从县城来到了深圳。可是她和李思江受到同乡的欺骗，只是来到了深圳马岗镇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来不及失望她们就要开始对付生活中的重重陷阱。她们听着邓丽君的歌曲，已经不再幻想都市里的浓情蜜意，在KTV唱着罗大佑的《童年》，想念着从前的无忧无虑。她们想要进入管理严格的工厂以及应付觊觎她们美色的各类男人都要依靠自己的身体，但是钱小红并没有把自己的遭遇看成给定事实的后果，在经历了酒店、发廊、工厂等险恶的工作环境之后，她依然坚持原则，不卖身。小城镇只提供相对有限的生活可能，都市为城镇生活提供一个不断变化的丰富库存，成功地进入城镇居民的生活想象，都市的地区想象有效地解决了小城镇生活经验有限的问题。小城镇上越来越多的人透过可能生活的棱镜看待自己的生活。这一棱镜主要有媒体空间和外地人提供。通过媒体的影像和外地人的叙事形成的都市想象正成为一种社会实践。

在“70后”作家笔下的小城镇叙述中，城内空间的围困与媒介空间的想象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使得新一代的城镇青年从公共的剧场，涌向私密的录像店，从听励志歌曲到哼唱港台流行歌曲。在影像和媒介的不断转换下，他们已经不敢相信历史、文字、语言等负载的意义，他们呈现出浮躁又现实，矛盾又坚定，彷徨又决绝的复杂面貌。对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在时间和历史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刻，未来的不确定和社会的无法预测，使他们对一切感到悲观和不信任。

四、青年群象：彷徨歧路何处是归途

当“70后”进入社会的时候，社会急风暴雨式的变革都已经成为过去，“文革”的终结、启蒙年代的终结，使中国社会生活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确认，使得这代人抛弃意义又深陷意义的追索之中。徐则臣这样形容过自己这代人：“与这一拨更小的孩子比，70后拘谨、忧郁、心事重重瞻前顾后，既不能像80后那样放旷洒脱、坚决不‘信’、放弃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追求，又不愿放弃对60后的‘故事’和‘历史’的遥望。”“70后”作家笔下的小城镇青年已经没有改革文学时期的青年打破常规、独立勇敢的闯劲，也没有“80后”作家笔下青年的孤独造作，他们务实又平庸。面对日复一日的庸常现实，关于“出走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动荡与稳定”依然是无法抉择的命题。根据城镇青年对待城镇的姿态，可以把他们分为以下三种：

（1）行动者。生于小城镇的他们，按部就班地长大，浸染着小城镇的传统与现代。行动者的性格核心是“回望”，他们拥有必须离开小城镇的决心，以及大干一场的理想主义。行动者来到都市当中，带着故乡的记忆和情愫，投身到了汹涌的都市漩涡中。然而都市天生具有着异化功能，工具理性渗透的社会生活处处都有陷阱，使行动者只能漂浮在都市上空，无法扎根于都市肌理之中。他们怀念曾经生活着的小城镇故乡，不断回望曾经生活的小城镇。“回望”既带着对城镇生活的审视又带着对城镇生活的思念。童年的城镇生活渐渐成为了他们抵抗现实生活的精神原乡。阿乙《模范青年》中的艾国柱和周琪源是两个性格迥异的小城镇青年。他们一个无君无父，不惜放弃一切也要到都市中去，另一个勤奋克己，屈从父命，留在小镇。从小城镇出走的焦虑几乎笼罩着每个城镇青年，艾国柱和周琪源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人，都是希望从小城镇出走的青年。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叙述的是来到都市中的行动者的“回望”状态。刚刚出狱的敦煌一直惦记着他的同伴保定，怀着朴素的想法准备挣够了钱救同伴出来，即使是一名卖假证和盗版光碟的不法人员，他依旧诚恳认真地生存着。他用一种原始式的行进方式——跑步，穿梭于中关村附近卖碟，显示了一种都市中不存在的“野性”，与中关村所代表的科技、秩序与规训形成一种张力场。为此她不惜与相恋多年的男友旷山吵架闹分手。到了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这些行动者开始了一场集体返乡之旅。从十二岁离开花街读书工作的初平阳、反叛父亲放弃教师的稳定生活的易长安，因负罪感漂泊在外的打工者秦福小，到完成父母心愿成功变身北京户口的杨杰等，这些漂泊在外的行动者带着对都市生活的反思，渐渐地意识到故乡包含在世界之内，是更高层次的“到世界去”。

（2）隐匿者。隐匿者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边缘、孤独与精神困境。小城镇的城乡交界性质，以及环境的灰色和混杂成为各类隐匿者的天然保护色。隐匿者拥有各式各样的职业，有的是挣扎在社会的底层，有的是小城镇中不得志的小人物，他们消极悲观，卑微低调地生存，但是绝不煽情。隐匿者隐匿在日常生活之中，被排除在城镇主体之外。艾玛的《人面桃花》《一只叫得顺的狗》《米线店》等作品描绘了改革开放后涔水镇。足浴店、美发屋悄然出现，带来了一大批外地女子，她们身穿吊带衫、妆发浓艳，成为涔水镇居民悄悄议论的对象，也给小城镇的传统婚姻伦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小城镇传统伦理已经解体，法制伦理还没有深刻进入城镇的日常生活，城镇居民渐渐失去了社会安全感。在田耳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中，盗贼钢渣藏身在钢城，潜心研究炸药伺机抢银行，却爱上楼下理发店主哑巴小于。钢渣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杀死了小于的哥哥，知道真相的警察老黄，在除夕之夜看着小于一个人的张灯结彩，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疲惫之中。走投无路的钢渣对于活着的焦躁，哑巴小于失语的痛苦，憨厚老实的于心亮意外被杀，都让老黄洞察到个体生存的焦灼感，但是他却对于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只能悲悯地远远望着小于一个人的张灯结彩。

（3）归化者。归化者隐忍克制，原本的性情本色被压抑在内心深处。他们有的是从乡村搬到小城镇的乡下人，带着挥之不去的乡土身份和总被践踏的自尊心，踏实敏感过着自闭生活；有的是寻找生计的外地人，勤劳踏实扎根在小城镇。这些归化者的过往历史成为缠绕其一生的牵绊，随着时间地流逝，这些历史渐渐地被小城镇特有风土人情同化在内。艾玛《路上的涔水镇》中的梁裁缝，因为娶到了李兰珍做妻子在涔水镇扎根，他们住在岳父所分的房子里，开了一间裁缝铺。梁裁缝衣衫整齐，面庞干净，努力划清自己与乡下人的界限。镇上妇女不经意的玩笑，时不时会刺激到他敏感的内心。农村户口带来屈辱让他抬不起头，即使他比镇上的很多男人勤劳肯干，可还是抵不过几张粮票。鲁敏的《逝去的恩泽》讲述了已婚的陈寅冬由于在西北打工认识当地的女子古丽，在陈寅东去世之后，古丽和他们的儿子达吾提由于经济窘迫来到东坝投靠陈寅东的遗孀。本应是一场你争我夺的伦理大戏，但是红嫂宅心仁厚地收留了丈夫的情人。古丽的自由奔放，热情不克制，红嫂善良朴实，二人在日常相处中互相影响互相同化。本先可能由于抚恤金所引发的争夺大战，也被二人温情无私的人性之美悄然化解了。鲁敏意在展示东坝人的本真状态以及人性的美好。不管是艾玛笔下的“涔水镇”还是鲁敏建构的“东坝镇”，了无生趣的小镇现实，让镇民们对待迁徙者和侵入者有数不清的新鲜感，而小镇也用自身的伦理感把迁入者包裹同化在内。在这里，伦理感并不是以一种道德制裁的面目示人，也不是以吃人礼教的面目出现，而是一种辅生共存，维持一种分寸感的关系。因为对人的尊严与伦理感的重视，小镇从而成为一个揉合了作家记忆，投射了对理想生活、道德状态想象的精神空间。

五、结语

“70后”作家们通过小人物、小场景的构建，既承接了鲁迅笔下“丁字路”意象的叙述，又开拓出不同于改革文学的“工厂”意象。通过一个个具有时代病的青年形象的刻画表现出“70后”青年普遍迷茫、浮躁的精神面貌。

不管行动者、潜伏者还是归化者，他们的群体面貌就像城镇这座空间一样，不再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而是多种文化共同角力的结果。鲁敏笔下的晓蓝和丁成功、艾玛“涔水镇”的崔木元、徐则臣“花街”的初平阳、路内“戴城”的路小路等人物虽个性迥异经历不同，但是从城镇出走的焦虑都曾困扰着他们，相比于《人生》中高加林、《平凡的人生》中孙少平等乡村青年为了摆脱贫困屈辱的农村身份而进城，城镇青年更像是被小城镇了无生趣的无聊现实所打败，被眼花缭乱的都市景观所吸引，但是曾经出走多年的少年后来发现，曾经生活的小城镇已然成为他们抵抗世界的精神原力所在。

“70后”作家笔下的小城镇青年形象蕴含着一种深层城乡二元结构，与他们的都市书写互为镜像。徐则臣笔下“花街”与“北京”，鲁敏笔下的“东坝”与都市，魏微笔下的小城与都市，盛可以笔下的城镇与都市等，集中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禁锢与自由、价值寻找与价值迷失的青年生存状态。与沈从文等五四新文学作家相比，这种城乡结构不再是二元对立式的对比结构，“70后”作家更希望在城乡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成为出走多时的小城镇青年的一种精神支撑力量。

“70后”作家对小镇青年形象的塑造，蕴含着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是自我视角下的对自我形象的一种反拨，是确认个人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体现出“70后”作家在被遮蔽中自我呈现和发声的意义，对于“70后”作家身份的自我定位以及共同历史空间的营造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期中国小说的时间研究（项目号15BZW168）的阶段性成果。

张洪艳 河南师范大学

注释：

①逢增玉：《文学视野中的小城镇形象及其价值》，《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②朱宇：《51.27%的城镇化率是否高估了中国城镇化水平:国际背景下的思考》《人口发展论坛》，2012年第2期。

③路内：《少年巴比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④“1972年，上海飞跃电视机厂研制成功9寸黑白电视机，1973年投产。”沈榆，张国新：《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

⑤徐则臣：《70的写作及其可能性之一》，《山花》，2009年，第3期。